由张国立亲执导筒并主演的献礼剧《中国1945重庆风云》在北京、重庆卫视开播后反响不俗。该剧被誉为电视剧版“建国大业”，但与电影《建国大业》不同之处在于摆脱了电影篇幅的限制，在细节上更加细腻。总导演张国立在拍摄期间，对于史实非常认真，哪怕一场戏都不容出错。一定要亲自查阅历史书籍，做到真正的还原历史。
记者：拍摄《中国1945重庆风云》您作为总导演和主演，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张国立：我在认真研读剧本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东西是不容忽略的，比如日本人是哪一年投降的？原子弹哪一天扔在长崎，哪一天扔在广岛，日本内阁投降之前又出现了什么事，这个事情对重庆谈判的影响力是什么，什么时候蒋介石发的第一封电报，什么时候毛主席回的第一封电报，这个不容有一点误差，在这方面我很欠缺。我后来也是要去读历史资料，要去看这些。甚至还出现过误差，比如，我们有一个戴笠的军衔问题，我们看了一本书叫《军统戴笠》，这本书有一张戴笠的照片，挂的是中将军衔，于是我们就认为是中将，后来我们发现，史实上，戴笠是死后才授予他中将军衔。怎么办？已经按照这个拍了，我们就想这个照片的来源是哪，于是就找各种资料，后来发现那时国民党的军衔还比较乱，因为戴笠觉得军统是一个中将级别的单位，所以他自己就在内部给自己挂了中将的军衔，但实际上国防部并没有授予，所以他一般都不穿军装，都穿西装、中山装，就是因为他级别太低。我们通过这个就了解到历史上很多小资料。所以我们就得重新拍，已经错了，不能再错。还有一些类似的小错误，我们都在尽量的改正、弥补，当然也有一些和原来不同的东西。我想说每一个时期对历史都有一种解读，我们现在拍的也可能会有和以前不同的东西，但我觉得都是在这个范围内，不是一个假的、无中生有的。
记者：您拍摄时想把这部剧的基调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张国立：没有做过这种主旋律的戏，第一次，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有时候想把这个戏做的怎么好看，其实在一个历史的事件上，有些都显得很薄。后来在不断地摔打过程中，我们是想拍一个反映那个历史时期的两个阵营，国共两个阵营，谁更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把中国从战争这个泥坑中拉出来，带领着中国人去进行经济建设，实际是这样的一个较量。很显然，1945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的一个重要的谈判，并且从那时开始我们的解放战争打响了，原来都是在抗战，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开始了解放战争。短短的四年时间，蒋介石的美式装备在八路军面前土崩瓦解，武器真的是不重要的，更多的是一种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他们当时的那种热爱，用这种热血去带领更多的人向往的一种奋斗，原来的基调是想探索着把它拍得好看，让大家对历史的戏感兴趣，其实看起来拍这种主旋律的戏更重要的责任是尊重史实。在这个时期就要呈现出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解读。
记者：让主旋律拍的好看，您的秘诀是什么？拍摄时有哪些困难？
张国立：我不敢说让主旋律拍的好看，我也不敢说我这部戏拍的就好看，但是让一个戏好看有很多规律。其实我们现在的戏越来越不好看了。因为大家都在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在讲故事，雷同。什么样的题材都一样，又保险又快捷，故事越来越不好看，包括电影。我们这部戏里的主演们还都是很可爱的，这也是成就这部戏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演伟人的这些特型演员都已经是轻车熟路了，革命历史事件他们也是如数家珍。说道困难，每一个戏都有困难，但是过去了就忘了。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要更大限度的尊重历史，恢复历史的原貌，有很多景都是照着历史的照片去恢复的。而且我们在淮来搭延安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下雨，等第二天我们再回来拍戏的时候整个窑洞都给冲没了，还得再搭。幸亏当时跑得快。
记者：都说主旋律的难度很大，您为什么激流勇进当这部戏的导演？
张国立：作为一个老演员、老导演，对历史进程中的事件应该有一个态度，我们公司也一样，在这三个月的档期内，明确的说就是要播这样一个题材，我们有这样一部戏，中宣部一共推荐了十部新剧，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老一辈革命家年轻的时候，展示他们新的价值观和旧的东西的对抗，到解放以后，我觉得这个历史时期都是通过这些电视剧进行回顾，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
记者：《中国1945重庆风云》是现在的名字，曾经叫电视剧版《建国大业》，这也是几经改动之后的？
张国立：《建国大业》和剧情有所脱节，现在的名字更贴切。这是国共两党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合作。因为这是一个反复被拍的事件，要是叫《重庆谈判》别人会认为是老剧新播，我们就改名叫重庆风云，加上1945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一个转折点，这是日本人投降以后我们所说的解放战争的开始，所以叫“中国1945”为了把当时国家这个大背景加上，“重庆风云”就是直指本剧中的历史事件。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个名字是更贴切的。我们也曾想过叫《风雨同舟》、《建国大业》，后来觉得这些都不是十分贴切。
来源：中国日报网 编辑：袁贺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