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特别的“春晚”。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工人诗人们首次“云集”在一起，朗诵自己的诗歌。实际上，这场“春晚”的名字叫《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与通常诗歌朗诵的地点不同，这一次不是在讲堂、书店、咖啡馆，而是在北京位于五环与六环之间的城乡接合部—皮村的“工人之家”。这里也是举办了三届“打工春晚”的始发地。其中参加这次朗诵会的有三位诗人郑小琼、吉克阿优、老井，也会参加2015年的“打工春晚”。
沿着流水线，笔直而下
我看到了自己的青春
汩汩流动，如血般地
主板，弹片，铁盒……
一一晃过
手头的活没人会帮我干
幸亏所在的工站赐我以
双手如同机器
不知疲倦地，抢，抢，抢
直到手上盛开着繁华的
茧，渗血的伤
我都不曾发现
自己早站成了
一座古老的雕塑
—许立志
《流水线上的雕塑》
诗歌现场
聆听底层诗人的声音
如果说一个月前的余秀华事件将一位蜗居在乡间、得过脑瘫的农妇的诗歌世界公之于大众的话，这次的朗诵会是把数十位同样有着强烈写作诉求和美好诗篇的底层诗人带到了诗歌的现场。
这是一个独特的现场。因为距离首都机场不远，每隔几分钟，头顶就会有飞机轰鸣而过。只能容纳四十来人的空间里，孩子在跑，不时穿过舞台。底下坐着工友、诗友、诗歌批评家，还有参加众筹帮助他们活动得到赠票的陌生人。工人诗人们带着各自的乡音朗诵自己的诗，这些诗篇有的书写老牌国营工厂，有的出自煤矿、工地，还有很多写的是流水车间。这也是首次充分互联网化的诗歌朗诵会，全程通过网络平台直播，有很多人在电脑前真的全程看完了整场朗诵。而朗诵会本身也被拍摄下来，记录于纪录电影《我的诗篇》。
在中国的2900个大大小小都市县城里，生活着2.3亿农民工，再加上有城市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总数约3.1亿，他们是当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宪法上，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真正生活在底层、被边缘化的族群，更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据诗歌批评家，也是朗诵会总策划秦晓宇推算，目前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应在万人以上，稍稍成名者亦超过百人，其中以70后和80后为主力，分布在不同的工种和城市间。透过诗歌，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生活，呈现其中的是转型期中国庞杂的真实面貌。
他们风尘仆仆，穿越大半个中国来读诗。
的确是风尘仆仆。比如巷道爆破工陈年喜的工作地点是陕西一个手机都打不通的不毛之地，大雪封山，他从山上下来要走18公里陡峭的山路。这次本来都打算不参加朗诵会了，拍摄纪录片莫名被矿上给开了，临近春节还没拿到钱。家里家累重，父亲半身不遂，孩子初三，到处都需要用钱。秦晓宇给陈年喜打电话时他的手机关机，辗转通过陕西那边的朋友联系到丹凤县委，找到他们村子村长，通过村长联系到陈年喜的大哥，他大哥又找到了他四弟。“总之，辗转又辗转。”秦晓宇说陈年喜见到他第一句话，“你真的很执著。”
为什么这么执著？秦晓宇说因为这场朗诵会关联着两项更庞大的工作，一个是《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的诗选，一个是同名的记录电影。诗选的编辑出版工作和纪录片的拍摄都还在进行，计划2015年6月左右会初步面世。
引爆契机
这些名字完全溢出视野之外
秦晓宇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的想法最初来自财经作家吴晓波，而这件事最直接的契机是这几年他参与做的北京文艺网论坛。“我在那个论坛上陆续吃惊，就是看到有很多的诗人，你完全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但是投稿的作品特别老练成熟，显然已经写了十好几年了，但是这名字完全溢出你的视野之外。”
秦晓宇开始关注这些人，渐渐发现其实中国的当代诗歌还真的是一个大海，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2013年6月11日至15日，北京文艺网艺术总监也是旅居国外多年的诗人杨炼、香港诗人廖伟棠和秦晓宇赴荷兰参加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这届诗歌节上做了一件事，就是把鹿特丹诗歌节国际诗人作品翻译成中文，文艺网的这些草根诗人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然后两边的人通过网络互相朗诵对方的作品，互相品评对方的作品，互相交流，在网络上做了一下视频，发现点击量很高。”秦晓宇后来在《读书》上发表了《共此诗歌时刻》一文，提到了这些底层打工的诗人。
吴晓波联系秦晓宇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篇文章。吴晓波很意外，他觉得本来诗歌已经边缘化到连知识分子都懒得写的地步，居然还有一些从事重体力劳动、本身每天就没有多少时间、更没有所谓闲情逸致的人居然在写，而且写得很优秀。
“过去二十年间，我走过了几百座工厂，那些企业主、创业者们骄傲地向我介绍工厂和流水线，我和他们怀着相近的自豪感。”整个参与《我的诗篇》诗典编选、朗诵会以及纪录片的吴晓波说， “但是我一度没有看到那些背对着我的流水线上的工人们，直到读到这些诗歌，我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他们的存在。再过多少年我们回忆这一轮制造业崛起时真实的记录，我们可能需要到这些工人的写作中来寻找。”作为当晚朗诵会主持人之一的吴晓波第二天要受邀参加《2015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吴晓波说，这恐怕是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处境。
诗篇样本
两代工人的工厂记忆
这本尚未出版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是一部近三十年工人诗歌的史诗。里面收录了有工人履历的诗人于坚、舒婷、梁小斌、蓝蓝等书写工厂、工人题材的诗，更多的是这批如今依然在一线的底层诗人的诗，后者占了四分之三的比例。
在诗歌批评家冷霜看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舒婷到2014年去世的90后诗人许立志之间，是两个代际的“工人”，两段历史—以80年代和90年代为界线。冷霜的观察是，前一部分的诗人其工人履历很多是国营的工厂，相对来说稳定，但是后面的90年代之后的诗人作为工人或者打工者，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差异。
在于坚的工厂记忆里，“文革”时期的工厂是仅次于乡村的流放地。由前电影演员、画家、芭蕾舞演员、各种旧时代地主、资本家、业主和知识分子的后裔组成的工人是个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秘密艺术学校，“我记得那时候工厂里有写诗的、唱歌的、吹笛子的、画画的、写古体诗的、学哲学的、偷听美国之音的……西方18、19世纪的文学作品在私下传阅。”
但在2014年堕楼去世的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里，富士康的工人是《流水线上的兵马俑》，“兵马俑是被物化的躯体，也是一个殉葬品，同时它这里面又有服兵役也有当牛马的意思，许立志说回到秦朝，就是回到一种高压的准军事化的统治和管理制度当中。”
公共意义
为3.1亿人立言
“去年十一月我在汕头教了一个月书，也在深圳，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肚脐眼，这些人不只是在中国的底层，实际上是在全球化的底层。”旅居海外的诗人杨炼读到收集在《我的诗篇》里边的诗作时很震惊。“这些看起来不是所谓专业的诗人，某种意义上比专业的诗人还更敏感地找到了诗歌的神经和嗓音，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而且找到了自己的诗歌意识。”
杨炼特别欣赏的是一个叫郭金牛的诗人，他写得最著名的一首诗叫《纸上还乡》，这首诗是这位曾经在富士康修防跳网的工人写给他那些跳楼工友的悼亡诗。杨炼将郭金牛的很多诗收在了一部叫《庞大的单数》的诗集中，这部讲述中国农民工的诗集最近已经在英国出版。
在杨炼看来，“诗歌沦为一种专业技巧，沦为一种成熟的小游戏，沦为一种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说、可是又不停地啰啰唆唆在说的东西，这是世界性的一种诗歌的流行病，而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些诗把这一针打在了流行病的穴位上。”
“哪怕这个诗人只是写自己的生活，也是在为他们周围这3.1亿人立言，这是一定的。”秦晓宇希望的是这些来自底层世界的诗歌，它的传播过程既解决诗歌跟社会文化的漠视和疏离，也让大家更加去关注底层群体的命运，“因为资本全球化世界中，说实在的，这个群体的命运是攸关于人类未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
(责编：李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