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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春硬朗黑白写真曝光 再现"古惑仔"时代

陈小春硬朗黑白写真曝光 再现

  近日,陈小春为某杂志拍摄的一组黑白写真曝光,照片中的他眼神坚毅,面容硬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冷峻与感性交织,平添了一种从容大气,举止投足间尽显熟男魅力,极具视觉张力。据悉,陈小春此次受邀拍摄古惑仔二十年专题,与好兄弟郑伊健、谢天华、林晓峰一起出镜,兄弟几人向大家分享了古惑仔时代的繁荣和二十年的真实兄弟情谊。

  以下为杂志专访内容:

  江湖渐远: 古惑仔二十年

  “1956年,石硤尾大火,香港政府为安置贫民大量兴建徙置区。随着战后一代的迅速成长,数以万计的家庭生活在狭小单位,父母为生计奔波,填鸭式教育,使很多少年因此走上迷途。徙置区的球场是他们释放精力的场所,培养古惑仔的温床。” 《古惑仔人在江湖》的开头如是说。在球场被人欺负的主人公陈浩南,拜大佬保护自己,从此走进江湖的腥风血雨。《古惑仔》几位主演从小也在这样的徙置区屋村成长。

  1996年,郑伊健从拍摄“阳光柠檬茶广告”入行已近十年。1993年,拍摄《超级学校霸王》时,摄影刘伟强很喜欢他的表演,说:“以后我做导演,一定请你来演。” 当时顾及歌手形象的郑伊健,并没有想过出演陈浩南。后来被王晶“骗”来,虽不情愿,也只好认真演。

  “郑伊健从第一天开始,拍完镜头都要说,‘我的银色旅途又告一段落了',每一天都这样。"陈小春笑着回忆。

  郑伊健从小性格安静,喜欢独处。虽然读书成绩平平,却不会给家里惹事。“小时候觉得古惑仔不是好人。阿妈叮嘱过,读书不好不要紧,但有三件事一定不可以做:抽烟、交女朋友、当古惑仔。”

  郑伊健谨记父母要求。“屋村有些成群结党的帮派势力,他们在自己住的村里不会搞事,而是捍卫秩序。所以我们邻里街坊都认识,生活蛮太平。”

  在学校,也曾有帮派成员软硬兼施要“踢”他入会,但他死扛,说自己情愿被打,也不就范,最后倒也不了了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永远穿“人”字拖的大佬。 “经常有人跟你说,放心,他罩着你。或者是恐吓说,喂,有人等你放学,死定了你。结果放学,心砰砰跳,左看右看,也没见有什么人。”

  同样在屋村长大的谢天华,在家中九个兄弟姐妹排行第八。“家里兄弟姐妹多,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在周围的山上疯跑,”他说小时候从没觉得孤单,“不需要加入帮派寻找温暖。”

  扮演“山鸡”的陈小春则没机会接触古惑仔——他被爸爸用铁链拴在了门闸边,弟弟妹妹在身边跑来跑去,“如果他不锁我,我可能就真的去乱闯,和他们一模一样。”

  黑帮片的“古惑仔”时代

  1996年,导演刘伟强、编剧文隽根据漫画 《古惑仔》改编成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漫画讲述陈浩南由一个“四九(社团最底层会员)最后成为洪兴社龙头的经历。

  1990年代后期,好莱坞电影冲击、盗版业摧残、东南亚市场的丧失让香港电影业陷入泥沼。“我们做演员的时候,好多前辈都说这行快死了,” 扮演“包皮” 的林晓峰说。第一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在筹拍时就遭到院线老板们的集体质疑,争取到的上映档期也非常糟糕,在圣诞后春节前。但结果出人意料。

  “晚上10点30分,时值香港典型春日,既湿且热,人群早已把人行道挤个水泄不通,有的更涌到马路上。朋友扬手唤我,‘你刚错过舞狮啦’,她说。要走进大华戏院,得持有特别邀请卡,但那可非名人济济一堂的首映。人群中的年轻人,与录影带店,地铁及麦当劳所见的没有两样……那天座上大都是年轻人,穿戴入时,头发染上瞩目颜色,赤褐、酒红的、也有暗淡红的,他们都全神贯注的看戏。”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威尔(David Bordwel)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如此描述《古惑仔》当年上映的盛况。

  电影一炮而红,创下2100万票房。谢天华回忆,首映那天午夜,剧组在旺角一家电影院附近吃宵夜,有人跑来向他们报喜,说观众爆满,一班人马都很兴奋,立刻决定开拍续集,“那时连剧本都还没有” 。

  香港电影素有黑帮片传统,1984年的《省港旗兵》以及其后的《跛豪》《四大探长》《雷洛传》等同类型电影,描写了黑帮枭雄的黑色奋斗史。同时期,吴宇森导演《英雄本色》《喋血双雄》,主人公身在黑帮,却都以英雄形象出现,义薄云天、胆识过人且心地善良。男一号周润发也成了郑伊健、谢天华青少年时的偶像英雄。

  香港影评人石琪认为:“英雄这种传统价值观在危机年头会卷土重来。”吴宇森的英雄片应运而生,《英雄本色》中小马哥句“我不想一辈子让人踩在脚下,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曾经激励了郑伊健那一代等待机会的香港年轻人。

  有一次郑伊健接受文隽访问,说到自己这一代是香港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我极不赞成政府把学生分类,精英学校以外的人就被忽略,如果升学派位派到不好的学校,那里完全是古惑仔集中营。我那间学校还好,算中间。”

  郑伊健曾就读于美孚的圣德肋撒中学,记忆里中学生活很难熬。“老师根本不理会学生,一犯错,就罚抄校规,抄一次要几个小时!总之他们的观念就是,来读这间学校的都不是好学生。我表现不好不坏,因此常被忽略。”一起承担责罚的同学,也成了人生中最早的“患难兄弟”。

  《古惑仔》系列继承黑帮片中的道义标准:忠于老大、为兄弟两肋插刀,但不同以往,这次故事的主角却是初入江湖的一群年轻人。

  文隽曾在访谈说,单一的电影类型已经不足以吸引观众。改编时, 有意将原著漫画复杂的情节删减。兄弟因利益反目、陈浩南因吸毒被罢免龙头地位、洪兴社的江湖地位一落千丈等等,都在电影改编后删去了,留下一个简单纯净的江湖。

  文隽说:“古惑仔系列不像以往的江湖黑帮片,它是江湖片加青春成长题材。所以观众群很广泛。” 青春偶像演绎的流行漫画,全民都进入了狂欢的古惑仔世界。

  暴烈青春与黑色浪漫

  仅凭票房,并不足以说明《古惑仔》的成功。这一系列未能在大陆院线公映的电影,却在地下流行如野火蔓延,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从北方县城到南方小镇,几乎每个录像厅都在放映古惑仔。直到2007年,谢天华来大陆参加湖南卫视《舞动奇迹》时,台下观众欢呼 “大天二”,他才知道这部戏在大陆影响如此之大。而多年后陈小春去台湾,他遇到了这一幕:“有一天喝完咖啡,出门有两排人叫:我们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说拍戏而已,他们说不是拍戏,是真的。我说谢谢谢谢谢谢,两排人鞠躬鞠躬鞠躬。”

  《古惑仔》大多在热闹喧嚣的铜锣湾、湾仔拍摄外景。摄影出身的刘伟强擅长手持镜头,摇晃的画面中,古惑仔们耀武扬威地走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上,动感十足。黑色皮衣,红色西装,闪亮的配饰,怪异的发型,在后现代的都市背景下,像一场魔幻的街头狂欢。

  片中打斗并不血腥,用陈小春的话说:“真实的古惑仔,那种血腥啊,暴力,不只这么简单。绝对不能。我在马路上看过人家真的砍了,真的一只手掉了,还在跑,人家还在追。”

  相比传统武侠剑法的飘逸和吴宇森枪战画面的暴力美学,街头砍杀是一片模糊跳跃的红色兴奋。跑车、别墅、金劳力士,古惑仔的世界也是物质极大丰盛的乌托邦,那是他们离开屋村,团结打拼后到达的彼岸。

  观看《古惑仔》电影像是一种仪式,对社会既定秩序的一种无伤大雅的集体冒犯。每当片中代表社会权威的人物沦为例牌笑柄时,座下便爆发哄堂大笑。亚洲金融风暴和九七过渡倒计时的压力下,香港人普遍陷入焦虑。影院黑暗中两小时对都市文明的僭越和放浪形骸,让这些焦虑多少能得到缓解。而彼时大陆的小镇县城里,一个个被高考、恋爱、贫穷折磨的青少年,物质欲望和暴力冲动也在闷热的录像厅中得以发泄。

  虽然生活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每个人内心对英雄的渴望从未消散过。生存的压力、躁动的青春,对未来的渴望迷茫聚集在年轻人心中,他们渴望加入一个群体并受其庇护,以打破现有游戏规则和官方秩序,满足偶然的出格。

  《古惑仔》系列的英文译名是Young and Dangerous。危险,是古惑仔上位征途上的必经考验。浩南经历了大佬B、女友苏阿细、兄弟大天二的惨死之后,成为了铜锣湾话事人。每一次这样的情节,都是片中感情戏最重之处。会合的散摊、嘉年华气氛的散去,以及马戏团拔营之后的荒凉,是浩南要独自面对消化的,也是长大后的观众们回味最多的。

  消失的光阴

  在香港公共场地拍戏,需要向政府申请,但经常申请不到,只能尽量抓住机会。临场有任何状况,就是剧组团结面对的时候。《人在江湖》的一场夜戏:湾仔街头,浩南带一众古惑仔在桑拿门口砍人。“摄影机都在暗处,导演让我们拿着道具刀冲出马路,结果谁知道真的有个人过来抓住陈小春,差点拔枪,”郑伊健回忆。 那是一位正在休假的警察,见到街上突然冲出来一群古惑仔就上前制止。

  谢天华也对这场戏印象深刻,“他只有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勇敢的站出来,我很佩服他。但导演又没有喊停,看着他的样子,心里觉得很好笑。”

  郑伊健和谢天华同为1967年生人,入行二十多年,都坚持着一份认真。郑伊健中学刚毕业,还没有参加艺员训练班,在工厂、快餐店都工作过。“我做零件扳工的时候也很投入,那样过得比较充实,自己也有成就感。我很喜欢日本,再小的工作也能做得出神入化。” “也许我们那一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所以从来不敢要求什么,只能做好自己。”

  谢天华至今仍感谢拍摄《古惑仔》的机会。接拍这部之前,他是舞蹈演员。“跳舞毕竟很难跳一辈子的,开始演戏,算是打开了另一扇门,从此也真正爱上表演。” 第四部《战无不胜》,“大天二”被敌人陷害,从楼上扔下摔死。这场戏谢天华主动要求不用替身。

  “那个坠落的镜头是没剪辑过的,很大挑战。年轻贪玩也是真的,被细细的一条威亚,吊到五层楼那么高,向下看还是很害怕的。镜头要一直跟着我,我被威亚放到距离地面大概一尺的时候,收住,再直接放下来,画面里看就是一个人直接从五楼掉下来的感觉。”

  角色的成功也给演员带来困扰。电影上映后,谢天华在街上遇过古惑仔寻衅找他打架,“还有一次,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见到我就把孩子拉到身后,用很警惕的眼神看着我。当时心里不高兴,想解释,后来想想是好事,说明演成功了。”观众难免把对角色的感情投入在演员身上,“到演完laughing哥,打车也容易了,去街市买菜都会便宜些,在茶餐厅还有人请吃饭。表演被认可,这就是做演员的成功感吧。”

  “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陈小春如今还在纠结,“我街上碰到一些刚坐完牢出来的人,他们说鸡哥,鸡爷,我很喜欢你,从小看你电影长大,我有今天都是谢谢你啊……我要谢谢这两个角色,韦小宝跟山鸡,它们让我有今天这样有成绩。他们还记得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演员是很开心的,但他们之后遇到的,不关我事啊”

  另一次,他去参加香港一个颁奖典礼,“出场时,一个很出名的导演,突然走过来说:别以为古惑仔了不起啊。我没有啊导演。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一刻。我做错什么了,我只是个演员而已啊,剧本不是我写的,拍不是我拍的,我只是演一个角色,我有错吗?”

  近二十年后参加节目时,他们还在解释“不是坏人”。郑伊健有时会委屈:“我们本身是歌手,但是拍完《古惑仔》,很多机构顾及形象,不会找我们合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提到这个角色都很敏感。”

  “如果非要说《古惑仔》教坏人,那爱情片也会教坏人,儿歌里还有死亡情节呢:两只小鸟跌下水,跌下水……”林晓峰说,两个儿子八九岁时,就已经给他们看过这个电影了。“他们知道自己爸爸是做演员的,懂得什么是演戏,什么是真实。”

  江湖险恶

  为求逼真,《古惑仔》不少场景在真实帮派聚会的场所拍摄,同时也请来曾经有社团背景的人士担任顾问。吴志雄,扮演浩南的大哥,大佬B,退出江湖之后开始演艺事业。谢天华说大佬B在片场经常向演员介绍古惑仔的手势、语气,“还要背很多黑话术语”。陈小春说,导演和编剧经常要请教大佬B,“有些情节就是大佬B的真实经历改编的……现场有很多类似像古惑仔的人群在。有一场戏,我们在聊天,后面有一大堆人,以为是临时演员,后来才知道很多是大B哥叫回来小弟。”

  吴志雄在八十年代已是铜锣湾的话事人,负责铜锣湾、湾仔的赌档,职位是426双花红棍。后来生意失败欠下巨债,退出江湖。

  吴志雄做过不少黑帮片顾问,扮演黑社会大佬,却反感黑社会文化,并不认为黑社会有道义可言。他曾在访问中慨叹: “在江湖打滚,得到的是身上几处伤痕、刀疤,还有一个恶样!” “黑社会能给你的就只有三个字:黑社会!”

  九七后,香港的各种周刊上,关于黑社会的内容,仍是娱乐八卦之外最吸引眼球的。常能见到类似《沉寂三年 新义安部署大反击》《油尖旺江湖夜宴》这样的专题报道。黑社会文化和帮派概念虽已渐弱,仍作为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流传着。

  香港开埠后,便逐渐开始有帮派南下躲避清政府管制,逐渐发展出香港的江湖文化。1949年,难民潮涌入香港,人口激增之下,香港仿如世界尽头文明终结处,贪婪、狂暴,植物凶猛,动物失序,物种竞逐,常态颠倒。也就有了香港黑帮枭雄电影的故事背景。

  1970年代,随着几大贪污案终结,廉政公署成立,香港的法律、秩序编织成为一张越来越严密的网络。但八十年代制造业兴旺,经济发展和大陆改革开放,给黑道和白道带来同样的商机。“那时候生意好,尖东一带酒吧、夜总会,赚小费都有得捞(有得赚),”一位前帮派成员回忆。

  金融风暴席卷,已无豪客一掷千金。到零三年非典过后,最多富商帮衬的尖沙咀大富豪、中国城等夜总会生意一落千丈,濒临结业。如今尖东最旺的铺面已不再是娱乐场所,被金店和贩售奶粉的药房取而代之。同时间,2004年朗豪坊等大型购物中心落成剪彩,也让原本盘踞于旺角砵兰街一带的莺莺燕燕作鸟兽散去。红灯区已成历史。

  财源干涸让黑社会日渐衰落。除了传统的黄赌毒生意以外,小巴运输业、殡葬业、垃圾回收业等等,都有帮派势力渗透。黑社会让吴志雄见识到,有钱就有朋友,没钱就没朋友。

  吴志雄现在向别人讲黑社会的历史,也是劝人明白黑社会真实的一面。他慨叹:“道义两个字,以前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现在没有了,现在的黑社会是不懂理解的,不会讲义气,而是儿戏。”

  有前帮派成员表示,以往活跃在低下层的黑社会文化,早已荡然无存,就连帮会中人,也不再尊重社团。“以前古惑仔,挣到钱都会交一份给社团,社团才有钱筹办红白二事,或者出钱和其他社团打仗。现在,古惑仔都自己挣钱自己花了,哪有人维护社团。以前出来谈判,还互相尊重对方是什么字头、辈分,现在谁认识谁。”

  对于电影常把江湖人物塑造得威风凛凛,把黑社会的道义描绘得伟大、感人,吴志雄认为: “电影只是梦工埸,是娱乐,并不真实。它把黑社会英雄化、美化了。现实中的黑社会根本没什么义气可言。”

  《古惑仔》之后,2002至2004年,同样由刘伟强导演的《无间道》三部曲,以及2005年杜琪峰导演的《黑社会》两部曲,彻底打破了黑帮世界的浪漫色彩,将黑社会中残酷一面揭示出来,人性、利益与欲望纠葛复杂而深刻。

  友情岁月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看过吴志雄表演的人,说他每次唱起《友情岁月》,都会引得台下一片唏嘘。

  这首歌也是2013年 “古惑仔岁月友情”演唱会台上台下大合唱的经典曲目。兄弟友情,是《古惑仔》系列最为人称道的价值观。戏假情真,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林晓峰,几位演员从几乎陌生到成为好友,都是因这部结缘。

  郑伊健说他们几个人,性格天差地别,如果没有这部戏,估计不会有交集。平时虽然很少见面,各自忙碌,但任何一个人有事需要帮忙,大家都会出来。对林晓峰来说,相交二十年,他们早已成为家人, 都在心里。当年在澳门桥拍砍人群戏时,林晓峰几乎被车撞倒,幸亏谢天华一手拉住,救他一命。

  “当然我们又不是真的古惑仔,朋友之间没那么刺激动荡生离死别,也不会特别跟对方表白什么,” 林晓峰说。他饰演的“包皮”胆小怕事,“这是最接地气的一个人物,身边经常能见到这样一个肥仔。” 小时候林晓峰喜欢踢球,在球队里当守门员,颇有控制场面的大将之风。“但我很尊重队长,就像在《古惑仔》里配合角色需要一样。现在我们五个合作,需要我做配角帮衬,我也没二话。”

  愿意为团队牺牲、为对方付出,是他们合作的基础。“若路上未同伴到底何必称兄说弟,若是任旧同伴跌倒何必一起上路” “朋友情义,随意去说说太容易”“自己知唯知己可以,有苦有难时永不容辞,是知己自己怎可以,到天塌下时各做各事”。不止是歌词,更是他们真心所信。

  二十年,他们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重要变化,为人夫、为人父。 虽然算不上一路同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彼此的感情。共同的价值观,互相尊重、给对方空间,让这段友情的分寸感恰到好处。2013年,五位“古惑仔”再次合作,没有找到合适的剧本,最后决定以舞台呈现。

  几位分别坦言,兄弟情义在今天其实很少见了,观众看到这五个人还在一起,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电影中兄弟情义对男性观众的抚慰,一如爱情之于女性,是精神鸦片,也是凡俗生活的英雄梦想。红馆舞台上,烈焰熊熊,郑伊健把光环归于兄弟:“如果少了这个团队,电影不会这么经典!”

  林晓峰说得更直白:“我们不觉得《古惑仔》是江湖片,它讲的是兄弟情,肯为对方付出,不是牺牲,是心甘情愿的付出。”

  随着全方位数码时代到来,一个只要手机有电有流量就永远不会感到孤独的时代,虚拟的人际关系里,伤害、感动也都轻盈起来。古惑仔代表的兄弟情义已成旧日往事,难以引起网络时代年轻人的共鸣。“过去大家面对面,人情味重一点,看到对方就知道他的笑是不是发自内心。那种感觉是文字、信息传递不了的。”陈小春又补充:“我觉得“诚”比“义”重要、高级。义好像out了。现在说一个人讲义气,不如说他蛮忠诚、蛮真诚啊。”

  郑伊健倒庆幸自己这代人见证了数码时代从无到有一路变化:“从call机到电话,后来发信息多过打电话。” 现在用社交网络业只是工作联系,不会沉迷焦虑。“我们几个用脑电波神交的。”

  陈小春笑言,古惑仔打了人,至少还知道是谁打的,高登仔(香港网络水军)不负责任的骂了你,你都不知道是谁骂的。

  追忆日渐稀少的事物,是对一段岁月的伤悼。比起观众的伤怀,林晓峰反而看得很开:“潮流会在进化中回转。手机从大哥大越变越小,现在又越来越大,但人和人的交流永远会继续,只是形式不同。”

  人们无法放弃兄弟情义的可能, 因为以血肉之躯相对,在真实的冲突和艰难的磨合中,才能更好的在一起生活下去。

  《消失的光阴》唱:“捱过无尽变幻,停手只怕未惯。犹幸有手足撑,何用太早散”。郑伊健说,现在五个人一起在筹划新的合作机会,审慎物色剧本,希望能用现在的影响力去引导观众,而不是一味迎合,“会是一个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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