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第一天，牛津大学教授安东尼·阿特金森辞世，享年73岁。尽管对于公众来说，这位英国老绅士可能显得比较陌生，但在学术圈，他却是鼎鼎大名，素有“不平等问题教父”之称。
就在《21世纪资本论》大红大紫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阿特金森也出版了一部讨论不平等问题的著作《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在这本并不算厚的小册子中，阿特金森教授不仅对不平等的趋势和成因进行了深入思考，还给出了一整套应对不平等的行动纲领。可以说，相比于《21世纪资本论》，本书的议题要更加宽广，也更为深邃。
研究精华的总结
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英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培养了大批学生
早年时，阿特金森曾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米德，并在米德的指引下选择了收入分配这个冷门的研究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此后四十多年中，他一直在这块领域辛勤耕耘，撰写了大量著作，培养了大批学生，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英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研究。因《21世纪资本论》名噪一时的托马斯·皮凯蒂就曾是阿特金森教授的弟子，并深受其影响。
本轮金融危机后，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忽视的收入分配问题重新成为了显学，探讨不平等问题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也因此红极一时。就在《21世纪资本论》大红大紫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阿特金森也出版了一部讨论不平等问题的著作《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或许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宣传，又或许是因为这位英国的老绅士不习惯像他的法国学生那样使用过多煽情的语言，这部作品的知名度一直不高。不过，作为一部学术泰斗一生研究精华的总结，其价值却不容忽视。在这本并不算厚的小册子中，阿特金森教授不仅对西方不平等的趋势和成因进行了深入思考，还给出了一整套应对不平等的行动纲领。可以说，相比于《21世纪资本论》，本书的议题要更加宽广，也更为深邃。
在书的开始，阿特金森首先呼吁英国人对结果公平的重要性给予高度重视。从表现上看，不平等可以分为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很多学者认为，在两类不平等中真正需要重视的是机会不平等，只要能够着力解决这一问题，社会的和谐和活力就能得到保证。对于这一观点，阿特金森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西方将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割裂开，不仅在道德层面上不允许，在事实层面上也不现实。一方面，由于现实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即使能够保证机会的平等，也未必可以实现结果的平等。如果对于那些只是因为运气不佳而陷入困境的人坐视不管，那么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另一方面，结果不平等也有可能成为机会不平等的起点。例如，如果一个成年人处于贫困，那么他的孩子陷入贫困的概率也就更大；而如果帮助这位成年人脱贫，那么他的孩子也就更有可能免于贫困的侵扰。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忽视了结果不平等问题，那么真正的机会公平也难以实现。
不平等并非不可战胜
对于西方不平等原因的探究，必须要追溯到市场的力量和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在强调了结果平等的重要性后，阿特金森对西方不平等的历史演化趋势作了考察。通过大量数据，他雄辩地向人们说明，在西方，不平等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人们可以设计出更合理的初次分配方案、采取更好的再分配政策，那么不平等就完全可能被遏制。事实上，在战后的欧洲以及最近几十年的拉美，都曾在反不平等领域取得过重大的胜利，而这一切都是合理运用政策的结果。
紧接着，阿特金森又从理论角度对西方导致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目前，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西方不可控的经济因素是导致近期不平等扩大的主因。持这派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最近几十年中，全球化不断加深、技术变革不断加快、金融业不断发展，这些因素对分配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了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对于以上观点，阿特金森明确地表示了反对。他指出，无论是全球化、技术变革，还是金融业的发展，其实都不是经济和政策体系以外的外生因素，它们是个人、企业，以及政府共同决策的结果。因此，对于西方不平等加剧的原因的探究，必须要追溯到这些决策究竟是如何作出的，以及它们背后涉及了怎样的权力平衡的改变。在阿特金森看来，西方市场的力量充其量只是对分配结果设置了上下限，社会上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分配结果的最终力量。那些可能改变权力结构的措施，例如强化工会的作用、增加再分配政策的规模等，都将有助于减少不平等。
浸润满满的情怀
西方国家要遏制不平等，必须要采用一些足够大胆的方法
和一般的学者不同，阿特金森并不满足于成为一名纯粹的西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者。在对不平等的趋势和成因进行了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在他看来能够为西方大幅减少不平等的行动方案。在这套方案中，阿特金森给出了十分多样化的建议。这些建议中，有一些是比较传统的，例如实行累进所得税、加强社会保障、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而另一些则显得颇具争议性。例如，为了缓解由于财富继承问题带来的不平等，他建议在西方国家所有人成年时支付一笔赠与资本（最低继承款）；向所有儿童发放较高水平的儿童津贴，并将这一津贴纳入应税收入；富裕国家应该将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提高到总收入的1%……尽管阿特金森对这些建议中的每一条都给出了严密的论证，但在大多数学者眼中，它们可能还是会显得匪夷所思和过于大胆。事实上，阿特金森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强调，西方国家要遏制不平等，必须要采用一些足够大胆的方法。
回顾经济思想史，收入分配曾是经济学讨论的中心议题，李嘉图、马克思、克拉克等经济学大师都曾在这一领域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遗憾的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这一议题却逐渐被边缘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对这一话题嗤之以鼻。例如，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就曾经评论说：对经济学最不利、甚至最有“毒害性”的做法就是聚焦于分配问题。西方对不平等问题的漠视，不仅让经济学失去了人文关怀，更让它难以回应很多现实问题提出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阿特金森教授数十年持之以恒钻研不平等问题就颇有一些“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悲壮了。从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读出这种浸润满满的情怀。
需要指出的是，阿特金森在书中提出的一些建议未必适合我国国情，未必具有可操作性。例如，他建议的提高税率在当前低迷的经济环境下是否适用；高福利措施是否可以被财政力量所支持等，都是值得商榷的。当然，瑕不掩瑜，《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实属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有关收入分配的佳作，分配问题的研究者和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都应该花时间读一下这部大师的遗作。（文/陈永伟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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