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号入座”事件和股权官司让我对人性和官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经济周刊》：记得你以前写过一部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出版后有人“对号入座”，认为写的是自己，还联名去告你，使得你在当地被“封杀”，你不怕《人民的名义》再次被“对号入座”吗？
周梅森：我要是怕我就不会写了。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人间正道》出版后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有官员对号入座，认为我泄私愤写的是他，对我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记得当时有40余个厅局级干部联名告我，两个副省级干部，一直告到中央， 3个宣传部长提出要修改小说，新华社还发了内参。事情发生后，我是既委屈又气愤，我写的只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纪实文章，你们自己愿意自投网罗、愿意自首随你便，我一个字都不改，之后我在当地被“封杀”了，不准我拍电视剧，也不得刊发关于我的报道，后来《人间正道》被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后产生轰动效应，那些“封杀”我的人又说，事实证明他们抓这部作品抓对了。这种巨大反差让我更深刻地思考官场官员和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感谢那场风波，现在时代更进步了，明白人更能分清小说和纪实文学的区别，我就更不担心有人对号入座告我的状。
《中国经济周刊》：听说你2014年卷入老家一场股权官司中，当时民营企业不断倒闭，你隐名持有的当地一家银行股权，被代持的民企朋友违规抵押了，他的资金链断裂后，银行要收回股权，你就此卷入两年多的股权官司中。听说这起官司是你写作《人民的名义》的导火索？
周梅森：是的，我当时已持有该银行1755万股股权，占其总股本的50%，前前后后共投入4000万元左右资金，但最后还是败诉了，这场股权官司就此走进了我的小说里，我就是小说和电视剧里股权被卖掉的大风公司的工人们。这场股权官司和之前的对号入座事件，让我深刻洞察了一些地方的经济乱象，对人性和官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十八大后，党中央雷厉风行动真格反腐，呈现压倒性态势，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有了彻底转变，让我感到反腐倡廉就是中国的春秋大义。有些干部嘱托我一定要把中央“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反腐决心写出来，我于是想挑战自己，开始创作一部反映时代特征、突出反腐特点、体现检察特色的正能量作品。这次创作我把积蓄10年的“洪荒之力”都用在这部作品里，这是我创作生涯以来最好的作品，写得酣畅淋漓，我认为全面超越了我过去所有的作品。
腐败可能就是从一次不受制止的闯红灯开始的
《中国经济周刊》：你怎么理解制度反腐和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
周梅森：我经常强调制度建设，电视剧《国家公诉》的主题歌就是我自己作词的，其中有一句“青天梦遮断了一个民族的钢铁之躯”，我的意思是中国人的“青天梦”太长了，总盼着出现包青天，但包青天不能包办天下，包办永远，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制度建设，要想留住反腐成果，也必须建立一整套与之相关的反腐制度。
我常常讲我在老家闯红灯的事情，那时我在家乡市政府挂职副秘书长，分到一辆小号牌照的车，我眼睛不太好，分不清红绿灯，结果在红灯的时候就直接开过去了，把警察气得不行，本想查我的，但看到我开市政府四套班子的车时，马上从拦车变成敬礼，所以我多次强调，贪官腐败可能就是从一次不受制止的闯红灯开始的。
对于权力必须限制，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党纪国法就是限制，也是牢笼，比如闯红灯，该拦就拦，该罚多少就罚多少。如果不把它关到权力的笼子里，下次还会犯，先是闯红灯，然后是收受烟酒，最后就变成了“亿元司长”魏鹏远。
值得欣喜的是，全国上下都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嘴也不敢乱吃了，腿也不敢乱跑了，现在看来，没有管不住的嘴，也没有管不了的腿，你要动真格就管得住。
腐败手段和形式的丰富性完全超出作家的想象
《中国经济周刊》：为创作这部小说和电视剧本，你是如何体验生活的？
周梅森：这不仅是一部反腐小说，我写的这部剧涵盖了高官、市民、知识分子、商人等各色人等，是一幅当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我采访了大量的案例材料，还去检察院和监狱去体验生活，召开座谈会，不过这里要辟谣的是，我并没有去过北京的秦城监狱，去的是南京浦口监狱，花了大半年时间，翻阅了不少案宗和卷宗。
我没有把那些腐败官员写成魔鬼，相反，我把他们看成是人，有血有肉的人，深挖他们的人性，他们都很后悔，悔不当初。书中“裸官下岗”的规定、“转帖500次入刑”的法条、“拆出一个新中国”的谬论、“和100多个女干部通奸”的“伟业”、“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等笑谈，带着流行色彩的语言，都是我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加工，这些年腐败的最大特点是腐败手段和形式的丰富性完全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远远走在作家的前面，反贪局官员与他们斗智斗勇，费了老大劲才能俘获一个贪官，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生活和贪腐官员面前是苍白的。
没有湖南卫视开机时4400万定金 ，就难有这部现象级反腐剧
《中国经济周刊》：这部热播剧为什么没有在央视黄金档首播而放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首播？
周梅森：这部戏的投资方没有一家国企，是由5家民营影视公司投资 1.2 亿拍成的，他们都是我朋友，投资本想赚点钱的，我们没有义务赔本赚吆喝便宜卖给央视，我们这么大的阵容，这么多的名演员，如果按正常价格卖给央视，要赔惨了。如果地方为了政绩认赔，那是他们的事，我和导演李路作为负责任的操盘者，没有任何理由牺牲投资商的经济利益去拍央视的马屁，我们只能是价高者得，湖南台出价最高2.2亿，他们很诚恳，所以给他们首播。
好戏在哪里播放都会叫好，烂戏就是上了联合国的电视台也没用。让我非常感动和感谢的是湖南卫视，在我们开机没多久就定下来要买，并迅速将4400万定金打到我们账上，这使得我们坚定了做成大制作、高质量电视剧的信心和决心，我们也有了一个非常宽松的创作氛围，使我们制作团队“不为稻粱谋，专为艺术谋”，一心一意做片子，敢于追求高品质，精益求精完成我们团队该做的事情，安心拍戏，安心做后期，才有了今天热播的现象级爆款剧。在这部戏投资这么大、风险这么高的时候，湖南卫视让我们感受到了主流媒体的温暖、地方大台的责任感。15年前我的《绝对权力》也是在湖南台首播，当时创下 32% 的收视奇迹，这次湖南卫视来接触洽谈，我特别有亲切感，极力促成合作。
湖南卫视购片时，他们台纪检组长、总编办主任、购片部主任带队，六七个部门组成以年轻人为主的购片队伍，看完剧本后每个人都投赞成票，他们三次到剧组来看片谈判，最后一次回去的路上车子爆胎了，但司机技术高，没有出车祸，他们认为是个好兆头，认为会是个爆款剧，于是决定买，团队很敬业，完全走民主决策程序，这是我在过去多年没有见到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