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7日，《边城》还没写完的沈从文，由于母亲病重，自北平出发回湘西凤凰。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他先是从北平坐火车到武汉，由武汉转车到长沙，再转车到常德，到桃源。在桃源沿沅水乘小船上行，行程8天，到达浦市，再改由陆路回凤凰。在长达25天的旅程中，沈从文给新婚不久的妻子张兆和写了34封信，这些信后来被编辑成一本书——《湘行书简》，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文本。

沈从文回到北平后，根据《湘行书简》中的一些素材，整理出《鸭巢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个多情的水手与一个多情的妇人》《虎雏再遇记》，分别于1934年、1935年发表于报刊上，后来成为散文集《湘行散记》的一部分。这为我们考察《湘行书简》与《湘行散记》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湘行书简》主要是沈从文写给新婚不久的妻子张兆和的信，作为书信体，它具有私密性与随意性的特点；而《湘行散记》中的上述几篇文章，是明确写给读者看的文章，它具有一定的严谨性与规范性。但在我看来，两者更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而后者的叙述比较平实。

《湘行书简》的抒情，不是抽象的抒情，而是很具象的，大都是因沿途所见的景致与人事而触发的，有一个很具体的抒情对象，便是妻子张兆和。那时他们新婚不久，两人情感处于炽热阶段，空间的隔离，使得沈从文对张兆和有说不完的情话。如《小船上的信》：“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幽雅！你听，船那么轧轧响着，它在说话！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轧轧的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从这段话中接连的惊叹号，我们就能略微感知沈从文当时心情的激动了。他赞叹着河上的小船与幽雅的水声，为这些自然的声色而惊奇，他要把这一切分享给远方的妻子，可意识到妻子不在身边时，又不禁感到孤单，愈加想念远方的爱人了。如果说这种因景因人事的抒情在《湘行散记》相关的篇幅里也间或能看到——只是频率没《湘行书简》高，那么，《湘行书简》中因为思念张兆和而抒的情，便属于书简的专利了。

《湘行书简》可以当作一本情书来读，里面浸透了沈从文对张兆和深沉的爱意与无比的思念。《在桃源》中他写道“这时有摇橹人唱歌声音，有水声，有吊脚楼人语声……还有我喊叫你的声音，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我的人！”《泊曾家河》中写道：“说到‘快乐’时我有点不足了，因为一切纵妙不可言，缺少个你，还不成的！我要你，要你同我两人来到这小船上，才有意思！”由于天气冷，沅水流域有许多险滩，因而船走得比较慢，加上沿途吃了不少苦，更增加了沈从文对妻子的思念，所以多次表达没叫张兆和一起同行的遗憾。类似的文字举不胜举。

《湘行书简》跟《湘行散记》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前者是写实的，而后者融入了作者的一些想象，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散文集。《湘行散记》原初版本是11篇，其中《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桃源与沅州》《箱子岩》《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老伴》《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这6篇的内容，在书简中基本没提，可以不管。而其余5篇素材来自于《湘行书简》，却有所扩充与发展，这方面最明显的是《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和《虎雏再遇记》两篇。

以《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为例，该篇只有前面一小部分取材于《湘行书简》。在《鸭巢围清晨》基础上作了修饰与添加的《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更具魅力，它多了不少细节，使牛保、宋宋及妇人的形象更加丰满，扩充的对话也别具情韵。而关于水手与妇人，也有更多的叙述。如写到了牛保的相貌：“大眼，宽脸，鼻子短，宽阔肩膊下挂着两只大手（手上还提了一个棕衣口袋，里面填得满满的），走路时肩背微微向前弯曲，看来处处皆证明这个人是一个能干得力的水手。”接着作者又写自己跟牛保攀谈，牛保把从妇人那得来的核桃送了一些给他。接着又写到妇人从窗口露出头颅对牛保说话：“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待水手回答记得，叫她赶紧上床去，她又说：“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在这后面，沈从文加了两句话：“说着，嘭的一声把格子窗放下。这时节眼睛一定已红了。”于此，水手剽悍的形象、妇人多情的身影，便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读者面前了。

如果说上面的比较，尚只能看出《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对《湘行书简》相关素材的合理加工，想象的因素还不多的话，那么前者绝大部分与《湘行书简》无关的内容，其虚构的成分还是比较明显的。如前者写到沈从文得到牛保的核桃，回报以四个苹果，牛保又把这四个苹果送到了妇人那里，以及后面写到美丽的小妇人夭夭的故事——她对沈从文有好感，希望借沈从文这样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外地人，摆脱自己束缚于50多岁的烟鬼的命运，最终希望落空，只能在家里为沈从文唱《十想郎》，表达她的一番相思。这些动人心魂的故事，都是《湘行书简》完全没有提及的，是可以当作沈从文的想象来读的。

张新颖教授认为，正是可能存在的虚构性成就了《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使它能够丰满起来，独立出来，否则，它就只能是书简里的一个片段性的情景、几句没头没尾的对话、一个不甚了然的人物。确实如此，若没有《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湘行书简》中水手牛保与妇人只是模糊的形象，不会成为“多情水手”与“多情妇人”——在我看来是《湘行散记》中最能打动人心，亦最能体现沈从文的审美趣味的两个人物。由此，我们也可看出沈从文的了不起，在极简单的素材上，凭着自己对湘西风土人情的多年记忆与领悟，便写出了如此动人的篇章，称他是一个天才并不为过。

《湘行散记》其它篇章也多少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虚构成分，沈从文后来在《〈长河〉题记》中说《湘行散记》是“小说游记”，这表明作者亦承认了其中的虚构成分，亦即在散文创作的过程中融入了小说的笔法，使得散文小说化。这跟鲁迅创作《故乡》《社戏》等小说散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必须说明的是，《湘行散记》中的合理想象，并没有降低其真实性，“反而把在某时某地事实上不够充分的真实，发展到它可能发展到的充分程度，换句话说，就是真实得到了实现”。

通过对《湘行书简》与《湘行散记》两者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前者的抒情性是其突出的特点，可以当作情书来读；后者的合理想象与细节的添加，一定程度上为文本增添了魅力。因而，这两本书实在各有千秋，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杨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