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年生的金智英》

就在韩国女作家们努力让“母亲”这一角色摆脱家国与前现代象征，夺回自身的主体性，并有了一些具体的成果时，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于2016年10月出版。在这本书中，赵南柱以“82年生的金智英”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很努力地抢回自己人生的主控权，但他们依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将我们视作是一条“虫”！这里的“他们”与“我们”，分别意指以男性为中心的韩国社会和生活在这种不友善的环境中的韩国女性。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的开始，当我们看到金智英一会儿变成母亲一会儿又变成挚友，假借她们的口吻对丈夫和婆婆说出自己的心声时，我们就知道金智英生病了。之后，在丈夫的安排下，金智英前往心理诊所就医。此后的内容，赵南柱以编年体的方式沿着金智英小学、中学、大学、求职、就业、结婚生子到离职当全职妈妈这一人生路线陆续展开。小说的叙述者或可说是金智英的心理医生，如此，将这本书视为是金智英的病历报告书也未尝不可。

透过金智英的病历表报告书，我们看到了金智英不能说是完全顺遂，却也是少有波澜的平凡人生。但这样平凡的金智英，究竟为何会罹患心理疾病？透过这份病历报告书，我们得知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妈虫”这个词。

何谓“妈虫”？“妈虫”是韩国带有贬抑意味的流行语，原指没有把小孩管教好的妈妈，后来变成讽刺有小孩却成天无所事事、到处吃喝玩乐、靠着丈夫养活的全职妈妈。书中，当金智英在心力交瘁的育儿生活中，好不容易得空，可以推着小孩去外面喝一杯一千五百韩元（约人民币约八元）的咖啡时，却听到隔壁的男性上班族如此嘲讽地说：“我也好想用先生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闲晃……妈虫还真好命……我一点也不想和韩国女人结婚……”闻此，金智英茫然失措，仓皇离开，她不明白为何自己没有喝一杯一千五百元咖啡的资格？为什么自己赌上性命生下小孩，甚至放弃了所有的生活、工作与梦想，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却成为了这些男性口中的一条虫？

在此，赵南柱用病历报告书这一形式，将韩国社会对女性的歧视问题，透过金智英的患病呈现了出来，这不仅让女性读者感同身受，产生出“金智英就是我”这种共感，也让韩国文学多出了一个被歧视、被视作“妈虫”的母亲形象。

“妈虫”这一歧视性词汇出现的土壤，正是长期笼罩在韩国社会的一种意识：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母亲则必须牺牲奉献、抑制欲望。因此，当她们没有顺应主流的价值，产生出自我意志时，即便只是喝一杯一千五百元的咖啡，也会被韩国主流社会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抨击对象，并认为她们被无视、被责备也只是咎由自取。而赵南柱则以《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对韩国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强烈的批判与抗议，并对韩国男性与韩国女性发出共同的提问：这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还要忍受多久？是以，赵南柱不仅是对男尊女卑的韩国社会发出抗议，更具有唤起女性觉醒的强大召唤力。这也就是为何《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在台湾、泰国、日本甚至是在欧洲都引发关注，并在女性之间成为话题，近期更在日本卷起一股“金智英现象”的旋风之因。

跨入21世纪后，韩国女作家在处理多种议题的同时，始终不忘从自身的性别身份出发，对此前韩国文学中的母亲形象做出重省与解构。

申京淑透过在母亲失踪后油然而生的对母亲的依恋，很好地表现出现代人被卡在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两难，但与此同时，却也让“母亲”的形象更加固着在此前既定的母亲形象中，这不仅无法取回母亲的主体性，更让现代与前现代失去了沟通与真正和解的可能。

而千云宁、金息和黄贞殷这群70后的女作家，则联手抢回了母亲的主体性，使之具有了女性主义的内涵，并创造出被迫成为母亲的母亲、牺牲另一个母亲的母亲、被憎恶的母亲和拒绝成为母亲的母亲这些让人深思的形象。它们不仅丰富了母亲的形象，也让母亲的形象不再依附于男性论述，不再受制于此前以男性为中心所形构出来的神圣受难和一味奉献。

到了赵南柱，她则以金智英的病历报告书对女性做出社会性的提醒，她提醒韩国女性，光是在纸面文字上夺回母亲的主体性是不够的，必须在现实生活中也活出自我，不能在这个对女性不友善的社会中甘愿被消音。同时，韩国女性也不是某某妈或是某某太太，她们有着自己名字，也就是她们从小到大写在各种姓名栏位上的那个名字，她们就是她们自己。

（作者：蔡钰淩，系清华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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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漓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