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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写诗传统

作者: 袁新雨 来源: 北京晚报
2020-04-22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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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日本援助中国的防疫物资上所写的“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诗句引起人们热议。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中国国内疫情趋于平缓,中国投桃报李的时候到了。

在中国捐助给其他国家物资的包装箱上,出现了许多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诗句,如在援助意大利的物资上包装箱上,就写有明代学者李日华赠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诗句“云海荡朝日,春色任天涯”;而在援助韩国的物资箱上,则写有新罗(今属韩国)旅唐学者崔致远的名句“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援助印度的物资上所写的“尼莲正东流,西树几千秋”一句,实际上出自玄奘法师《题尼莲河七言》一诗。

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古人爱写诗赠人,来中国留学的学者也常用汉语写诗(这一现象在日本学者中更为常见),中国古人走出国门,也愿意用诗抒发情感,记录所见所闻。总而言之,在中国,写诗的传统自古而盛。

自先秦开始,古代中国就有“诗言志,歌永言”的说法,意为诗是用来表达作者的内心志意,而唱歌则是为了拉长这些语言,使得情感能够充分展现。直到现代,仍被朱自清称为“开山的纲领”。可见,中国古人写诗、唱歌,正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所想。

《论语》中曾经记载孔子教育自己的孩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说明此时很多人已经将读诗视作某种标准。结合孔子曾经编纂《诗经》经历,以及其“尽善尽美”的论述不难发现,这种标准既是关乎某人“君子”与否的道德标准,亦是审美标准。

《论语》中还指出了诗“兴观群怨”的作用,既能让写的人、吟唱的人感发自己的内心志意,其他人亦能通过观看、听取一地的诗歌体味这里的风俗(《论语》中有“郑声淫,佞人殆”的说法)。人们在一同吟诗的过程中,可以聚在一起相互交流,待到诗歌广为流传之后,采诗官便可以把这里人们的想法收集起来,报得天子,此为“怨刺上政”。而统治者则通过诗来对百姓进行教化,所谓“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正是此意。

可见,这时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是人对自己所见所想的记录和表达,也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互动。而曾经被统治者处以酷刑的司马迁则认为,作诗文者“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知来者”,其在评价屈原之离骚时也说“离骚者,犹离忧也”。这时的诗、文,已经表现出了作者对自己内心的探索。

至于魏文帝曹丕,在其表达自己治世思想的文集《典论》中专作《论文》一篇,将文提升到了“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高度。诚然如曹丕所说,年寿总有终结,荣乐随之而止,唯有一人之诗文,方能使其名于后世。这一观点放在曹家三父子身上似乎无比恰当,不论小说如何演绎,但凡懂点诗的人,都能体会到曹操的耿介多气,亦能体会到曹植的飘逸多才。

两晋时期的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认为文学创作其实是基于人对于物象的感知,也基于作者本身的才学修养。至于南朝的刘勰,则将人置于“天地之心”的位置,认为人是自然思考的器官,既然有心便有思考,既然有思考便有文,这是“自然之道”。

至此,中国古代关于诗文如何生发的理论几近成熟。细看不难发现,古人写诗写文,基于所见所闻,通过有韵律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希望通过这种带有音韵、形式美感的艺术形式记录、反映外界,并唤起更多人的共情。

清代赵翼曾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句,并非唱衰,实则表明了当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会对诗人的创作产生强大的刺激。可见用诗文来反映社会现实是中国古人的传统,这一点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亦有体现。时至今日,国人亦应发挥这种传统,用文字书写、记录时代。归根结底一句话,我们优美的文字,应该体现在援外防疫物资上,但不应该只体现在援外防疫物资上。

▌袁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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