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标题：高手过招：顶尖作家这样谈论彼此以及自己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的中文版终于问世了。这一期访谈收录了16位重量级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威廉·福克纳、伊夫林·沃、让·科克托、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伯纳德·马拉默德、詹姆斯·M. 凯恩、田纳西·威廉斯、纳丁·戈迪默、詹姆斯·鲍德温、V.S. 普里切特、普里莫·莱维、理查德·福特、伊斯梅尔·卡达莱、莉迪亚·戴维斯、达尼·拉费里埃。
《巴黎评论》杂志的“作家访谈”栏目号称“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这里刊登的绝不仅仅是一篇篇独立的采访。只要顺着特定的脉络挖掘，读者们就会发现，它们也是作家与作家之间就各类问题进行的隔空讨论。正是这种抽象却言之有物的交流，让“作家访谈”超越了具体的作家、单一的杂志、语言的隔阂。此次推出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以结集的形式，将不同作家、不同关怀并置，更加方便了读者们延续这种交流，梳理各访谈的内在共性，让作家们的智慧穿过时空，在中文世界里重现。
作家谈评论家
“作家访谈”这个栏目的成功并不是偶然。除了访谈者的精心准备，这个栏目“让作家自己谈论自己”的初衷也很准确地把握了作家们的心态——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对评论家表现出了反感甚至敌意。拥有共同的吐槽对象，可能也是“作家访谈”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精英作家的原因之一吧。
福克纳的访谈发表于1953年，当时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是毫无争议的文坛泰斗。也许是因为地位尊贵，所以福克纳对评论家的态度毫不客气：“艺术家可没有时间听评论家的意见。想当作家的人才看评论文章，想好好写些作品的人可实在没有时间去拜读……艺术家可要高出评论家一筹，因为艺术家写出来的作品可以感动评论家，而评论家写出来的文章感动得了别人，可就是感动不了艺术家。”
具体说来，评论家们观察、分析、拆解作品的方式，很容易曲解作家的初衷，作家们往往对此保持着轻蔑与警惕。比如，伊夫林·沃的访谈者希望作家聊聊《一抔尘土》和他的创作阶段，于是借用了E.M. 福斯特的“平面人物”和“圆形人物”理论。没想到作家很不给面子：“所有虚构人物都是平面的。”
无独有偶，访谈者引用某评论家的发现，询问理查德·福特：“罗巴德·休斯和萨姆·纽厄尔（均为福特小说中的角色）名字里都有‘ewe’这个词。有什么关联吗？”后者的回答简直能让读者听到他那嗤之以鼻的声音：“巧合而已。”
如果说牵强附会的评论无伤大雅，最多只是博人一笑，那么有些恶毒的评论则会真正伤害到文学，给作家带来沉重的负担。敏感又自省的詹姆斯·鲍德温就曾饱尝其苦：“完全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从来不是真的，但你必须把它从脑袋里丢掉……那些贴在我身上的标签，让人头晕。它不可避免地令人痛苦、惊讶，确实也令我备受困扰……”而田纳西·威廉斯在谈到七十年代的文化现状时，也对一些戏剧评论家的不负责任深感痛心：“我从没读过这么冷酷的剧评……我认为总有办法能够表达你对一部戏的负面观感，而不用这么猛烈、这么残酷无情。评论家们这样真的是在害死作家。”
所以，评论家和文学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普里切特提出了一条中肯的建议：“我认为评论家首先必须清理自己的思想。一个人写作一本书，有可能需要好几年才把它出版出来，这样的人肯定有很多品格。是什么呢？评论家必须理解他，特别是理解他的矛盾冲突之处，寻找他的亮点。我常常寻找作家的真正声音，因为大多数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个声音，无论主题有多么突出，这本书都是无趣的。”
既然评论家应当如此，读者就更应当如此了——阅读帮助我们理解他人，而不是把自己的偏见强加在别人身上。
作家谈作家
如果说各位作家在面对评论家时颇有“一致对外”的团结，那么在谈到同行时，他们的语气和态度就要复杂暧昧得多。而这些小圈子里的八卦，正是读者们津津乐道的最亮看点。
莫里亚克和福克纳在各个意义上都是《作家访谈5》里最“德高望重”的两位作家，他们的访谈也相对稳重，鲜少对其他作家的批评，提到更多的是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人物。比如莫里亚克认为，他是个“专注于氛围的作家”，所以更多地受到了拉辛、波德莱尔、兰波、盖兰、耶麦等人的影响。而福克纳视舍伍德·安德森为自己的伯乐，对后者充满感激：“他可以说是我这一代美国作家的生父，代表了美国文学的传统，我们的子子孙孙将永远继承这个传统。”同时，福克纳对另一位意识流大师詹姆斯·乔伊斯也怀有极深的敬意：“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应当像识字不多的浸礼会传教士看旧约一样：要心怀一片至诚。”
其实，福克纳在《作家访谈1-4》中就经常被提及。就像他对乔伊斯那样，很多晚辈对他也是毕恭毕敬。第五本里，读者既能看到纳丁·戈迪默毫无保留地承认自己深受美国南方作家影响，“比如尤多拉·韦尔蒂和威廉·福克纳”，也能读到理查德·福特的访谈者的判断：“他（福特）是一个深受威廉·福克纳影响的天才小说家。”
不过，也有人很不买账。伊夫林·沃和福克纳年龄相仿，写作风格却迥然不同。他直接在访谈者面前开炮：“我觉得福克纳实在太糟糕。”至于反感的原因，读者可以从他对乔伊斯的批判中瞥见一二：“实验？天呐，怎么可以！看看像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就明白实验会有什么结果了。他一开始写得还不错的，然后你就看着他带着满心虚荣，写疯掉了。写到后来他就是个神经病。”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访谈发表于1963年，而福克纳已于1962年逝世，乔伊斯更是在1941年就离开了人间。如果两位当时都还健在，伊夫林·沃会不会选择口下积德呢？
话说回来，伊夫林·沃确实有他狂放的资本，这一点可以从晚辈作家的态度那儿得到侧面印证。他的代表作《独家新闻》就差点改变了戈迪默的人生轨迹。戈迪默对访谈者表示：“读这本书足以让任何人想当记者！我绝对喜欢它。”幸好戈迪默没有真的去做记者，因为普里切特的访谈者偶然揭示了真相的另一面——“伊夫林·沃相信新闻对作家有害，而且要越快摆脱它越好。”（253页）真是难以想象，一位瞧不上新闻的作家，竟写出了一部差点让人投身新闻业的小说！
作家谈写作
“作家访谈”肯定少不了作家们对自己本职工作的讨论，但是就像《作家访谈1-4》中展现的那样，各位作家的创作方式、工作习惯等等迥然不同，很难找到什么规律。拿工作时间来说，伊斯梅尔·卡达莱只会在早上固定写作两个小时，鲍德温更乐意在深夜和稿纸作伴；拿工作环境来说，戈迪默要求绝对安静，拉费里埃待在桌上、床上或浴缸里，福特居然可以在飞机上写作；拿工作计划来说，伊夫林·沃有条不紊，科克托不受限制，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喜欢随意和自发，比如晚上回家后一口气写上十几页纸……除了一窥作家们的生活之外，这些矛盾又真实的信息似乎在告诉读者们，写作的方法因人而异，恐怕很难找到普世性的准则。
至于写作中最虚无缥缈的部分——灵感，甚至这些大作家也无法解释。福克纳语焉不详地说，所谓的“神品妙构”，就是“作家只消把砖头一块块整整齐齐地砌起来……因为作家还未着笔，他整部作品从头至尾每一字每一句，可能早已都成竹在胸了”。紧接着，就在读者依然捉摸不透之际，福克纳立刻解释道：“我那部《我弥留之际》就是这样的情形。”好吧，原来福克纳只是想说，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田纳西·威廉斯的灵感同样来得莫名：“一个剧本的点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过程我始终没办法明确。一部戏似乎自己会渐渐成型；像一个幻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150页）不过，田纳西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显得更为真诚，他一边琢磨自己的经历，一边意识到《欲望号街车》和他想象中看到的一个青春迟暮的女人，似乎有一些很值得挖掘的关系。这是一段对作品孕育过程的很有意思的解释，有兴趣的朋友还是请直接翻到本书的151页吧！
相比之下，伯纳德·马拉默德有着非常扎实的态度。他虽然没有解释小说的构思如何进入脑海，但是他明确告诉访谈者，从他开始构思到动笔，通常会经过好几个月的打腹稿时间，对“书里要写什么，应该怎样推进，心里会有一个孕育良好的概念”。所以，如果说灵感是脑中的构思，那么马拉默德的灵感必然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而这只是开始。接下来，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要经过反复修改。访谈者问他，一部长篇小说会写几遍，他的答案是：“三遍，但有很多超过了三遍。通常，第一遍的最后一稿是让故事的各要素基本就位。第二遍稿子，聚焦于中心要素，推进故事演化，逐项精细处理。及至第三遍，大部分渣滓糟粕被清除，我的工作是进行语言处理。”（124页）虽然他立刻补充道，“我喜爱事后思索时灵光突现所带来的那些花朵”，但是这些灵感只能建立在扎实的、无数次推倒重来之上。马拉默德对作品的这般投入与责任心，足以成为各位立志写作者的楷模。
福特也喜欢在动笔之前大量思考，对目标拥有比较清楚的想法，但他不会像马拉默德那么辛苦，而是会在适当的时候开始动笔，在写作的同时思考作品。普里切特和福特一样擅长短篇小说，不过他游历广泛，对灵感问题更淡然一些，因为他在生活中就接触到了足够多趣人趣事。比如他在爱尔兰碰见了一位开着灵车的旅行推销员，就把他写进了《幽默感》这篇小故事。如此信笔拈来，真是令人羡慕啊。
莉迪亚·戴维斯比上面两位男作家更擅长短篇小说——如果她那些比诗还短的作品也能叫“短篇小说”的话。风格上的差异在创作之初就体现了出来：“我对提前计划好怎么写的小说很警惕。几乎从无意外，它们都是从一个想法或一个句子开始的，然后我会立刻一头扎进去开始探索。如果我停下来去想，这个应该是第一人称复数，或者，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分段的段落，或者诸如此类的，我觉得我会写不下去。它们都是直觉式的。”也难怪，戴维斯的小说，如果不依赖作家的天才直觉，又怎么能够那样短小精妙呢？
但话又说回来，关于“灵感是什么”“写作如何进行”这类问题，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相反意见摆在了有志写作的朋友们面前。机智又敏锐的詹姆斯·M. 凯恩干脆下结论道：“我想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作家能够回答。”
好吧，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们放下对“技巧”“方法”的执念，重新审视一下作为写作者的自己，再看看马拉默德对年轻人的这句鼓励——“把你的内心写出来！”（“Write your heart out.”）
以此共勉吧！
以上的三个方面，只能说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中比较明显的三条线索。只要读者耐心阅读，必定还能发掘更多有趣的关联。这就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的魅力之一——一群文字的大师，拥有最精妙丰富的语言，这些天才的迥异访谈，还会随着更多的阅读，在不同读者眼中，如同旋转的万花筒，不断呈现出新奇妙趣。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的中文版终于问世了。这一期访谈收录了16位重量级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威廉·福克纳、伊夫林·沃、让·科克托、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伯纳德·马拉默德、詹姆斯·M. 凯恩、田纳西·威廉斯、纳丁·戈迪默、詹姆斯·鲍德温、V.S. 普里切特、普里莫·莱维、理查德·福特、伊斯梅尔·卡达莱、莉迪亚·戴维斯、达尼·拉费里埃。
《巴黎评论》杂志的“作家访谈”栏目号称“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这里刊登的绝不仅仅是一篇篇独立的采访。只要顺着特定的脉络挖掘，读者们就会发现，它们也是作家与作家之间就各类问题进行的隔空讨论。正是这种抽象却言之有物的交流，让“作家访谈”超越了具体的作家、单一的杂志、语言的隔阂。此次推出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以结集的形式，将不同作家、不同关怀并置，更加方便了读者们延续这种交流，梳理各访谈的内在共性，让作家们的智慧穿过时空，在中文世界里重现。
作家谈评论家
“作家访谈”这个栏目的成功并不是偶然。除了访谈者的精心准备，这个栏目“让作家自己谈论自己”的初衷也很准确地把握了作家们的心态——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对评论家表现出了反感甚至敌意。拥有共同的吐槽对象，可能也是“作家访谈”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精英作家的原因之一吧。
福克纳的访谈发表于1953年，当时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是毫无争议的文坛泰斗。也许是因为地位尊贵，所以福克纳对评论家的态度毫不客气：“艺术家可没有时间听评论家的意见。想当作家的人才看评论文章，想好好写些作品的人可实在没有时间去拜读……艺术家可要高出评论家一筹，因为艺术家写出来的作品可以感动评论家，而评论家写出来的文章感动得了别人，可就是感动不了艺术家。”
具体说来，评论家们观察、分析、拆解作品的方式，很容易曲解作家的初衷，作家们往往对此保持着轻蔑与警惕。比如，伊夫林·沃的访谈者希望作家聊聊《一抔尘土》和他的创作阶段，于是借用了E.M. 福斯特的“平面人物”和“圆形人物”理论。没想到作家很不给面子：“所有虚构人物都是平面的。”
无独有偶，访谈者引用某评论家的发现，询问理查德·福特：“罗巴德·休斯和萨姆·纽厄尔（均为福特小说中的角色）名字里都有‘ewe’这个词。有什么关联吗？”后者的回答简直能让读者听到他那嗤之以鼻的声音：“巧合而已。”
如果说牵强附会的评论无伤大雅，最多只是博人一笑，那么有些恶毒的评论则会真正伤害到文学，给作家带来沉重的负担。敏感又自省的詹姆斯·鲍德温就曾饱尝其苦：“完全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从来不是真的，但你必须把它从脑袋里丢掉……那些贴在我身上的标签，让人头晕。它不可避免地令人痛苦、惊讶，确实也令我备受困扰……”而田纳西·威廉斯在谈到七十年代的文化现状时，也对一些戏剧评论家的不负责任深感痛心：“我从没读过这么冷酷的剧评……我认为总有办法能够表达你对一部戏的负面观感，而不用这么猛烈、这么残酷无情。评论家们这样真的是在害死作家。”
所以，评论家和文学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普里切特提出了一条中肯的建议：“我认为评论家首先必须清理自己的思想。一个人写作一本书，有可能需要好几年才把它出版出来，这样的人肯定有很多品格。是什么呢？评论家必须理解他，特别是理解他的矛盾冲突之处，寻找他的亮点。我常常寻找作家的真正声音，因为大多数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个声音，无论主题有多么突出，这本书都是无趣的。”
既然评论家应当如此，读者就更应当如此了——阅读帮助我们理解他人，而不是把自己的偏见强加在别人身上。
作家谈作家
如果说各位作家在面对评论家时颇有“一致对外”的团结，那么在谈到同行时，他们的语气和态度就要复杂暧昧得多。而这些小圈子里的八卦，正是读者们津津乐道的最亮看点。
莫里亚克和福克纳在各个意义上都是《作家访谈5》里最“德高望重”的两位作家，他们的访谈也相对稳重，鲜少对其他作家的批评，提到更多的是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人物。比如莫里亚克认为，他是个“专注于氛围的作家”，所以更多地受到了拉辛、波德莱尔、兰波、盖兰、耶麦等人的影响。而福克纳视舍伍德·安德森为自己的伯乐，对后者充满感激：“他可以说是我这一代美国作家的生父，代表了美国文学的传统，我们的子子孙孙将永远继承这个传统。”同时，福克纳对另一位意识流大师詹姆斯·乔伊斯也怀有极深的敬意：“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应当像识字不多的浸礼会传教士看旧约一样：要心怀一片至诚。”
其实，福克纳在《作家访谈1-4》中就经常被提及。就像他对乔伊斯那样，很多晚辈对他也是毕恭毕敬。第五本里，读者既能看到纳丁·戈迪默毫无保留地承认自己深受美国南方作家影响，“比如尤多拉·韦尔蒂和威廉·福克纳”，也能读到理查德·福特的访谈者的判断：“他（福特）是一个深受威廉·福克纳影响的天才小说家。”
不过，也有人很不买账。伊夫林·沃和福克纳年龄相仿，写作风格却迥然不同。他直接在访谈者面前开炮：“我觉得福克纳实在太糟糕。”至于反感的原因，读者可以从他对乔伊斯的批判中瞥见一二：“实验？天呐，怎么可以！看看像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就明白实验会有什么结果了。他一开始写得还不错的，然后你就看着他带着满心虚荣，写疯掉了。写到后来他就是个神经病。”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访谈发表于1963年，而福克纳已于1962年逝世，乔伊斯更是在1941年就离开了人间。如果两位当时都还健在，伊夫林·沃会不会选择口下积德呢？
话说回来，伊夫林·沃确实有他狂放的资本，这一点可以从晚辈作家的态度那儿得到侧面印证。他的代表作《独家新闻》就差点改变了戈迪默的人生轨迹。戈迪默对访谈者表示：“读这本书足以让任何人想当记者！我绝对喜欢它。”幸好戈迪默没有真的去做记者，因为普里切特的访谈者偶然揭示了真相的另一面——“伊夫林·沃相信新闻对作家有害，而且要越快摆脱它越好。”（253页）真是难以想象，一位瞧不上新闻的作家，竟写出了一部差点让人投身新闻业的小说！
作家谈写作
“作家访谈”肯定少不了作家们对自己本职工作的讨论，但是就像《作家访谈1-4》中展现的那样，各位作家的创作方式、工作习惯等等迥然不同，很难找到什么规律。拿工作时间来说，伊斯梅尔·卡达莱只会在早上固定写作两个小时，鲍德温更乐意在深夜和稿纸作伴；拿工作环境来说，戈迪默要求绝对安静，拉费里埃待在桌上、床上或浴缸里，福特居然可以在飞机上写作；拿工作计划来说，伊夫林·沃有条不紊，科克托不受限制，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喜欢随意和自发，比如晚上回家后一口气写上十几页纸……除了一窥作家们的生活之外，这些矛盾又真实的信息似乎在告诉读者们，写作的方法因人而异，恐怕很难找到普世性的准则。
至于写作中最虚无缥缈的部分——灵感，甚至这些大作家也无法解释。福克纳语焉不详地说，所谓的“神品妙构”，就是“作家只消把砖头一块块整整齐齐地砌起来……因为作家还未着笔，他整部作品从头至尾每一字每一句，可能早已都成竹在胸了”。紧接着，就在读者依然捉摸不透之际，福克纳立刻解释道：“我那部《我弥留之际》就是这样的情形。”好吧，原来福克纳只是想说，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田纳西·威廉斯的灵感同样来得莫名：“一个剧本的点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过程我始终没办法明确。一部戏似乎自己会渐渐成型；像一个幻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150页）不过，田纳西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显得更为真诚，他一边琢磨自己的经历，一边意识到《欲望号街车》和他想象中看到的一个青春迟暮的女人，似乎有一些很值得挖掘的关系。这是一段对作品孕育过程的很有意思的解释，有兴趣的朋友还是请直接翻到本书的151页吧！
相比之下，伯纳德·马拉默德有着非常扎实的态度。他虽然没有解释小说的构思如何进入脑海，但是他明确告诉访谈者，从他开始构思到动笔，通常会经过好几个月的打腹稿时间，对“书里要写什么，应该怎样推进，心里会有一个孕育良好的概念”。所以，如果说灵感是脑中的构思，那么马拉默德的灵感必然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而这只是开始。接下来，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要经过反复修改。访谈者问他，一部长篇小说会写几遍，他的答案是：“三遍，但有很多超过了三遍。通常，第一遍的最后一稿是让故事的各要素基本就位。第二遍稿子，聚焦于中心要素，推进故事演化，逐项精细处理。及至第三遍，大部分渣滓糟粕被清除，我的工作是进行语言处理。”（124页）虽然他立刻补充道，“我喜爱事后思索时灵光突现所带来的那些花朵”，但是这些灵感只能建立在扎实的、无数次推倒重来之上。马拉默德对作品的这般投入与责任心，足以成为各位立志写作者的楷模。
福特也喜欢在动笔之前大量思考，对目标拥有比较清楚的想法，但他不会像马拉默德那么辛苦，而是会在适当的时候开始动笔，在写作的同时思考作品。普里切特和福特一样擅长短篇小说，不过他游历广泛，对灵感问题更淡然一些，因为他在生活中就接触到了足够多趣人趣事。比如他在爱尔兰碰见了一位开着灵车的旅行推销员，就把他写进了《幽默感》这篇小故事。如此信笔拈来，真是令人羡慕啊。
莉迪亚·戴维斯比上面两位男作家更擅长短篇小说——如果她那些比诗还短的作品也能叫“短篇小说”的话。风格上的差异在创作之初就体现了出来：“我对提前计划好怎么写的小说很警惕。几乎从无意外，它们都是从一个想法或一个句子开始的，然后我会立刻一头扎进去开始探索。如果我停下来去想，这个应该是第一人称复数，或者，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分段的段落，或者诸如此类的，我觉得我会写不下去。它们都是直觉式的。”也难怪，戴维斯的小说，如果不依赖作家的天才直觉，又怎么能够那样短小精妙呢？
但话又说回来，关于“灵感是什么”“写作如何进行”这类问题，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相反意见摆在了有志写作的朋友们面前。机智又敏锐的詹姆斯·M. 凯恩干脆下结论道：“我想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作家能够回答。”
好吧，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们放下对“技巧”“方法”的执念，重新审视一下作为写作者的自己，再看看马拉默德对年轻人的这句鼓励——“把你的内心写出来！”（“Write your heart out.”）
以此共勉吧！
以上的三个方面，只能说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中比较明显的三条线索。只要读者耐心阅读，必定还能发掘更多有趣的关联。这就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的魅力之一——一群文字的大师，拥有最精妙丰富的语言，这些天才的迥异访谈，还会随着更多的阅读，在不同读者眼中，如同旋转的万花筒，不断呈现出新奇妙趣。
（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