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4日，是我国现代著名剧作家曹禺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出生在天津。1922年，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在南开中学期间，曹禺参与演出了很多国内外题材的戏剧，这都为曹禺后来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其代表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艺术创作

1929年，曹禺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他广泛钻研了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等的优秀剧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队长，结识了许多不同阶级的爱国人士和思想开放的进步人士。在这个背景下，曹禺开始构思创作《雷雨》。为了创作《雷雨》，曹禺几经揣摩构思，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也是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一部作品。《雷雨》于1934年发表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第三期上。1935年8月，天津孤松剧团在天津市立师范演出《雷雨》，这是国内首次演出，排演时曾邀请曹禺亲临指导。《雷雨》公演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此后，《雷雨》也在上海演出，一时震惊剧坛，后来茅盾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的赞誉。《雷雨》真实表现了五四前后30年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作者从周、鲁两个家庭复杂错综的血缘关系和爱情纠葛入笔，形象地反映出深刻的阶级关系，提示了那个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雷雨》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反响，推动了剧作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对中国职业剧团的产生、发展产生很大影响，那时的第一个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就是以演出《雷雨》得以生存下来的，并逐渐有所发展。

1933年，曹禺写完《雷雨》后，就在清华大学毕业了。当年9月，应老同学邀请，回到故乡天津，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从学校走上社会，曹禺的生活视野扩大了。1935年3月，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自杀。曹禺很是愤慨，现实的黑暗和作家的激愤孕育了曹禺的第二部作品《日出》。

《日出》是以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四幕话剧。它暴露了半殖民地大都市黑暗糜烂一面，剧本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他的善良、忠厚和倔强的性格。尤其是怀着神圣的道德感情，揭示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的地位和命运。

《日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热烈讨论。1936年到1937年，《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了笔谈，先后以两个整版发表了茅盾、巴金、叶圣陶、靳以、沈从文、荒煤等人的文章，其中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在《一个异邦人的意见》一文中，十分中肯地写道：“《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的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1937年，《日出》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1936年是中国社会极为动荡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东北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此时，曹禺不仅热心教戏、排戏，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进步人士交往。就在这一年，曹禺写了《原野》，第二年的4月发表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丛》上。《原野》通过一个复仇的命运悲剧故事，深刻地展示出作家对“人生困境”的困惑以及对神秘宇宙的哲学思考。为了戏剧化地传达这种认识，《原野》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段，参考尤金·奥尼尔的戏剧《琼斯皇》，并结合本民族的欣赏习惯，成功地对戏剧文本的叙述方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原野》标志着曹禺创作视野的扩大，表明作家已经纯熟地掌握了戏剧艺术的规律和技巧。

1940年是曹禺戏剧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一年，他连续写了三个剧本，其中《蜕变》影响很大，被当时列为“干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之一，并获得教育部奖励。这一年，抗战初期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新现象很快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黑暗统治。整个国统区，特务横行、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遭到囚禁和屠杀，贪官污吏乘机大发国难财。面对冷酷的现实，曹禺从“过分的乐观中沉静下来，更加严肃地思索祖国和人民的前途”。此时，曹禺的心中是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尽管他不懂革命。但已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在这种背景和心情下，曹禺于1940年秋天创作了《北京人》，这部作品是作家包含着生活理想和希望的一部剧作。《北京人》的思想和艺术都标志着解放前曹禺戏剧创作达到了高峰。

良师益友

曹禺在其戏剧创作的历程中，得到了不少良师益友的帮助和关怀。当年，曹禺进入南开学校后，遇到了对中外戏剧兼通的老师张彭春，并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张彭春成了曹禺走上戏剧道路的第一个启发人。曹禺多次参加张彭春排演的戏剧。1928年，易卜生一百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南开新剧团决心把他的《国民公敌》搬上舞台，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男女不能同台演出，所以那时女角色也多由男生担任。张彭春自从发现曹禺是个演剧人才后，对他多加培养，根据曹禺体态小巧的特点，决定让曹禺出演《国民公敌》中的女主角，这是曹禺第一次演女主角。在排练中，张彭春看到曹禺表演得十分出色时，他就情不自禁地跑过来去拥抱他，给了曹禺很大的鼓励，师生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继《国民公敌》之后，张彭春又把《娜拉》《傀儡家庭》也搬上了舞台，张彭春再次安排曹禺出演女主角娜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展现了曹禺天才的演技。与曹禺同时期的著名导演鲁韧在看了《娜拉》之后，给予高度评价：“曹禺演的娜拉，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戏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我在新剧团里跑龙套，从旁边看得更清楚。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

为迎接1929年的南开校庆，张彭春准备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搬上舞台。那时，有了郭沫若的译本，但是，作为演出剧本还有距离，张彭春就把改编剧本的任务交给了曹禺。这对曹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对他以后创作《雷雨》产生了重要影响。曹禺正因为有了这些演出和改编剧本的实践，才逐渐走上了剧本创作的道路。

《雷雨》是巴金极力推荐并力主发表的，抗战期间，曹禺与巴金的友谊也是日益加深。1940年，曹禺的《蜕变》出版了，这是抗战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剧作。在纸张匮乏、出版业凋零的境况下，巴金帮曹禺把《蜕变》印了出来，非常地不容易。巴金还亲自为《蜕变》写了《后记》，这《后记》凝聚着巴金真挚的友情，像是一团火，温暖着曹禺的心。在曹禺这些年的创作征程上，每一部剧作问世，都有着巴金的支持，是巴金把曹禺的一部部作品送到了读者手中。

曹禺的剧作创作，也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关怀。1940年，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在重庆演出。剧中塑造了一位正直无私、愿为民族战争而献身的视察专员梁公仰。有些评论者就说：民众希望着一个梁专员的出现，然而具备梁专员这样优秀条件的好官，却还不曾找到。《蜕变》写的是国统区的事，在国统区里不可能有梁专员这样的人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针对《蜕变》的批评声，周恩来就“梁专员”这个人物曾说过：国民党内若无梁专员这种人，我们在国民党内就得不到支持者。曹禺希望现实中有梁公仰这样的官员，力量更强大一些，反映的正是广大人民的希望，这是我党影响日愈扩大的结果。周恩来的这席话给了曹禺极大的鼓舞。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轮演出，周恩来又一次去抗建堂观看。之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他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而深刻；剧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时，周恩来对曹禺的《北京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不仅对曹禺以往创作的剧本《蜕变》予以保护，对曹禺新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更是予以鼓励和关怀；并且对于曹禺在创作上的苦闷，尽量予以解决，使曹禺的创作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

身后影响

1996年12月13日，因长期疾病，曹禺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6岁。曹禺最后的日子里，前后在北京医院住了8年，在此期间他的灵魂深处，始终没有离开过文学创作，自然主要是戏剧创作。他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其中有活页本、小笔记本、学生用的横格本……里边的内容很丰富繁杂，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人物的对话，有写出的诗，更多的是他想写的剧本提纲等。可见他对自己钟爱的事业的孜孜以求、不言放弃。

曹禺虽然去世了，但是他创作的一部部辉煌作品，却永留人间，他对戏剧事业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愈久弥香，影响深远。曹禺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经典剧作，使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得以确立，并在中国的观众中扎根，使中国的现代话剧由此走向成熟。曹禺既是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也是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他的剧作影响、培养了几代中国剧作者、导演、演员，在中国现代话剧整体面貌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以曹禺名字命名的曹禺戏剧文学奖创办30多年来，先后评选了400余部优秀剧作，推出了数百名优秀作家，为中国戏剧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曹禺对世界戏剧文化史也有其独特贡献。曹禺的作品在国内不断出版和上演，不仅受到中国观众和读者的欢迎，也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青睐。曹禺的一些剧作已被译成日、俄、英等文字出版，并在许多国家上演，也受到国外读者和观众的好评，并因此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刘永加）

（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