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都搞快餐，都觉得“花无百日红”，抓住当前的机会，走哪算哪，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钱现在成为了惟一标准。有收视率、票房，赚到了钱，就成功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现象，不管什么艺术、什么行当，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向钱冲”，我们还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给真正的本土文化留点生存空间？
南方周末：你不喜欢商业化？
陈道明：关键是商业化要有一个度，文化变成金钱，金钱置换文化，要有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艺术、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场，全部走江湖去赚钱。我在天津人艺工作过，现在许多文艺院团，走向市场后基本上都变成了江湖班子，说白了，耍玩艺谁耍得能吸引人，谁就能赚钱，最后赚钱成了惟一的标准。
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可能这个问题不是我该问的了。把张艺谋都挤到只能拍“三枪”这样的电影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吗？过去我们文人还讲点风度，还讲点知识，哪怕是虚伪的也好。现在金钱变成主宰，都变成既得利益者了。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我们不怕慢，就怕退，哪怕停着不动也行，退就不可以了，就像车不怕走，就怕停，更怕往后退，可现在往后退的地方很多。
不久前，我监制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电视台，他们说“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南方周末：他们怕没有收视率，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钱。
陈道明：我就想问咱们的电视台，全国十几亿观众，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戏说、恶搞、枪战？那些渴求文化、渴望安静的人不是观众吗？电视台有文化的导向功能，不能一味追求收视率，不能眼里就是钱。
我觉得现在没意思，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发展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商业。似乎什么都是文化，到处都在谈文化，但都把它当商业的外衣。
一个甚至一批不好的电视台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没人想、没人问、没人管，电视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收视率高就放什么，怎么能这么纵容它们呢？
而且现在主宰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数字居然都是假的，调查的结果都是假的，调查标准也没有。谁是标准？这些假收视率影响着广告投放，影响着电视台播放什么样的电视剧，影响着几亿老百姓，但它的基点是假的。靠谎言赚的钱，是结构性的说谎，一个社会结构在讲假话，但是没有人处理它们。
南方周末：为什么没有人处理？
陈道明：因为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立法，天天靠着通知、电话、打招呼，靠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政策办事，这政策可能今年是这样，明年又变了。
我们经常抽自己嘴巴，于是乎权威性越来越淡了、弱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广电总局明确说，主持人第一要说普通话，第二不许染头发，现在照样又没人管了。当一个社会结构没有权威的时候，你仔细想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无序，混乱，各自为政，想干嘛就干嘛。
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拍戏不自在，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
南方周末：你最早是从电影《今夜有暴风雪》走进影视圈的，为什么电影代表作很少，反而是电视剧代表作很多？
陈道明：我不太认同电影和电视剧有高尚和低级之分，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我不会因为电影是胶片、是大银幕，就看低电视剧。其实电视剧从技术角度比电影难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天天在播，让观众不烦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这个人在影视行业没有太大的梦。因为演《我的1919》得华表奖，当时我上台发言时说了几句话：当电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得了这个奖，我很惭愧，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水涨船高的时候，我再能拿奖。其实我对奖也兴趣不大，那都是演完以后的附加物。
南方周末：为什么？
陈道明：演员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当时进这行，就是为了避免上山下乡，有一个正经的城里饭碗，这个饭碗跟文化沾边。那时候都是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一年也拍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则根本没有。
起步阶段我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所以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现在的演员不同，他们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以竞争为主，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没有太多功利性。
实事求是地讲，演好一场戏，它不会让我很兴奋，演不好也不会让我多沮丧，我觉得我的工作做完了，我没有那种“有一天‘花儿不再红’怎么办”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是个早熟的孩子吗？我采访过的陈冲、刘晓庆、潘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因为一部电影红得发紫了。
陈道明：她们过早地裹在了名里，那时候没有什么利。她们出名比较早，我是学话剧的，从群众演员开始做，跑了很多年龙套，没有太多出人头地的愿望，一是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另外觉得出名这事离我比较遥远。
后来走红，也属于命好，我没有积极地做过一件事情，一直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有人找我来了，合适我演就接。尤其是这些年，哪怕是一些不那么好的电视剧，找我来一说、两说，到第四说我就说好吧，拍吧。
我喜欢自由自在，在不妨碍和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我心中要自在。拍戏是不自在的，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我不接戏拍不是我要积蓄文化能量之类的，没有那么高尚，我就是想自在。按理说应该玩命地往前走，尤其是所谓生命最成熟的时候。
南方周末：是，我们都觉得你到了黄金季节，在有限的时间段里，你应该多留一些经典的形象。
陈道明：如果为名和利，我就要年年拍，甚至一年拍几部戏。《围城》之后，我就是这样拍两部歇一部，拍一部歇两年。去年拍完《手机》和《唐山大地震》，今年谁找我拍戏都不接，不管谁来了都直接回绝。那些制片人问我为什么，我说就是想给自己一点空间。
随着年龄的变化，我的人生观有一定的转变。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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