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记者从甘肃省敦煌市档案馆获悉，12件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唐代古藏文《敦煌写经》日前完成修复，其数字档案也已建立。“《敦煌写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质文献之一，历经千年风雨，出现发黄、变脆、部分破损等现象。这批文献的修复，对于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利用有重要意义。”敦煌市档案馆馆长张世忠表示。
研究佛教传播的珍贵史料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6万余件文献，其中古藏文文献达上万件，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这些古藏文文献涉及历史著作、法律文书等诸多内容，其中以佛经最多，约占90%。《敦煌写经》上起魏晋，下至宋元，大部分来源于唐代，为研究佛教传播以及当时的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于2010年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现存于敦煌市档案馆的《敦煌写经》是唐代晚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作品，共有12件21面，多数为双面写经，少量为单面写经，均为未定级文物。《敦煌写经》由黄麻纸制作，有梵夹装、卷轴装等装帧形式，均为古藏文抄写的经书书稿，包括《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其中，《般若波罗蜜多经》共有7件，梵夹装，纸张展开后长71厘米，宽20厘米，有部分残缺；《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共有2件，梵夹装，纸张展开后长73厘米，宽65厘米；《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共有3件，卷轴装，规格不一，展开后最大纸张长268厘米，宽31厘米，最小纸张长41厘米，宽31厘米。
“这12件《敦煌写经》是敦煌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在上世纪80年代清理库房时发现的，一直藏于敦煌市档案馆的文物库房。”张世忠说，该文物库房为全封闭形式，无恒温恒湿控制系统，盛放文献的柜架也为金属材质的普通柜架，保存环境较为简陋。因历经千年变迁，保存单位也缺乏资金和技术手段，文物出现多种病害，严重威胁文物本体安全，急需开展专业的保护修复工作。
七大步骤为文物“治病”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一旦被破坏，便会导致无法弥补的遗憾，因此，其修复工作的开展要慎之又慎。对于《敦煌写经》的修复，敦煌市档案馆力尽其责。张世忠介绍，敦煌市档案馆委托专业的文物保护机构甘肃省文博服务中心开展修复工作。“在修复工作开始前，档案馆邀请专家到现场调查，并对文物进行取样，了解文物的病害情况。专家进行‘把脉’之后，再对症下药，制定详细准确的修复方案。”张世忠说，对文物的病害情况进行调查和分类发现，《敦煌写经》主要病害类型为污渍、水渍、断裂、残缺、虫蛀、糟朽、酸化等，产生病害的原因包括自然老化、生物破坏等。
2018年10月，文物修复人员对《敦煌写经》开展现场修复。整个修复过程分为杀菌、消毒、脱酸，染配补纸，清洗经卷，修补残缺，加固，修剪，再次保存七大步骤。针对微生物损害、动物损害情况，文物修复人员采用低温、真空充氮等物理方法，对纸张霉菌和包藏在经卷内的生物昆虫进行灭杀，并对酸化严重的纸张进行脱酸处理。对于补纸的染配，修复人员在对纸张纤维显微观察、厚度测量等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按照纸张类型、厚度、颜色，选择与原经书颜色、显微特征相同或相近的补纸、衬纸，在必要时还对补纸进行染色，以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
经卷的清洗可以说是整个修复过程中最复杂的一步。对于尘点、虫屎等污垢，修复人员会根据情况用马蹄刀将画面上肉眼可见的脏物剔除，如果经卷坡口边缘上有脏污黑口，也要一并挑刮掉。之后，修复人员用毛笔蘸温水轻轻清洗经卷上的污渍和水渍，清洗完后立即用吸水纸吸干经卷上的水，以免纸张因纤维膨胀不均产生褶皱。在此过程中还需要分外留心，因为清洗的程度需要通过调节水温和清洗次数控制，这对于文物修复人员的“功力”是一大考验。
经卷清洗完成后，用选配好的补纸修补经卷的残缺、断裂，以及上下两端，再对经卷断裂处进行加固，并把晾干压平的经卷进行统一裁整后，便进入文物修复最后的保存阶段。“把修复后的经卷存放于无酸纸盒中，运用合理的方法对纸质文物进行保管，并严格控制保存环境，减少外界因素对其的侵蚀，开展预防性保护。”张世忠说。
数字建档实现文物利用展示
张世忠表示，此次《敦煌写经》的修复以延续文物的寿命为主要目标，遵循的是“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以求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文物的历史信息。“修复过程中，我们优先使用传统工艺技术，而用到的所有新材料和新工艺都经过了前期试验和研究。修复中选取的材料都尽可能具有可再处理性和与原始材料的兼容性，技术措施也不妨碍以后再次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处理。修复后的效果具有可识别性，力争做到文物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统一。”张世忠说。
目前，12件《敦煌写经》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据悉，为了更好保存珍贵文物，该馆对文物本体进行了数字扫描，建立了数字档案库，并正在制作复制件用以进行展示利用。“如此，可以减少对文物原件的打扰，更利于文物本体的保护，同时复制件将在敦煌市档案馆中陈列展览，让公众一睹经卷的魅力。”张世忠表示。
（李佳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