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忆城，在南方都市报口述史里，他是能留下名字的人。

好些年前，报社来的新人，都会听说一个故事：在深圳一个活动现场,别报记者都举着大机器啪啪地拍，只有南都的摄影记者掏出了一台小小的傻瓜机，还认真地上蹿下跳找角度，这个记者就是曾忆城。结果他拍回来的照片比同城媒体还要好，主管南方都市报的编委听闻鼻子一酸，立刻同意采购摄影器材，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终于结束了自带装备干活的年代。

听的人都当段子哈哈一乐，但这不是段子，是真事。

19年后，曾忆城还很认真地解释说：“那不是普通的傻瓜机，是宾得K1000，相当不错的相机。”

自带“小傻瓜机”开始为南方都市报工作的曾忆城，有一个梦想，做战地记者。现实是，拍会议、拍领导、拍市井生活，需要全能，唯有想做战地记者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至今，他都觉得那里是他人生中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可以那样“亢奋地燃烧一把青春”。

三年后，他决定转身进杂志。

再后来，他进入更深的艺术创作，成为艺术家曾忆城。

再后来，他发现可以把自己学习摄影的经验教给别人。

再后来，他的学生们的作品，集结成“一时一地”，参加了广东美术馆2019年“珠江夜游”的组展。

广东美术馆 展览现场

人要侧身才能进入“窄门”

现场展出的“一时一地”空间，一横为窗，一竖为门

3月21日，展览开幕那天，一名相熟的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在“一时一地”里走了一圈，见到曾忆城就问：“怎么见不到你的作品？”

曾忆城笑了，他说：“你非常敏锐，看到了核心，我不存在，但是我无所不在。”

艺术不止是作品，还可以是生活方式

“一时一地”展览一直持续到4月7日。这个展确实不同于他以往参加的任何一个展，没有一件作品有他的签名，有的是美术馆给出的一个说明牌，牌子贴在一堵正对门口没有任何作品的墙上。

那段说明这样写：“一时一地空间由艺术家曾忆城发起，连接了一群日常居住在珠三角、因为共同的爱好聚在一起的人……今天，见字不再如面，键盘敲出的都是印刷体，而照片替代了笔迹。”

这段时间，曾忆城有时会应学生们的要求，亲身到场讲解展览，他一身黑衣，被五颜六色的学生们围着，带着灿烂的笑容，和作者合影。有时他就只是在场里默默地走走看看，看到观众在《一时一地》里停留、认真拍照，他体会到一种跟自己作品成展不同的满足和喜悦。

曾忆城在现场导览

问：你把学生们的作品放进《一时一地》这个展，策展人和专业人士怎么评价，有没有声音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性不够？

曾忆城：策展人非常开放，接受度很高。珠江夜游这个展也是要体现珠三角的开放。事实上我选进来的每一个同学的作品都紧扣主题，都是在讲珠三角的生活。

这个展没有署我名字的作品，但这里每个人的作品，都和我有关系。这就涉及到艺术到底是什么的核心问题。

艺术只是一个看得见的作品吗？艺术可不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有人问曾忆城的作品在哪里的时候，这个（展里的）作品就变得丰富了，它们不再是一个具体作品，也不是某一时刻，它是一种连接，它就是一个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是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可能还会发展。

就比方这些人学完摄影毕业出去，其实拍得比在上课的那个时候要更好，因为一个知识它需要时间去消化，当我看到这种成长，我是是非常开心的。我从没有过一个作品，是这种开心喜悦的程度。

问：你给学生们播下的种子都生发了。

曾忆城：在《一时一地》展里有一个窄门设置，我在里面放了三颗种子，对应着对面墙上作品里的“三个太阳”。但是第二天就有学生在群里面说，哎呀曾老师，中间那颗最大的爱心种子不见了，大家讲起来还有点气愤。

我妻子问我要不要再带一颗爱心种子放进去，其实有犹疑一下。后来我想，就接受现在这么样的发生吧，因为这种也投射了社会现状啊。最大的爱心种子，最特别也最容易被看见，另两颗最小最有意义的总看不见。三也是道家里面最多用的数字，现在少了一个，也印证了我们的传统在这个当下确实是少了。

展出的三颗种子

透过窄门，可以看到三颗种子对着的“三个太阳”

问：你花了很多时间观察观众，感觉观众能看懂你所有的用意安排吗？

曾忆城：我注意到，在我们这个展厅停留的观众始终是最多的。

这里的每一幅作品没有搞怪的，拍摄作品的人都实实在在在珠三角的城市生活里发挥了作用，比如有给亚运会闭幕式场馆做设计的设计师，有医生，有制造企业的管理者，有驻村干部，有家庭主妇，就像其中一个作品上写的“就喜欢过简单美好的生活”。他们站在各行各业的视角来看，去寻找可触摸的艺术，或者用艺术展现可触摸的生活。大家都在用镜头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就算有一些美不是常规意义的美，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

这次的展我只选择了一组完整的图片故事。每一张图片都有配文字，那组图片是阶梯状向下的，我希望看到最后，每个人都不得不弯腰或者蹲下，用孩子的视角去体会。我发现很多人会愿意看这个故事，可能是现在我们看图的习惯，一个是还会不自觉地被文字提示，一个是我们天然会被故事吸引，尤其是跟孩子有关的。

观众在翻拍现场的作品

但美的东西它是有普遍性的，需要去感受的部分，可能需要一些知识背景，需要打开艺术的想象力。这个空间依然有这么多人停留，还是因为大家感受到跟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整个展串起来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活生生的生活的现在。

当我因摄影连接他们时，我可能激活了他们

作为艺术家的曾忆城，常年留着寸头。但你见到他印象最深的，一定是清亮的眼神，有少年气的眼神。

他一开口有明显的广东口音，讲话慢悠悠的，有时慢到好像能看到他在脑海里搜索词的进度条。

有老同事知道他在带学生时就坏笑着问：“能听懂他说话吧？”

第一期班的学生现在见回他，已经可以自如地开他玩笑说：“曾老师当时看你讲话这么紧张，我们都紧张地不敢问你问题。”

不爱在人前讲话的那个他，变化也很大。他想起在南方都市报深圳站时，有一年有个孩子被绑架杀害，嫌犯被抓，他溜进了南山公安局，跑到公安局的楼顶，用长焦拍到了独家照片。回想起那个事情，简直像做特工一样，他也特别神奇那个能量从哪里来，“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你就会真的莫名其妙想得出来办法。职业能给你带来一种神奇的创造力。”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社会美术专业的曾忆城，做摄影并不是科班，现在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摄影教育上。每一个从他摄影班上毕业的学生，都说感受到曾老师灼灼的注视，生怕辜负了他殷殷的教导和期待。不爱讲话的他，正在挑战录视频，把自己关于摄影的经验，推广普及出去。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总结自己在摄影方面的经验？

曾忆城：（摄影）基本上我是靠自学的，所以我知道这个过程和方法。虽然我是所谓的科班出身，但摄影课只上过一个星期。我学的专业都是实用的，什么挣钱学什么，广告排版、装修什么的，我全都懂。当然那时在学校还是很认真学的，因为我拿的是一等奖学金，必须每一门功课都要很好。

我真的很喜欢摄影，很想去做跟摄影有关的事情，也很快决定要用摄影这一个形式去传达我认知的美，或者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问：学生们从开始学习套路开始，到现在拍出自己的风格，能这样影响一个个鲜活的人，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曾忆城：我更愿意说是相互影响，是连接了一群平等的、来去自如的人。事实上，我也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像《羊城晚报》的前总编辑陈心宇，她每一次上课，一定会提前到，不管晴天下雨，从来没有迟过一次。她也特别勤奋努力，而且人很谦和，在她身上，我看到优秀的人具有的品质。所以如果说我“影响了”，可能“我”有点大，实际上我心水非常清。我只是在影像上暂时比他们经验多一点，一旦我激活他们，这帮人会闪亮到，比我要耀眼。对，我只是前期做了一下激活的工作，可能两三年后，他们的成就比我要好。

但这个是无法计算的，因为每个人来时的“底”（背景）不一样，以及每个人在之后投入的精力跟努力也不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问：为什么说你做的事情是激活？

曾忆城：因为人天生都有美的能力。但你要告诉他，你要鼓励他，你要激活他。任何艺术形式，都可以通过培训达到一个中等甚至以上的水平。更何况摄影，现在智能手机是最日常最触手可及的实践工具，读图时代，你发朋友圈都要先打开图片选项，但我们的摄影教育远远落后了，远远不匹配。

在毛笔、钢笔的时代，我手写我心，但是进入拇指化时代，你很难看到字体的痕迹。但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很多信息，什么都能涵盖。你要拍到一张横平竖直的照片，首先要内心安静才可以。

摄影应该纳入最基础的教育，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越要做大众的东西，越要细心地去考证这个教育有没有效。我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来实践验证。我要去推进摄影普及，如何用我的个体去做。以前在报社，可以用作品跟大众沟通，但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我啥都不是的时候，只能身体力行去做这么样的一个事情，我想看看，能努力做到哪里。

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作者石磊，前南方都市报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

（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