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品创作在生活的深入开掘、艺术的充分准备、创作的不遗余力等方面表现出惊人相似,从中寻索规律，总结经验，将为打造新的文学经典、构筑文学高峰，提供有益借鉴和有力动能。
从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映入人们眼帘的，首先是那些产生于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如“十七年时期”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与“保青山林”（《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新时期以来的《古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它们联袂而来，相映生辉，共同挺起时代的文学脊梁，耸立起小说创作的巍峨高峰，铸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辉煌。
经典值得我们不断重读，也值得我们从这些作品的营造与产生中寻索规律性因素，总结经验性启示，从而为新时代继续打造文学经典、构筑文学高峰，提供有益借鉴和有力动能。
深入生活的艺术结晶
反映生活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源自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来由。作家们之所以能够写出经典作品，首要原因正在于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此过程中，深入认识和把握生活动向，深切了解和体察民意所向，把自己所见所感经由文学想象化为艺术形象，使其成为人民生活的艺术结晶。
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引人瞩目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保卫延安》，被评论家胡采誉为“人民英雄的赞美诗”。这部作品正是作者杜鹏程长期跟随战火中的部队采访和生活的文学成果。杜鹏程1947年下到西北野战军的一个连队，经历前线部队转战陕北的浴血奋战，看到许多战士血洒疆场，保护他的警卫战士不幸牺牲。这些感人又撼人的亲见亲历使他下定写作决心：“干，既然战士为了战争的胜利，一声不响地献出了生命，我们也就应该把他们忘我的英雄精神记载下来，使自己使别人从这些不朽的事绩中，吸取前进的力量。”可以看出，《保卫延安》之于杜鹏程，是累积在胸的战争生活的必然涌流。
当代文学的不同时期，农村题材小说所以佳作连连，精品甚多，是因为我们有一批进城不离乡、心系农村的优秀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已在北京工作的赵树理，从1951年起，每年抽出半年多时间回到晋东南家乡一带，深入农村生活，了解农村现状，这种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使他相继写出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小说《实干家潘永福》等堪称经典的作品。“山药蛋派”领军人物马烽，所以接连写出《韩梅梅》《三年早知道》等反映农村新人物与农家新生活的作品，也盖因他“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不把他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他和“山药蛋派”作家们都是从人民生活里“泡”出来的。
写作基于生活的必要，生活对于创作的馈赠，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柳青扎根皇甫村创作出《创业史》。在皇甫村的十四年，柳青实现从立场到情感的全面转变。《创业史》是在写他人还是在写自己，是在写农民生计还是在写自我命运，已经水乳交融得难解难分了——“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来反映的”，这是柳青发人深省的经验之谈。
高远追求的目标设定
创作一定有追求和目标，但追求有远近之分，目标有大小之别。与现在一些作家常常在写作中希求高产量乃至贪图高曝光度不同，优秀作家更在意作品质量与品位，更看重凭借精益求精的力作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写得少又写得好，主要在于目标高远，需要下一番苦功夫，投入巨大精力体力才能实现。那些写出经典作品的优秀作家，在这一点上惊人相似。
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小说写作的梁斌，早就想写一部既是“历史的记录”又有“艺术的真实”的长篇，而且还设立了在当时来看几乎高不可攀的目标，那就是“具有民族气魄，民族化风格，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的书”。为了这个远大目标，他不断蓄积和提炼丰富素材，想尽办法去寻找阅读中外古今文学名著。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写作机会和可能，他便从武汉日报社社长岗位上，调回北京文学讲习所，之后又调到河北文联，并且一有机会就抓紧时间写作，还经常抽空约见老战友收集素材，到作品写到的地方实地踏访，终于用四年时间写出《红旗谱》第一部初稿。据梁斌回忆，写完之后，他长长出了一口气：“艰难的文学创造生活呀！”过程确乎艰难，因为目标实在高远。
路遥和陈忠实，两位作家都只写了一部长篇，但都留了下来，长销不衰，这既与他们郑重对待创作，注重精益求精有关，也与他们设定的目标超前高远，并为此孜孜以求、必欲达成有关。路遥自知写作《平凡的世界》，“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起理想的大山”。陈忠实则说，写作《白鹿原》，是想“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瞄着这个目标，陈忠实一方面翻阅县志，查阅村史，研读族谱，做着历史资料的充分准备，一方面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和理论著述，从中汲取有益文学营养，经过两年多积累与蓄势，用两年时间完成《白鹿原》的写作，又用两年时间细加打磨，终于如愿完成他的“作枕之作”。这些都告诉人们，高远目标的设定同时也意味着生活的深入开掘、艺术的充分准备、创作的不遗余力等高强度、大投入付出，这是创造经典作品所必需的。
个人与时代的有机结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立足时代、认识时代、表现时代，既是一个作家应具有的常识性认识，也是一般人不易做到和做好的课题。经典作品的作家们，正是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以他们把自我融入时代的实践和创作成果，做出出色回答，给我们提供很好示范。
赵树理的小说，看上去多是家长里短，满含泥土气息，实则由婚姻与家事、乡俗与民情等日常事象，细致描绘社会变革给农民带来的心理悸动与精神变动，反映时代气息在普通农民身上的投射，表现农民在生活形态与精神状态上的与时俱进，因此被视为“十七年”农村生活历时性发展变化的文学缩影。
柳青对时代变迁引起的农村新变，极为敏感也极有兴趣。他不断“下放”自己，就是为了近距离观察社会主义农村形成过程，深入捕捉农民群众面对新生活的心理接受过程以及走向新生活的精神风貌。一部《创业史》，也确实写出时代脚步在蛤蟆滩激起的回响与涟漪，记录农民兄弟在新旧交替时代的进步与蜕变，从农村和农民角度为时代生活与精神描形立像，作了名副其实的时代“书记官”。
在文学中把个人与时代有机结合，路遥堪称范例。《平凡的世界》由改革开放催生的新人物、农村新变化，以及给农村青年一代带来的命运转机，歌吟改革开放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颇有意味的是，路遥作品中常常会有“我们”跳将出来，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抑或是议论，都有“我们”不断出现。“我们”不仅使作品叙事方式在第三人称里融进第一人称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成为作品人物中的一员，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引入局内，使读者清楚意识到：“我”（作者）、“你们”（读者）和“他们”（作品人物），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是彼此勾连又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这里，既把路遥超越自我和为百姓代言的文学追求显露得清晰昭著，也把路遥用大众眼光看待生活、以大众情趣抒写人生的追求表露得淋漓尽致。
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写作因细节真实性、形象典型性与描写方式客观性等特征，满足中国作家写作追求，贴合中国读者阅读需求，一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据突出地位，历练一茬又一茬实力派作家，催生一大批优秀小说。同时，不同作家又有不同继承与发展、不同侧重与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造诣、自己的需要，去进行创新和发展。
新时期文学以来，现实主义不断更新，主要推动两类小说创作长足发展。一类是家族历史与文化写作，这类小说以家族历史为主干，通过一个家族的荣辱盛衰透视文化精神嬗变，折射社会变迁与时代更替，代表性作品如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等。另一类是改革题材，这类小说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写义利抉择、正邪较量。代表作品如周梅森《人间正道》、张平《抉择》、陆天明《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周大新《曲终人在》等。可以说，由于运用严谨现实主义写法，贯注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这些作品做到思想精深与艺术精湛的桴鼓相应，达到“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较高标准。
现实主义写作结出的丰硕成果、现实主义手法的历久弥新、现实主义作品在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都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现实主义，包括它的内涵、外延与意义，也包括它与中国文学的密切缘结，与中国读者的内在联系。
近年来，也有不少新人新作以现实主义追求向经典致敬，如陈彦长篇小说《装台》。这个作品写一群给舞台装置背景的人，写他们的爬高走低、含辛茹苦，也写他们力尽所能的相互温暖和利益他人。他们确有难以言说的苦处，但也有自己的担当，像萤火虫一样带着光亮，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温暖别人。这个作品在怎么样写小人物和处理小人物方面，确实写出新意。现实主义以及现实主义精神要求的是真诚面对生活，真诚书写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作家自己主体力量的投射。作家思想内涵决定作品精神蕴含，现实主义精神取决于作家主体精神。
文学需要构筑时代高峰，高峰需要精品力作支撑。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之作，是不同时期重要作家倾其心力与才力创作出来的时代精品。以高远目标与清醒意识、超强能力与极大付出，推动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源源不断产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提高的审美需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正是我们重温经典、探寻经典成因的用意与期望所在。
（作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白 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