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措施,有力助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在我国注重自我推介的同时,海外译者的翻译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一批汉学家及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将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毕飞宇、王安忆、麦家、刘慈欣等一大批当代作家的作品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术界也密切跟踪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进展与态势,从翻译策略、翻译实践、传播途径、传播效果等不同角度总结经验,指出误区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目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并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
强调全面走向世界
近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经历了从关心“走出去”到强调“走进去”的变化。“走进去”主要指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力,是中国文化话语权的体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推出的“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并逐渐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人们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窗口”。2018年,“中国当代文学图书的世界影响力远远超过历史类图书”。
除了考察国外图书馆的中国文学作品馆藏量,国外普通读者和专业受众的评价也是衡量中国文学是否被国外读者接受的重要指标。姚建彬主编的《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以亚马逊英文网站上读者的购书评论以及Goodreads的书评和推荐书单为案例,用翔实的数据说明了2015年以来国外普通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情况。笔者从专业受众层面分析了中国文学“走进去”的方法路径:中国文学借助翻译“走出去”之后,“还要对翻译出去的作品进行研究、诠释,让其在国外落地生根,即‘走进去’,成为他国文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同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也从偏重在英语世界或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大国传播,转向强调面向全球的全方位传播。以往关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其在英语世界和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播。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注重研究中国文学向日本、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以及西班牙语世界、阿拉伯语世界、荷兰、印度、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输出状况。
莫言、余华、苏童等当代作家在日本很受青睐。韩国兴起过“余华热”和“莫言热”。意大利的读者非常喜欢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余华的小说,其《活着》《第七天》荣获意大利文学大奖。
2013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印度外交部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印度共和国外交部关于“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2015年,印度方面启动“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确定将包括《尘埃落定》《一句顶一万句》《活着》《生死疲劳》《白鹿原》《秦腔》等在内的当代作品纳入互译项目。
2013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双方约定6年相互翻译并出版对方国家不少于50部文学作品,或双方共出版不少于100部图书。2015年中俄又签署了《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补充议定书》,将互译出版对方国家的书目增至100部。
传播全新中国形象
在严肃文学海外传播态势看好的同时,类型文学的对外翻译也迅速崛起。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首先是从严肃文学开始的,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等当代作家的小说通过国内外译者的译介走进海外读者的视野。而近几年来,类型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名片。科幻、武侠、网络小说等译成外语后,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反响。
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译介到海外后,获得“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实现了亚洲作家“雨果奖”零的突破,将中国的科幻小说提高到世界文学的水平。
2018年2月,由英国译者郝玉青翻译成英语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册《英雄诞生》一出版就引起了热烈反响,不仅出版首月就加印了七次,而且美国、德国、西班牙、芬兰、巴西、葡萄牙等国家也相继买下了该书版权。
2018年6月,周志浩的小说《死亡通知单》英文版在美国面世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书评栏目等,都在醒目位置给予报道。以谍战小说闻名的麦家更以其《解密》《暗算》在西方世界刮起“麦旋风”,掀起“解密热”。
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对于一国形象的塑造甚或重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国的文学在域外传播的同时,也在动态地建构、传递着该国的国家形象。人们可以从阅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对于该国的印象。随着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增多,海外学界逐渐将文学传播研究与国家形象塑造联系起来,探讨文学作品翻译在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作用。2005年以来,国外各大学术出版社进一步加强了文学翻译与国家形象塑造方面著作的出版。比如《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的联结》《形象学:文化建构与民族性的文学呈现》等,均是在跨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翻译与塑造民族形象转变、呈现民族性格的关系。
国内学者也及时关注到这一新的趋向,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探讨形象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与中国形象建构之间具有显而易见的互动性——“既有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方译者对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以及西方读者对翻译过去的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而文学传播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又给既有的中国形象以冲击、调整,进而实现某种程度的更新重塑”。中国古典小说、唐诗、宋词、元曲在世界各国的翻译接受塑造了历史上强盛富庶的中国形象。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的域外译介塑造了勇于担当、诗意浓郁的中国形象。而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更是绘就了多彩的中国形象,尤其是在传播过程中所塑造的“改革中国形象”“军人英雄形象”“时代农民形象”“知识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旧有认识,将一个现代的、发展进步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
关注动态翻译过程
出于对译文忠实与否的强调,以往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主要侧重将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分析,看其是否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涵和韵味。近年来,翻译过程中译者和作者、出版商、编辑的互动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学界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也从专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静态对比,转向关注动态的翻译过程。而这一转向与国外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的建立有一定关系。
2015年,北美中国文学研究重镇俄克拉荷马大学建立了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收藏了葛浩文、顾彬、亚瑟·韦利等西方著名汉学家的翻译手稿,他们和作家的往来信函,以及他们与编辑、出版社的协商沟通材料。该档案馆馆长美国汉学家石江山认为,这些档案材料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超越“归化”与“异化”、“忠实”与“不忠实”的简单结论,进而探究翻译过程中的其他诸多制约因素,将翻译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面。
此外,对翻译档案的研究还能让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接受不仅仅局限于汉学领域。了解文本转换的过程有助于消除中国文学在异域接受的障碍,让汉学家之外的人群对中国文学产生阅读和研究兴趣。
比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国内学者在肯定其突出贡献的同时也批评他“连改带译”。其实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是非常严谨的。从接受翻译任务到作品印刷出版,他一般会对译稿锤炼打磨七次。从他捐献给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可以得知,他在翻译杨绛的《干校六记》期间,与编辑、作者、出版商、学者以及读者有过几十封往来信函;他和林丽君在翻译毕飞宇的《推拿》时,前后向作者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来询问原文字句的确切含义、词句所承载的文化意蕴甚至行文的前后矛盾之处。
而对一些看似没有传达出原文神韵的翻译,我们也能从译者与作者的问答交流中获知其中的真相。比如毕飞宇的《推拿》中用“天花乱坠”来形容一个人的手,葛浩文请作家对此加以解释,毕飞宇的回复是:就像花瓣从天而降,是很美的意思。因此才有了“pretty hands”这样的翻译。
时至当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尽管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实绩,但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何把握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动向、新变化,并适时引导,进一步壮阔中国文学“走出去”和“走进去”的河流,是我们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应该密切关注的课题。
（姜智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