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终得以十日之“速力”脱稿，触发写作的机缘，当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入沪上——郁达夫将这位“一刻也少不得爱，一刻也少不得一个依托之人”的柔弱热情的女子的悲剧，结束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民族战争的硝烟中，肯定不是偶然的。
近一段时间，郁达夫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以下简称“《弱女子》”）手稿正在全国巡展，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据作者自述，小说十天速成，在1932年2月“上海战事紧张，百业凋零，经济压迫得无可奈何的时候”，换钱度过“当时极其窘迫的日子”（刘大杰 《读郁达夫 “一个弱女子”》，《申江日报副刊 海潮》第2期，1932年9月25日第4版），以至作家本人也觉得是自己“作品之中的最恶劣的一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后叙》，《郁达夫全集》第2卷第35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而当时文坛却表示了欣喜和欢迎，“一九三二年的一年，一般都称为文坛不振的季节，不意沉默已久的郁达夫先生，却在这一年中突然的重振巨笔。他的文思竟如奔泻的流泉一样，从一·二八的炮火声中产生了中篇 《她是一个弱女子》”（参《申报》1933年3月18日第4版《忏余集》广告）。
《她是一个弱女子》现代书局版及扉页
从出版史的角度看，这部小说命运多舛。1932年5月，先被列为“文艺创作丛书”之一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9月即告再版；有左联血统的湖风书局被查封后，上海现代书局接收其纸型于当年12月重印，为躲避检查，倒填年月作“1928年12月初版”；1933年5月，因内容有碍风化而遭上海市公安局查扣，6月被以“暗示阶级意识，描写淫秽情节”禁售；1933年12月，经删改并易名《饶了她》，由现代书局重排出版；1934年4月又被指“诋毁政府”再次遭禁……但是同时，由于郁氏后人的悉心收藏，手稿至今完好，而且是郁达夫惟一存世的完整著作手稿，其幸又何其甚焉。
构思写作过程：酝酿既久，落笔成章
小说用黑墨水钢笔书写于可对折装订的200格（10×20）“东京创作用纸”上，装订后的32开稿本厚近2公分，纸色微黄，纸质轻薄柔韧，历近九十年风雨尘埃而字迹清晰，内容完整，作者写作时的姿态动静似历历在目。手稿被隔页编号，共编154号，故全文约300页，6万余字。以十天速成计，郁达夫每天写作量当在6000字上下。郁达夫日记中，曾不时记录一些重要创作的每日写作量，比较常见的状态是每天2000到5000字，6000字的日创作量相当罕见。
从整体看，这部长达6万字的手稿没有大体量的结构性调整，手稿大部分字迹清晰工整，书写不急不躁，是胸有成竹、思路流畅的那种写作，可见作家对笔下人物和情节有着较为宏观、通达的把握。当然，也有少量随写随改或事后删改的地方，以完善措辞，添补细节。
联系郁达夫相关日记和单行本《后叙》及《沪战中的生活》两文中介绍的写作过程，则这部作品的创作，直可谓“酝酿已久，一触即发”，“落笔成章，一气呵成”。
《她是一个弱女子》的题材，我在一九二七年……就想好了，可是以后辗转流离，终于没有功夫把它写出。这一回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来侵，我于逃难之余，倒得了十日的空闲，所以就在这十日内，猫猫虎虎地试写了一个大概。（《〈她是一个弱女子〉后叙》）
……在战期里为经济所逼，用了最大的速力写出来的一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这小说的题材，我是在好几年前就想好了的，不过有许多细节和近事，是在这一次的沪战中，因为阅旧时的日记，才编好穿插进去，用作点缀的东西。（《沪战中的生活》，《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163页）
1926年，郁达夫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年底离粤抵沪，对这座旧势力大本营、新革命策源地的城市颇不能如意，对被新的狂欢掩藏的迷雾、黑幕甚至不吐不快。除引起轩然大波的《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外，郁达夫还想以《清明前后》为题，为这“广东的一年生活，也尽够十万字写”（《村居日记》，《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71页）。所以，当1927年1月10日，《广州事情》完成3天后，郁达夫最初拟定《她是一个弱女子》这一小说题目，所“想好”的“题材”，比如以冯世芬、陈应环为代表的革命+恋爱，他们对民众力量的依恃和鼓动；比如小说中新军阀的从倒戈走向反动，显然有“广州生活”的灵感和作家本人对“广州革命”的认知和研判在。
广州一年，郁达夫和他的同伴们是在几乎不间断的游行、集会、运动、讨伐中度过的。3月18日，郁达夫与郭沫若、王独清一起由上海搭新华轮启程南下广州的当日，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3月20日，广州市民举行反段祺瑞游行，蒋介石则策动了中山舰事件。这番动荡似乎为这一年的“广州事情”奠定了底色。查3月23日郁达夫们抵粤后近一年的《广州民国日报》，除连篇累牍的工农暴动、新军北伐而外，广东大学师生参加的集会游行计有：3月29日纪念黄花岗烈士集会，4月2日反段示威大游行，4月18日纪念北京惨案死难同胞集会，5月5日五五纪念会和纪念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纪念会，5月7日“五七”国耻日纪念会，5月30日纪念“五卅”一周年集会，加之广东大学的教员罢课和学生择师风潮，“查办”广东大学和改制中山大学，以及文科学长郭沫若的誓师北伐……
身在此中的郁达夫不能不受感染。虽然尚无直接材料证明郁达夫参加了上述全部集会，但躬逢“这盛大的纪念日”的3月29日，他确是“自小北门起至黄花岗”，全程参加了黄花岗集会和游行（参《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郁达夫全集》第9卷第180页）；这年10月自北京南下经汕头时，也曾与《岭东民国日报》社长李春涛和火焰社许峨、冯瘦菊等，一同往访留日同学、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工人运动领袖杨石魂（参许峨《郁达夫在汕头》，陈子善、王自力编《回忆郁达夫》第167—16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版），放在今天，就很有点“追星”的味道了；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已过而立的、“从前也看过一点政治经济的书的人”（《沪战中的生活》），郁达夫又对新旧军阀的貌离神合有清醒的警觉，他于这年年底逃离广州，并在上海写下《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诸作，正是这一警醒和反思的结果。而这一基本认知，贯穿在郁达夫的诸多文字之中，《弱女子》或也是其中之一。借小说中“革命符码”陈应环之笔，通过其在柏林向冯世芬写的信，郁达夫表达了那种混合了憧憬和忧虑的复杂的情感。
中国的目前最大压迫，是在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余孽，军阀集团，洋商买办，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忠实代理人，他们和内地的土豪、劣绅一勾结，那民众自然没有翻身的日子了。可是民众已经在觉悟，大革命的开始，为期当不在远。广州已在开始进行工作……
当包括《弱女子》和《蜃楼》《春潮》《清明前后》以及“明清之际的一篇历史小说”等在内的宏大写作计划立定之后不久，具体说是仅仅四天以后，作家便遭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消说这些计划基本都落了空或滞了后，何况构思日久而止于中途也是常态。“中篇《蜃楼》只发表了前12章，《春潮》无以为继，《清明前后》毫无踪影，‘明清之际的一篇历史小说’也只是一个设想。”（陈子善《〈她是一个弱女子〉序言》，郁达夫手稿本《她是一个弱女子》第4—5页，中华书局2017年1月版。其中《蜃楼》，据郁飞《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所述，郁达夫“始终随身带着”这部“紫色墨迹”的续稿，最后的归宿可能是留在了新加坡的烽火中。“我不知带出，他离去时也必不会带着，那么下落可想而知了。”）惟《弱女子》终于在五年后伺机完成，尽管作家自己也觉得“猫猫虎虎”，但还是一众计划中实现得最圆满的。此可谓“酝酿已久”。
写到了如今的小说，其间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我觉得比这一次写这篇小说时的心境更恶劣的时候，还不曾有过。（《〈她是一个弱女子〉后叙》）
这五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军阀混战、工农罢工和“四一二”“九一八”“一·二八”诸内忧外患，正所谓“政潮起伏，军阀横行，中国在内乱外患不断之中”，作家心境之恶劣也可想而知。当然，这些接踵而来的变故，也为作家的构思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而触发《弱女子》写作的机缘，当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入沪上——郁达夫将这位“一刻也少不得爱，一刻也少不得一个依托之人”的柔弱热情的女子的悲剧，结束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民族战争的硝烟中，肯定不是偶然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侵晨，虹口一带，起了不断的枪声，闸北方面，火光烟焰，遮满了天空。……有一队穿海军绀色的制服的巡逻队，带了几个相貌狰狞的日本浪人……用枪托斧头，打进了吴一粟和郑秀岳寄寓在那里的那一间屋里。
在郁达夫笔下，郑秀岳温柔美丽，却软弱犹疑，贪慕虚荣和富贵，甚至不守妇道，她既不甘像李文卿那样堕落无情，也不能跟冯世芬那样自立自强，终至于被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蹂躏至死。对这样一位可怜可悯又可恨的弱女子，郁达夫给予了许多宽容和同情。在她从女校读书、交友、毕业、恋爱结婚到被害身死的短短五年中，作家的宽恕之笔，一次次饶了她的人性之弱，一次次为她的爱欲辩解，为她的穷困辩解，为她的承受所有社会之苦辩解，甚至那个东窗事发的晚上，还是让吴一粟无条件饶恕了她，接纳了她。于是，她的最终命丧日本浪人和海军巡逻队，无疑是作家被沪战唤醒的民族情结的一种投射。他用一位弱女子的泪和血，贞洁和生命，与十年前他所哀怜、怨恨的弱国，那个《沉沦》中害“他”致死的弱国，哀切而悲忿地作了遥远的呼应——郑秀岳软弱的、悲剧的一生，何尝不是作家早年“弱国情结”的一种影射和宣泄，又何尝不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罪恶的倾诉和抗议？
同时，小说中大量的“磨镜”文字也颇扰人视线。何以这样一部充满爱国情怀和社会反思的作品，要借助如此露骨的情节？刘大杰在《读郁达夫的“一个弱女子”》中曾提及，“这些并不是不尽情理的事实，我们只要看杭州陶思瑾刘梦莹同性爱的惨祸，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个弱女子’里所描写的事实，并不是作者的夸张了。”这或许为《弱女子》的解读打开了一个窗口。查当年报刊，知此案社会反响之巨，也颇感慨当年社会开放包容之程度——陶思瑾最终改判死缓，她的孽恋、情杀像是被法律和社会舆论同时“饶恕”了。陶、刘均为杭州艺专学生，案发于1932年2月11日，这个时间与《弱女子》的构思写作几乎可以重合。
我们可以想见，这是一部以极大的耐力酝酿已久的作品，也是一部被时局触动胸中块垒、被时事挑拨纷纭情愫，而得以最大的速力一气呵成的小说。
写人叙事风格：个人境遇，时代风云
展读整个情节和故事背景，我们能发现这部将个人境遇与时代风云完全融合的叙事，人物的命运起伏几乎都与时代的动荡、变迁联结在一起。这在郁达夫一向专注个人情感自抒的小说创作中颇为特别。根据郁达夫《沪战中的生活》一文自述，他创作这部作品之先，翻阅了近几年自己的日记，“编好穿插进去，用作点缀”。其实又何尝只是“点缀”？这些文字不啻是将风云际会融入了人物和故事，让情节推进和人物塑造既合情合理，又合乎时代的必然。
郑秀岳将从杭州女校毕业的那年，孙传芳残部正在东南各省作“致命的噬咬”和“绝命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郑秀岳不得不随家人仓皇逃难到上海，租住在沪西一位银行职员的弄堂房子里，遇见了同是房客的《妇女杂志》编辑吴一粟。这个时间，差不多是作家自粤抵沪的1926、1927年尾年头：
沪杭一带充满了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的空气。……阳历元旦以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路军，真如破竹般地直到了杭州，浙江已经成了一个遍地红旗的区域了。这时候淞沪的一隅，还在旧军阀孙传芳的残部的手中，但是一夕数惊，旧军阀早也已经感到了他们的末日的将至了。
郁达夫《村居日记》，累日记有“革命军入浙，孙传芳的残部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富阳对峙”（1927年1月1日），“早起看报，晓得富阳已经开火了”（1927年1月4日）这样的信息，新旧军阀火并带来的战火，给了主人公从杭州逃难到上海的理由，也给了这部虚拟的小说一个真实的背景。
随之不久，是上海闸北、南市、吴淞一带的工农总罢工，“要求英帝国主义驻兵退出上海，打倒军阀，收回租界”，而好友冯世芬，正是被安排在沪西大华纱厂的罢工组织者，也为后来两位好友的电车重逢打下了埋伏。
二月十九，国民革命军已沿了沪杭铁路向东推进，到了临平。以后长驱直入，马上就有将淞沪一线的残余军阀肃清的可能。上海的劳苦群众，于是团结起来了，虽则在孙传芳的大刀队下死了不少的斗士和男女学生，然而杀不尽的中国无产阶级，终于在千重万重的压迫之下，结束了起来。
三月二十一日，革命的士兵一小部分终于打到了龙华，上海的工农群众七十万人，就又来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罢工总暴动。
小说以清晰的时间刻度真实还原了这段历史。查郁达夫《新生日记》，就记有“杭州确已入党军手，欢喜得了不得”（1927年2月18日），“党军已进至临平，杭州安谧……上海的工人，自今天起全体罢工，要求英兵退出上海，并喊打倒军阀，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市上杀气腾天，中外的兵士，荷枪实弹，戒备森严”（1927年2月19日）等信息，到了3月21日，“……得到了党军已于昨晚到龙华的消息，自正午十二点钟起，上海的七十万工人，下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我们在街上目睹了这第二次工人的总罢工，秩序井然，一种严肃悲壮的气氛，感染了我们两人”（1927年3月21日）。这些记录，几乎是原原本本地被复刻在了《弱女子》的故事里，包括“觉得我们两人间的恋爱，又加强固了”这样私密的个人感受，后来也被郑秀岳、吴一粟“抄袭”了。
而新军阀“不要民众，不要革命的工农兵”的“羊皮下的狼身”，也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的夜半”，露出来了。
革命军阀竟派了大军，在闸北南市等处，包围住了总工会的纠察队营部屠杀起来。赤手空拳的上海劳工大众，以用了那样重大的牺牲去向孙传芳残部手里夺来的破旧的枪械，抵抗了一昼夜，结果当然是枪械的全部被夺，和纠察队的全队灭亡。
参郁达夫《闲情日记》，亦有对此次政变的记录：“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人，死者一二人。”（1927年4月12日）
这被灭亡的纠察队员中，就有冯世芬的爱人、那位将她引领上革命道路的“革命符码”陈应环，而冯世芬，也从沪西的大华纱厂，转到了沪东新开起来的一家厂家。与此同时，则是郑秀岳对吴一粟“恋爱的成熟”：
正当这个中国政治回复了昔日的旧观，军阀党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联结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买办地主来压迫中国民众的大把戏新开幕的时候，郑秀岳对吴一粟的恋爱也成熟了。
这段爱情的生不逢时，似乎注定了它悲剧的结局。组合不久就饱受失业、病痛、贫困折磨的小家庭，在日本侵占东三省以后，更是被“杀人的经济压迫”“弄得山穷水尽”。
九月十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和中国军阀相勾结，打进了东三省。中国市场于既受了世界经济恐慌的余波之后，又直面着了这一个政治危机，大江南北的金融界、商业界，就完全停止了运行。
小说中，为免于穷困，郑秀岳铤而走险，向李文卿、张康、李得中投怀送抱，甚至放弃了最后的自尊；也是为免于穷困，吴一粟和郑秀岳随冯世芬搬家到沪东一处工人聚居区，为最后郑秀岳的惨死，埋下了灰线和伏笔。这个柔弱女子最终成了战争中没能被佑护、体恤、谅解和饶恕的最无辜的牺牲品。她的毁灭，是人性之弱的悲剧，也是一个丧失了天良和厚道的时代和社会给予柔弱个体以恶毒打击、逼迫和陷害、摧残的悲剧，更是侵略和战争之反人性、反人类罪恶制造的悲剧。
在内有军阀混战、外亦民族危亡的社会背景下，弱势力的底层民众将何以安身，文明社会又将何以前行？这是郁达夫作为文学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一个命题。“饶了她！饶了她！她是一个弱女子！”或是郁达夫通过这部小说亮出的呼吁。“战争诚天地间最大的罪恶，今后当一意宣传和平，救我民族”，1927年1月8日——《弱女子》定题两天之前，郁达夫在日记里这样自勉。
删改增补功能：完善细节，修饰文字
与已经抹去了所有增删、修改全过程和字迹、笔误诸细节的整洁规范的印刷本不同，手稿真实保留了作家构思、写作时思想的历史和情感的温度，让我们想象作家落笔之时的取舍与思考，更“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捕捉作者的‘创作心理机制’，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文本”（陈子善《〈她是一个弱女子〉序言》，第13页）。
尤其卷首题词。手稿中，在“谨以此书，献给我最亲爱、最尊敬的映霞”以外，还有被删去的一个句子：“五年间的热爱，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你那颗纯洁的心。”这个删除，是联想生活中爱的热度降温，还是忌惮故事里心的纯洁阙如？的确是“耐人寻味”。
总的来看，文稿修改大致有完善细节、还原背景、刻画人物、修饰文字这样几种功能。
一是完善细节。跟许多现代作家一样，郁达夫小说并不以故事情节的开合、起伏制胜，而素以细节见长，对人物情感、心理和见闻、事理等，往往有准确的刻画和细腻的描绘。所以，细节补充是写作时比较突出的修改方式。
比如补充物品细节。小说第六章，郑秀岳拆看李文卿为谢冯世芬放弃参赛让自己夺得锦标的信后，冯世芬向郑秀岳展示了一抽屉自己收到的“秘密信件”。
原稿作：
惊定之后，她伸手向桌上乱堆在那里的红绿小信件拨了几拨，才发现了这些信件，都还原封不动地封固在那里。
都是些什么信件？定稿作了补充：
惊定之后，她伸手向桌上乱堆在那里的红绿小信件拨了几拨，才发现了这些信件，都还是原封不动地封固在那里，发信者有些是教员，有些是同学，还有些是她所不知道的人，不过其中的一大部分，却是曾经也写信给她自己过的。
改稿于补充了写信人的身份以外，也不动声色地交代了这其中大部分人，是以向女子写信求爱为乐的，因此以收信人对这些信件的既不拆看也不烧毁，自然引出了冯世芬向郑秀岳展示的“重要的信”。
比如补充时间细节。小说第一章，郑秀岳和冯世芬的第一次同行，是在“开学后第二个礼拜六的下午”，比最初只是笼统讲“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时间的叙事意味要充分得多；小说第八章，冯世芬欲去上海接刚始回国的舅舅陈应环，是“有一天五月将尽的闷热的礼拜二的午后”。手稿中，“礼拜二”这个明确的时间刻度也是后来加上的，为后来小说的情节开展提供了时间依据。
比如补充线索细节。第十六章，郑秀岳父女三人逃难到上海，“后来就在沪西的一家人家的统厢房里，作了久住之计”，改为“后来就在沪西租定了一家姓戴的上流人家的楼下统厢房，作了久住之计”，几处改动中，“租定”“上流人家”“楼下”，将一家人在上海的暂时久居（得以与吴一粟相遇、相恋、结婚）、初时的上流经济状况（后因经济拮据搬去沪东贫民区）和与吴一粟的空间关系（那个从楼下仰视楼上的角度）都作了交代，这些信息的充实莫不与后来的事件进展相关，很能还原作家构思写作时的那种一丝不苟，和不动声色的前后呼应。
二是还原背景。从手稿看，小说中几段与时局背景相关的文字，删改、增补的地方特别多。似乎是为尊重史实见，作者通过尽可能完整详实的文字还原一段历史、表示一番见地、显示一种立场，也可见作家对这些文字所承载的功能的重视。
我们不妨以孙传芳残部与政府军对峙火并这一史实为例，看一下作家对这段历史叙事的增补。
《弱女子》原稿：
孙传芳占据东南不上数月，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军队，受了第三国际的领导和工农大众的扶持，着着进逼。革命军到处，百姓箪食壶浆，欢迎惟恐不及。于是军阀的残部，就不得不显出他们的最后毒牙，来向无辜的百姓农工，试一次最后的噬咬。
修改稿：
孙传芳占据东南五省不上几月，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军队，受了第三国际的领导和工农大众的扶持，着着进逼，已攻下了武汉，攻下了福建，迫近江浙的境界来了。革命军到处，百姓箪食壶浆，欢迎惟恐不及。于是旧军阀的残部，在放弃地盘之先，就不得不露出他们的最后毒牙，来向无辜的农工百姓，试一次致命的噬咬，来一次绝命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
相较而言，小说中这段背景材料的补充，主要包括革命军的进攻线路和孙传芳残部的丑恶行径，视野更宏阔，叙写更精细，立场也更明确。
三是刻画人物。这部小说人物不多，有名有姓的只有14位，“李文卿父亲”“冯夫人”姑且也算在内。这些人物的体貌特征、身世籍贯、来龙去脉，作品中都尽可能有所交代，以制造一种“虚构”而“拟真”的效果。从这一点看，《弱女子》的人物叙事还是颇为传统的。
通过手稿我们可以看到，郑秀岳、冯世芬、李文卿、吴一粟、张康、李得中等几位主要人物出场时，作家叙述他们性格、经历的文字改动不多，文面相对比较干净。显然，五年时间的酝酿，让女主人公和女主身边牵扯其命运走向的人，在作家心目中早经成型；而次要人物却是边写边改的时候居多。比如郑秀岳父亲郑去非，手稿中删改、添补的信息就包括年龄（从“今年总有六十几岁”改为“年纪将近五十”）、独身不娶的时间（从“二十余年”改为“将近十年”），以及其他如卸任福建知县、被荐扬州知府之类，即便与故事核心情节无甚相关，作者也是多有斟酌，文字涂改不迭，只为人物身份的合乎常情、合乎真理。房东戴次山、叔父吴卓人、李文卿父亲等也有类似情形。女中教员张康、李文卿女友史丽娟，似乎姓名都有改动，张康改自“黄康”，史丽娟，最初被写作“史文娟”，姓名符号的或然成分都很不少，也可见作家写作时被各种灵感不断冲击、左右斡旋的状态。郑秀岳的11次被写作“郑秀侠”或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现象，其中仅3处被改正。两个字既不同音，也不同形，要说笔误，还真有点难。
四是修饰文字。作为一位新文学作家，与鲁迅文字的简洁凝重不同，郁达夫是柔软细腻、句式丰繁的，《弱女子》中就有不少欧化长句，类似“可是急切间总想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安慰着这一位已经受苦受得不少了的寡母”“她和张先生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正将割断，而她的学校生活也将完毕的这一年的冬天”“醉生梦死，服务在上海的一家大金融资本家的银行里的郑秀岳她们的房东”，这样成分复杂的句子俯拾即是。从《弱女子》手稿看，文字的修饰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增进文字的准确性。第十四章，于冯世芬与其舅舅一同出走的消息传开以后，郑秀岳接到了好几封信，原稿作：
在这许多封信的中间，有两封批评观点完全不同的信，最惹起了她的注意。
定稿增加了不少介定成分，信息更丰富，语义更精准。改作：
在这许多封信的中间，有两封出乎她的意想之外，批评眼光完全和她平时所想她们的不同的信，最惹起了她的注意。
二是提升文字的表现力。第十二章，郑秀岳读到冯世芬的离别信后，“悲悲（呜呜）切切的哭了一阵，又拿信近她的泪眼边去看看，她的热（眼）泪，更加涌如骤雨（潮势）。又痛哭了半天，她才决然地立了起来，把头发拴了一拴，带（含）着不能成声（嗡然的泪）的泪音，哄哄（嗡嗡）地对坐在她床前的娘说……”。括号里是被改掉的原文，两相比较，应该可以感受到改版文字相对更为生动和有表现力。
对于作家而言，印刷本光鲜亮丽，整肃端庄，像精心修饰的美妆女子，掩藏起所有细纹、瑕疵、瘢痕、个人印记，以标准、完美之面目示人；而手稿则有点素面朝天、了无遮拦的意思，让我们得以窥探各种原初的真实。我想郁达夫，是不介意后一种的。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本文部分图片由西泠拍卖有限公司提供，谨此致谢）
（李杭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