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马伯庸的大名，更多人熟悉的是“马亲王”。这个外号的来源有各种传说，他亲口认证的说法是，互联网初到中国的年代，他加入一个网络论坛，论坛中人选择了一些奇幻头衔，比如国王、女王、骑士、法师……他去得晚，没的可选，只好挑了个看起来最没用的“亲王”。没想到这个头衔居然一直伴随至今。

马伯庸，也是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的原著作者。除了开播时，他在朋友圈晒了一张与电视机屏幕的合影，此前他与剧的亲密接触，就是去探了一次班。

马伯庸曾在外企工作10年，是一个在写字楼里天天做PPT和工作报表的员工。成为全职作家后，他目前的爱好和工作，除了给儿子马小烦讲睡前故事，就是从各种历史资料的角落里找传奇故事。《长安十二时辰》如此，此前的作品《殷商玛雅征服史》《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显微镜下的大明》……也是如此。

马伯庸是一个享受型作者——自己越写越开心，兴之所至，刹不住。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就来源于知乎的一个问答。当时有人提问：如果你给《刺客信条》写剧情，会把背景放在哪里？

《刺客信条》是一个沙盘类电子游戏，主角穿梭于城市，执行刺杀任务。马伯庸很喜欢玩，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唐代长安城。“想想一个冒险者的身影，在月圆之夜的大雁塔上跃下，追捕他的火红灯笼从朱雀大街延伸到曲江池，惊起乐游原上无数的宿鸟……如果能写出来，这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想想都兴奋，于是他信手写了几千字。

写着写着，他“膨胀”了：“我试图让节奏变得更快，让故事结构更加精密复杂，让每一个角色的特质更接近现代人的认知。说白了，我希望呈现的不再是一个古装刺客冒险故事，而是一个发生在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故事，只不过它凑巧发生在古代罢了。”

写这样一部作品，最大的挑战不是故事和人物，而是对那个时代历史细节的精准描摹：怎么吃饭、怎么喝茶、哪里上厕所，长安城的下水道什么走向、隔水的栏杆什么形制……为此，马伯庸做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大案牍术”，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和论文，比如，为了能在书中对长安里坊有细致入微的描述，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就成了案头读物；二是去西安实地找感觉，他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碑林博物馆等地的常客。

在碑林博物馆，立着一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件国宝级文物上，汉字与叙利亚文并存，讲述了景教在唐朝的传播情况。马伯庸一眼“看中”了这块碑：“这很符合唐朝长安国际化都市的特点——另一个文化圈的东西能在这里落地生根、流行发展。”于是，他在书中专门安排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波斯人，也是景教徒，在与男主一道的冒险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说写完，卖出版权，马伯庸没再操心。然而，导演比较痛苦，因为书中不少描写要实现影视化，很难。比如，男主张小敬的武器手弩，在马伯庸的笔下像一把枪一样“突突突”；但真正拍起来，手弩和枪的差异显然很大。导演跟他抱怨：“你写的时候换个武器多好。”马伯庸答：“写的时候又没想拍，我得先自己写过瘾。”

马伯庸对历史的兴趣在于“希望在一个受限制的空间里发挥自己的想象”。“有的题材是没有限制的，比如科幻，可以撒开了写，但这会让我觉得不太过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有史实的限制，在历史的缝隙翻出一些可能性，会更有挑战。”

商朝、三国、唐朝、明朝……这些朝代在马伯庸的笔下有了另外一种“或然历史”。但如果能回到过去，马伯庸希望是宋朝，理由很实在，“宋朝吃得好”。如果以宋朝为背景写书，他想多讲讲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因为那是一个市民文化发达的时代。所以，说不定我们可以期待下“汴京十二时辰”。

一年前，马伯庸小说《四海鲸骑》改编成同名3D动画上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只能在嘈杂的环境中写作。最近，他发现了一个终极写稿圣地——图书馆的低幼童书自由阅览区。“找个小坐垫，靠着柱子面对书架坐下，周围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跑来跑去。一想到我可以毫不关心他们的动态，写稿效率就超级高”。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