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仅有的植物纹青铜器莲鹤方壶、金代工艺大师雕刻的传神菩萨像、英国进献的升降塔钟、养心殿房梁上的宝匣……数不清的国宝通过屈峰等故宫文物医生的手焕发了新生。他们既是大国工匠，也是国宝的守护者、文明的传递者。

屈峰

今年9月3日，故宫博物院推出“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特展通过宋元明清不同时代的花鸟名家画作、历代手工艺人匠心卓绝的花木题材工艺品，呈现出欣欣向荣、硕果累累的盛景。这份故宫为新中国庆生的大礼背后，隐藏着故宫文物医生们所付出的心血。

时间回溯到70年前，伴随新中国的成立，故宫也迎来新生。如何保护好故宫里的珍贵文物，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的由技术修复师组成的修整组，到如今拥有160多人、涵盖技术修复与精密仪器检测的完善修护团队，故宫文物医院用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科技水平，守护着即将迎来600岁生日的紫禁城。

中央美院毕业的屈峰，就是故宫文物医生中的一员。如今，他作为故宫文保科技部副主任，正和他的文物医生同事们一起，让600岁的故宫青春永驻。

他的青春

经四轮选拔 入职故宫文保科技部

1978年，屈峰出生在陕西白鹿原。这位木器修复专家坦言，他直到上高中才第一次听说故宫，“高中同学从北京玩回来后跟我说，故宫是一个非常大的‘院子’，跟我们村一样大。我当时非常震惊，问这个院子里都有什么，他说故宫里面都是宝贝。”

1997年，屈峰考上了中央美院，带着对未来的期待，他来到北京，就读雕塑专业。

屈峰说，“80年代末的时候，我看了一个讲西游记故事的电影，孙悟空有句台词说要‘打上金銮宝殿’，当时我想这得是多豪华的一个大殿啊。”读大二时，他第一次走进紫禁城，看到了现实中的金銮宝殿——故宫太和殿。

屈峰说，此后几年里，他又先后多次因看展览来到故宫参观。有一次，他在参观故宫古书画复制作品展时，一下子被书画临摹师傅们的高超技术震撼了，“当时我闪过一个念头，以后有机会来故宫上班就好了，这样就能和这些师傅们一起工作了。”

2006年，屈峰硕士毕业后，向故宫投了简历。经过四轮选拔，他成为那一年唯一一名入职故宫文保科技部的技术修护人员。屈峰被分配到木器组，师从木器修复师郭文通。

“那时候，看着师傅们修护老物件，我觉得很简单。但最初的半年，师傅们根本不让我碰文物。我每天先是打水、扫院子，然后看着师傅们做修复。”屈峰回忆，当学生的时候，自己经常熬夜，当上文物修护师后，每天要6点钟起床，“我经常因为起晚了没赶上班车，得打车去上班，结果一个月算下来，工资还不够打车钱呢。”

屈峰说，在故宫最初的工作状态和自己想象的不同，当时也曾想过离开故宫到别处去工作，但半年之后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想法。

有一天，师傅郭文通找来屈峰，告诉他见习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学一些本事了，“师傅给我找来一份图样，让我用一个曲线锯来把图样上的东西雕出来。”

这是一个屈峰原以为轻而易举的工作，没想到，开始操作曲线锯之后问题来了，“越是用力气，曲线锯就跑得越偏，反而是我不较劲儿，倒能雕出来好东西。”屈峰发现，自己原以为可以驾轻就熟的文物修复，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此后的几次修复经历，更是彻底改变了屈峰的想法。有一次，修复室送来一件巨大的木塔，木塔上原有不少挂着铃铛的螭龙雕塑，但因为年代久远，约20多个螭龙缺失了。屈峰接到的任务就是为这些螭龙做出补配用的复制品。

“没两天我就雕出一个，交给了几位老师傅。有位刘师傅看了，只是笑笑没说什么，过了两天，拿出一个他雕好的螭龙给我看。”屈峰说，他看了刘师傅雕刻的螭龙觉得很奇怪，便问刘师傅，“相比之下，我雕刻的更接近原件的大小，您为什么雕出来的小了一些？”当时，刘师傅笑着说，原件的木料外还有刷上的灰和漆，如果雕刻出来的替换品和原件一样大，等到刷上灰、漆，再和原件一比就很不协调了。“刘师傅雕出来的螭龙留出了灰、漆的量，这是一种预判，当时我就感悟到这里面学问太大了。”屈峰说。

故宫修文物 老匠人们传授精湛技艺

屈峰说，像刘师傅这样的老手艺人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他们继承了精湛的传统手工技艺。他举例称，有一次，故宫文渊阁的一扇隔屏需要修复，这块隔屏分为三部分，他和另一个学徒各负责一块挡板，刘师傅负责中间的裙板，“结果我修复的挡板和刘师傅修复的裙板放在一起，差距就明显体现出来了。刘师傅雕出来的龙，明显更有力量，鳞片和龙身体结合得更好、更规整。相比之下，我雕出来的龙就像一条病龙。”

屈峰赶紧向刘师傅请教，刘师傅指着屈峰雕出来的龙说：“你雕的这条龙，每个部分单独拿出来都很不错，但是龙是一个整体，你开始雕刻的时候，就要从整体去想。龙身上要有一股气，从头贯穿到尾，你的这个气都断掉了，龙自然就没有力量。”

在修复文物的过程中，屈峰读了很多书，对书里记载的每种榫卯结构烂熟于心，但有一次，木器修复组被要求修复一个盛放大缸的木质缸架。“熟悉榫卯结构之后，你不但知道木器是怎么组装的，还可以知道向哪个方向用力，可以将木器拆开。但这个缸架很古怪，就连几位老师傅看了几天，也都没搞懂该怎么拆开。”

直到很多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修复人员发现了一处隐藏的挡板，才在挡板背后发现了榫头的位置。虽然如此，大家依然无法将榫头拉出来，“里面非常紧，怎么用力也拉不出来。我们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当年制作这个缸架的工匠为了让缸架能够承载大缸的重量，在榫头处插进了一个楔子，将榫头撑开了，相当于螺丝在螺丝帽里变大了，自然拔不出来了。”这种书中从来没有记录过的方法，让屈峰大开眼界。

“还有一次，我们修复养性殿的多宝阁，里面的榫头都很罕见，有一整面墙那么大的多宝阁全是这种榫头，工程量可想而知。”屈峰发现了故宫里真正的“宝贝”——古代工匠流传下来的有无限奇思妙想与巧夺天工的高超手艺。

“在故宫修文物，其实也是自身的一种修行。”屈峰说。

时代影响

《我在故宫修文物》

让大众对文物有了兴趣

2016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了。纪录片中，屈峰的一段话被不少人称为经典：“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把椅子。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修文物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传播文化，不是为了保留一个物品放在那儿。”

屈峰表示，这段被热议的话，并非自己对着镜头说出来的，而是和同事聊天时随口想到说出来的感悟，“没想到这段话被摄制组的人偷拍下来了，很多网友都觉得是特意说出来的，其实真不是，当时就是在聊天。”

纪录片播出后，钟表修复师王津、青铜修复师王有亮、书画装裱师杨泽华以及屈峰被人们所熟知，年轻一代的网友们发现，原来故宫深处的这些文物修复师们那么“帅”，如果说文物本身蕴含着历史凝结的美感，那么这些文物修复师因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儒雅气质与全神贯注投入文物修复的神态就是现代人所罕见的活的“艺术品”。

“纪录片的火热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也非常感动，我们这些文物修复人员一下子意识到，原本我们从事的工作竟然也能获得全社会的认同。”屈峰说。

屈峰表示，纪录片的火热最大的意义是让无数以前不了解文物医院的人了解到了文物修复这样一个隐居幕后的工作，并且对这个冷门工作、对文物有了兴趣。如今，故宫文物医院每次招聘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80多个名额能吸引4万多人报名应聘。

故宫文物医院，正吸引着无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加入，让有着600年历史的故宫永葆青春。

光阴故事

高科技助力

修护理念与时俱进

故宫文物医院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功能门类最完备、科研设施最齐全、专业人员数量最多的文物科技保护机构。

在文物医院，你可以看到专家们将文物送入专业的CT扫描机，分析文物内部的裂痕；可以看到通过检测，专家们分析出文物制作时采用的原材料，便于修护人员采用原材料、原工艺进行修护，保留文物的历史信息；可以看到为了修护乾隆花园里符望阁的巨大贴落画，书画修复人员趴在隔板上，一笔笔为这幅半个篮球场大小的画作全色；可以看到囊匣师傅研究就算从高处掉下来，装在里面的瓷器也不会碎裂的囊匣；可以看到漆器、木器、百宝镶嵌等多个部门合力，修护出可能是乾隆大婚时父亲雍正赠送的黄花梨大柜；可以看到书画临摹师傅临摹出一件件和当年屈峰所见一样的技艺高超的书画摹本；可以看到养心殿的唐卡、钦安殿的大神袍躺在修复台上，接受手工修补；可以看到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缶碎片在金属修护室逐步成型；可以听到每到整点钟表修护室内响起时隔数百年依旧动听的报时音乐。

屈峰表示，文物医院不断与时俱进，相比以前修护组多是手工艺匠人，如今的文物医院有不少世界知名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者，用专业的仪器为每一件文物查找病因，绘制病历。另一方面，文物修复技术不断发展，最小干预原则越发深入人心，文物的历史信息在高超技术和先进科技的帮助下更加益寿延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特展中，不少作品已有千年历史，保存至今堪称奇迹。这背后离不开包括屈峰在内的文物医生的悉心呵护以及对祖国和中华文化的真挚热情。中华文明，也正因有无数热爱中华文化的呵护者，一年年硕果累累，一代代叶茂枝繁。文/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池海波

（本报记者 屈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