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金庸小说：文化是底子 人性是灵魂

金庸将侠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国民文化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价值观念多样的侠义精神和文化形态各异的侠客人物。图为香港文化博物馆的常设展馆“金庸馆”。新华社发

【文艺观潮】

10月30日是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记得去年社会各界人士送别他的时候，有一副横联为“一览众生”的对联。“一览众生”有着禅意，是说金庸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登高望远。“一览众生”是从“一览众山”化用而来，是说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一座难以比肩的高峰。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其作家和作品多如星斗，金庸小说为人推崇就在于它的贡献高于前人，并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有着更多的启发。

作品因文化而行稳致远

武侠小说是中国侠文化的文学读本，金庸的贡献在于将侠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国民文化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价值观念多样的侠义精神和文化形态各异的侠客人物。

陈家洛修身齐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展现的是儒家风采（《书剑恩仇录》）；郭靖兼爱非攻，踏实践行，有着墨者的风范（《射雕英雄传》）；杨过顺其自然，至情至性，就是一位道家之侠（《神雕侠侣》）；令狐冲潇洒快意，却又不失原则，是一位江湖浪子（《笑傲江湖》）；至于韦小宝，其形象的阐释有着更多国民文化的思考（《鹿鼎记》）。金庸在创作之初也许并没有想到要如此有序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文化空间中寻找创新路径，不同文化的演绎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武侠小说源于《史记》，其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分别记载了为主人卖命的侠客和崇尚自我精神的侠客，这也是后来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两种侠客类型。之后，中国武侠小说历经三变。《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高峰，将侠客与朝廷捆绑一起，侠客只能跟在一些官员后面平叛捕盗，这种现象在公案武侠小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1923年，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创作了《江湖奇侠传》，构建了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从此，武侠小说有了少林、武当、峨眉、青城等各种流派，侠客们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江湖世界看起来与人间俗世远了，侠客们的个性和风采却能够在那个充满魅力的神秘世界中得到展现，武侠小说好看了。金庸小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发展中的第三变，他创建了武侠小说的文化空间，打造了“文化武侠”的范本。作为类型小说的武侠小说内涵丰厚了起来，韵味深远了起来，其格局与格调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文学因文化而行稳致远，无论是精英小说还是通俗小说，构造文化空间必然会给作品带来丰富的内涵。然而，像金庸这样如此广泛地涉猎多重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多见。更为重要的是，武侠小说彰显的是侠文化。侠文化与中国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既有相融之处，也有很多原则上的分歧。金庸却能将它们交融在一起，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文化之侠，且如此鲜活生动，显现出金庸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还有高超的文学修养。认识、思考和修养三位一体完美融合，这是经典作品形成的必经之路。

理念因抉择而崇高深厚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是对侠客的社会担当和使命意识的高度评价。这样的使命意识并不是金庸小说独有的，却在他的小说中得到最充分地彰显。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之所以率军攻打撒马尔罕，是因为成吉思汗允诺，可以答应他一个要求。他原准备提出解除与华筝的婚约而与黄蓉结婚，可是看到蒙古兵屠杀百姓，话到嘴边却提出了蒙古兵停止屠城的要求。他做出了抉择，留住了老百姓的命，放弃了个人利益。《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为了大宋与大辽的安宁，在两军阵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金庸小说中侠客的社会担当精神不是理念的直接演绎，而是体现在行为的抉择中。有抉择就有牺牲，牺牲的是家仇、幸福，甚至是生命。抉择总是很艰难，有犹豫、有痛苦。同样，抉择后的行为很真实，彰显出的家国理念，显得特别光彩，特别崇高。理念的表达来自人物内心的召唤，行为的确立来自理性的最终抉择，金庸小说高尚不虚情，大气不做作，原因就在于此。

雅俗因合流而创新超越

武侠小说是类型小说，模式化是创作的基本形态，争霸、复仇、行侠、夺宝、情变……这些模式，凡武侠小说必不可少。模式并不是缺点，而是特征，是长期创作而累积下来证明行之有效的创作方式。去掉这些模式，类型小说也就无法存在。金庸小说的创造在于，赋予这些模式以灵魂，让这些模式有了鲜活的生命意识。这个灵魂就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践行的“人的文学”。

新文学作家以人性为中心，在社会的描述中写人生和生命价值，金庸小说同样以人性为中心，在江湖世界历练中写人生和生命价值，构建了武侠小说的“成长模式”。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萧峰、令狐冲、韦小宝……这些人物都是江湖中的类型人物，然而这些人物个个形象生动、性格分明，展现着精彩的江湖人生。之所以如此，是金庸将他们的人性描述和人生成长确立为小说的叙事中心。这些武侠小说的类型模式也就成为挥洒人性、展示人生的故事表现空间。以人性、人生为叙事中心的“成长模式”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长篇章回小说的结构得以完整。中国传统长篇章回小说的结尾比较松散是个老问题，原因就在于缺少贯穿小说始终的主要人物。从懵懂少年到成熟大侠，人物成长是金庸小说中的主线，人物成长的过程就是故事展开的过程，人物形象圆满成型了，故事自然完整，结构自然紧凑。

传统的长篇章回小说美学构建至金庸这里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这样的评价符合实际。这是雅俗合流创造出的文学新境界。如果再将金庸小说彰显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思考，就会对金庸小说的美学贡献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章回小说中运用新小说的叙事手法，最早的探索者是张恨水，他的《啼笑因缘》中的人性表现还是“五四”以来流行的西方人性解放和张扬模式。金庸小说彰显的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规范，是一种既有的存在，在规范和存在中能否写出鲜明的人性和精彩的人生呢？金庸用实践告知人们，是可以的。

技艺因融合而隽永绵长

这里说的技艺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知识性技艺，如琴棋书画、诗词骈赋、茶酒食味、渔樵耕读等。一是专业性技艺，如学术、艺术、武术等。金庸描述这些技艺如数家珍，凡读过金庸小说者对此都有深刻印象。这与金庸长时间担任副刊编辑时的学识积累有很大关系。武侠小说写技艺并不特别，其他作家也写，金庸小说只是更为广泛而已。金庸的贡献在于将这些技艺化入情节设置、文本书写、人生价值的抒写之中，产生了另一番情趣。

武侠小说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中的章回是小说的两条“眉毛”。把这两条“眉毛”画好了，下面的眼睛就会更有神。金庸采取的方法是用诗词写回目。《倚天屠龙记》的回目是每回一句，每句7个字，全书40回，合起来就是一首古体诗。《天龙八部》是写词，全书分5卷。每卷的回目合起来就是5首词，它们分别是《少年游》《苏幕遮》《破阵子》《洞仙歌》和《水龙吟》5个词牌。根据小说的内涵写诗句，要涵盖小说的内容，这就需要才华了。《鹿鼎记》更体现出作者的才气。它是取金庸的先人查慎行的诗词集《敬业堂诗集》中的联句完成的。从这本诗集中金庸挑了50句联句组成了小说50回的回目。这就比较困难了，这就是说回目是别人写的，你要根据回目的要求编故事。回目与回目之间不一定有联系，但是整则故事则是因果关系紧密相连。不过，应该说明的是，最初的版本，金庸小说的回目还没有这样精致。很多回目都是后来修改小说时修订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金庸的用心。

诗词的运用还只是显示才气。金庸小说的魅力在于技艺的融合，以达化境。艺术可以化为武功，于是有了“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的书法武功，有了黄老邪的《碧海潮生曲》的音乐武功。学术也可以化成武功，《倚天屠龙记》张三丰教张无忌三招，张无忌每学完一招后，张三丰问的不是“你记住了吗”而是“你忘记了吗”，忘记了招数才能继续往下学。“忘”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化有形为无形，就是道家的“回归本我”，是学问的最高境界：无境。

这样的融合还是有形的。最高妙的技艺融合还在于无形之中。《神雕侠侣》中雕兄把杨过带到它的原主人独孤求败住的山洞里，向杨过展示独孤求败的剑冢。每个剑冢上面都有立碑，碑上题着字，剑冢里埋着好几把他用过的剑，青锋剑、玄铁剑、木剑。上面的题字是这样的：

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

紫薇软剑，三十岁前所用，误伤义士不祥，乃弃之深谷。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

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近于无剑胜有剑之境。

这是讲武功的五个阶段，可再仔细想想，这哪里是在讲武功，明明是在讲人生，这五个阶段不正是人生的五重境界吗？在这部小说中还写到杨过练成“黯然销魂掌”。一套掌法十七招：心惊肉跳、无中生有、拖泥带水、杞人忧天、徘徊空谷、力不从心、行尸走肉、庸人自扰、倒行逆施、废寝忘食、孤形只影、饮恨吞声、六神不安、穷途末路、面无人色、想入非非、呆若木鸡……招招都是心声，是杨过等待小龙女16年之约的渴望与痛苦，一片“黯然销魂”。武功已经与人物的心情、思维和感悟融合在一起，是心灵的武功。

技艺的融合赋予了枯燥的知识以生命，充满了谐趣灵动，且隽永绵长。作家展示的是才气，也是智慧，更是一种特有的悟性。

（作者：汤哲声，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

（汤哲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