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一向给人以不苟言笑的严肃印象，所以他的一组“怪脸照片”比常人所摄更具有“颠覆性”。这组照片是钱老在66岁生日时，由夫人为其拍摄的，如今收录于新书《钱理群的另一面》中。

《钱理群的另一面》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本书是钱理群几十年所拍摄照片的选编，展示了他学术之外的人生。钱老说自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的叛逆者，他抗拒任何的摄影技术，完全是以自然之子的直觉按下快门。

这本书是我的另一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钱理群”

北青报：您从未接受过任何摄影方面的训练，也自嘲地说是“很不专业”地拍了一大堆“不怎么艺术”的照片，那么，您这次出书的目的是什么？

钱理群：这本摄影集很大程度是因为“钱理群的作品”而出版的，因此，我建议读者朋友把它和我其他的著作一样看待，这也是我的一次“发言”，一次“自我表现”。只不过以往的发言，谈的是我和社会、人的关系，因此全用文字来表达；这本书谈的是我和自然的关系，就用摄影来表达，但也必须同时配以文字。

其实，在2019年出版这本书，是有一个特殊背景与用心的：这是我给自己80岁寿辰准备的礼物。在今天的中国，人活到80岁是很寻常的，不必专门庆贺；但我要编和写两本书——这本《钱理群的另一面》和刚刚编好的《八十自述》，给自己的八十人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这也算是文人的积习吧。

北青报：您觉得完整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钱理群：既然要求“全面”，就不仅要总结我的“入世”——已为我的读者所熟知的这一面，也要袒露我的相对“出世”——自我生命和另一个世界——大自然相融合的，读者所陌生的“另一面”。这就全面呈现了我的生命和精神世界的两种形态：既冷峻，顽强，焦虑；又淡泊，宁静，柔软，天真，充满阳光。两者相互交集，既矛盾，又互补，在来回摆动中获得平衡，构成一个完整的“钱理群”。

北青报：配照片的文字是您为这本书的出版新写的，还是每次拍完照片后，您随手写下的心得？

钱理群：书里的文字，有的是为图片作解说特意写的，但更多的是从我的著作与日记里摘抄出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是过去发表了，没有引起注意。现在和图片配在一起再发表，构成一个新的整体，或许就产生了新的意义和兴趣，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我的摄影观强调的是摄影对于“人（我）”的意义

北青报：对您来说，摄影是什么？

钱理群：我对摄影的理解在本书《我与摄影：我的一种存在与言说方式》一文里已有明确的说明：所谓摄影，本质上是人和自然发生心灵感应的那瞬间的一个定格，是我经常喜欢说的“瞬间永恒”。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直觉的、本能的感应，不仅有极强的直观性，也保留了原生态的丰富性和难以言说性。这正是语言文字所达不到的。摄影所传达的是人和自然的一种缘分。

这背后有很强的“人（我）”的主体性：我把摄影看作是一种表达“我与自然关系”的言说方式，就和我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一样，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工具。这样的理解，大概有点独特，但也显然褊狭，因为它把记者们提到的摄影的“留下历史记录”“展现时代痕迹”等等社会、历史、文化功能全都排除了。

所以，我只追求摄影作品对我和自然关系的完美表达，而从不考虑这样的作品是否符合既定的摄影艺术的理念、规范和规矩，也从不考虑能否得到摄影界的承认，他人的认可。

北青报：您与自然独处时是怎样的状态？

钱理群：关于我和大自然的关系，在书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我不去改造自然，但自然也不要改造我。我们相互发现，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自然于我，不仅是朋友，也是自己，自己的一部分。是“我”中有“他”，“他”中有“我”。大自然里有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发现大自然，就是发现我自己；开发大自然，也是一种自我开发。

我更注重的，是我和自然交往的方式。我这样的心与心的交融，又有诸多层次。

首先是外在感官的感应：最初触动我的，就是大自然的色彩和线条。我多次说过，我最为痴迷的，是天空和大海的蓝色，外在感应逐渐向内心渗透，就有了“寂静之美”的感悟。由感官的激发而进入“醉心”的层面，大自然的生命就渗入了人的内在生命，达到天、地、山、水和人（我）的交融（“山水入我心，我在山水中”），最后就达到浑然的梦的境界（“山水如梦幻，我在山水边”）。而最终的指向，应该是“归本心”：先是排除一切外在干扰的“心的解放”，方能“以心观景，契景”，最后还要“回归本心”，达到心与景的“升华”。走出自然风景区，“你变了——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厚，更加纯正，也更有生机。自然风景也因为你，因为我，因为他，因每一个旅游者而变：也变得更丰富，同时更亲切，更有活力。

从来不研究摄影技术，甚至反对摄影技术的介入

北青报：据说您从来不研究摄影技术，您觉得自己水平如何？

钱理群：老实说，在出版本书之前，我根本不准备发表，也很少示人，它只属于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这其实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天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学术与艺术的叛逆者。当然也造成了我的学术、艺术的某些局限和缺憾，我坦然承认，却不准备改，改也改不了。

我的摄影观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强调摄影所表达的是一种人对自然的“直觉的，本能的感应”。因此，我的摄影也完全凭着自己与自然风景相遇的瞬间直觉与感悟，而反对摄影技术的介入。

我从来不研究摄影技术，连一本摄影专业的书都没有读过；我始终使用的是傻瓜照相机。直到2016年我到柬埔寨、泰国旅游，因太专注于拍摄大象，将照相机摔碎，上海的几位学生特地送我一个比较现代的照相机，我始终使用不好，更不用说手机照相。最近一两年我逐渐不再拍照，不适应新技术、新器材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完全不讲技术的摄影自然上不了台面，这是我长期拒绝公开发表的原因所在。

北青报：您之前喜欢绘画，后来转向摄影，您觉得二者是相通的吗？

钱理群：1960年代，我分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才20来岁，生活与精神都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我就到大自然中寻找生命的慰藉：清晨，我常常登上学校对面的山，去迎接黎明第一线曙光，一面吟诗，一面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感，我半夜起床，跑到附近的水库，让月光下的山影、水波，一起泻在我的画纸上。下雨了，我冲出去，就着雨滴，涂抹色彩，竟然成了一幅幅水墨画。这些画后来付之一炬，但看过的朋友都说有种童趣，其实就是我努力保存的赤子之心的外化。

我大概也就在绘画之美与贵州真山真水之美的交融里，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潜移默化地打下了艺术思维与技艺的基础。在我这里，由绘画转向摄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我的摄影毫无艺术上的准备。应该还是有的。

北青报：摄影是花费时间花费金钱的一个爱好，您家人支持吗？

钱理群：我也想借此对我刚刚远行的老伴表示感激、怀念之情：她不仅对我到处乱跑乱拍照完全理解全力支持，自己也参与了我的摄影——我的那些生日怪脸就是她拍的。还有那张我和孩子在一起的照片，以及我独坐树林间闭目倾听鸟鸣的照片，也都是她的作品——我的这本书其实是献给她的。

北青报：这组生日照片，您为何称为“卸下面具的我”？

钱理群：很多朋友对书中“搞笑”的照片很有兴趣，觉得“好玩”；我的内心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组照片也是自有背景的：它是我66岁生日和老伴私下嬉戏由她随手拍下的，这在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中，本是经常发生、再自然不过的事。它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那着意的放松、放肆，夸大的自由、随意感，这乃是因为我们总是戴着面具，生活得太紧太累，太虚太假，太压抑，就只有借私密的搞笑，作出自我解放的姿态。

这固然很痛快——终于“玩”了一把；但也令人心酸——一辈子就此一次！现在将它公开展现，无非是提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使我们人性的方方面面获得真正自由与释放，而不要只是在偶尔的情境下作一次表演？

人的生命也可以“苟日新，日日新”

北青报：书中，先生更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意涵更为阔达，原因是什么？

钱理群：我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回答我的“大自然情结”的思想来源。

我的觉醒与反思，要到上世纪90年代、新世纪反思工业化、现代化的时候。其重要转折点发生在2002年，在我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上，学生问我：老师离开北大后，准备去哪里？我的回答是“三回归”：回归家庭、书斋，即回归内心；回归中小学，即回归儿童、青少年世界；回归贵州，即回归大地：乡土与大自然。

从2003年起，我带着“认识脚下的土地”的问题，开始了我的地方（贵州）文化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动植物崇拜、山石崇拜，我就在自己的晚年，从民间乡土社会获得了重新认识、反思我和自然关系的思想资源，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

我的反思，并不局限于我和自然的关系。我在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说的就是我内心的矛盾与遗憾：人的内心世界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丰富得多，充满着各种对立矛盾、相反相成的因素。但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却使人只能将多种因素、多种可能性的某些方面得以发展，形成人们看到的此人某种生命、性格形态。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内心的另外一些因素、可能性实际是被压抑的，未能发挥的，这就形成了某种遗憾。而且因为是片面的发展，就必然有许多缺陷。对一个追求生命的全面释放、发展的人来说，他对自己已成既定生命形态和性格，必然是不满的，而渴求某种突破。

北青报：那您怎么来处理内心的矛盾？

钱理群：我是从两个方面来寻求突破的。一是“寻友”，就是我在多个场合说到的，“一旦遇到将自己未能发展的‘另一面’充分发展、发挥的另外一个人，就必然要把他看作是‘另一个自己’，而且是渴望而不可得的‘自己’，就若获知音，倾慕不已，倾心相待。”另一个举措，就是在实际生活里，寻找、开拓另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多少释放一点自己人性中被压抑的，未能发挥的方面。

于是，在退休以后，我选择了走进大自然：不仅通过旅游，更在日常生活的闲荡、漫游里，去发现大自然。而你的身心也就彻底放松，人性中更本然、更具神性的方面，也得以从容呈现，用摄影记录下来，就构成了生命的“另一面”。

现在公之于众，不仅有助于朋友对你的理解，更是一种人生、人性追求的展示，这就是鲁迅说的，人性的此岸、现实形态总是“偏至”的，而且这样的“偏至”也自有意义；但却不能放弃彼岸、理想的“人性之全”的向往与追求。这样的人性之全，虽不能至，经过自觉的努力，却是可以逐渐接近，人性是能够，也应该不断调整、改善的。有了这样的人性调整和改善，人的生命就可以“苟日新，日日新”了。

这几年，我在精神上几乎每天都处于“新生”状态

北青报：您以往更多的是社会关怀，这次展示的是柔软的人性关怀。

钱理群：我在近年不断提出“人和自然的关系”，背后确实有一个“大关怀”。在收入本书的《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层次思考》里，我就向年轻的朋友们明确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以至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也就是中青年朋友所生活的时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人和自然之间的不断较量与协调，将成为未来很长历史阶段的时代主要内容，时代主题词。

这和朋友们关注的那个关心和研究教育、鲁迅、知识分子心灵史，喜欢思考与提出“大问题”的钱理群，是一脉相承的：钱理群的“社会关怀”和“人性关怀”的“两面”，现在都统一到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关怀和思考里了。

我多次说过，自己的社会关怀和发言，是以我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两者之间是存在内在一致的。现在我的人性关怀自然也会深化我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

北青报：您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在出版了《钱理群的另一面》后，还有哪些“另一面”是您想继续完成的？

钱理群：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处理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我是在进养老院前读到这句话的，我感到极为震撼，立刻想到自己（或许还有我的同代人）的一生。

我决定要进养老院的动因之一，就是不甘心一辈子这样窝囊地活着，希望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活得“人性化”一点，关键在重新处理好这三大关系。为此，我为自己的养老院生活设计了两项主要内容：关在书斋埋头写作，在院子里游走。埋头写作，就是沉潜在历史和内心的深处，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升华到一个更加开阔、自由、丰富的境界；在院子里游走，就是欣赏自然之美，追求“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我也要求通过每一次写作，自己的内心世界都有新的开拓。这样，我在精神上几乎每天都处于“新生”状态，和身体的老化形成奇妙的平衡。我唯一淡化的，是与人的关系。我几乎拒绝了所有的社交活动，与养老院的居民也只是相敬如宾，很少来往。

我通过读书交友，和信得过的老朋友聊天，维持一种相对单纯、和谐的人际关系。至少我入院的这四年，基本做到了这三大关系的和谐，算是对我的不健全的人生的一个弥补吧。

这样的最后人生，是不是人们喜欢说的“儒道合一”，我不知道，至少我主观上没有这样的自觉。至于我在这本《另一面》之外，还有什么待展现的“另一面”，大概是有的吧。我2002年退休时谈到的“回归大地”，其实是有两个含义的：“回归自然”之外，还有“回归乡土”，这就是我的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经过此后十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总结性的成果：由我主编的200万言的《安顺城记》，准备在明年年初出版。到时候诸位可以再看看这“另一面”是个什么样子。

意大利佛罗伦萨街头抓拍

北青报：对于年轻人，您现今的关切是什么？

钱理群：自从住进养老院以后，我和当代青年已经很少交往，也不太了解了。但青年已经渗透到我的生命深处，我的社会关怀与人性关怀，不可能没有青年。因此，这里也可以凭借我的人生经验和现实观察思考，对青年说几句话，主要有两点。

其一，还是我的那句老话：“‘人在自然中’，真正地‘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最理想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最基本、最重要、最理想的教育方式。”因此，我期待青年尽可能创造条件，寻找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到乡村去，“认识脚下的土地”。

其二，我们正面临一个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科技大发展，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能否具有“创新”思维、技能，就成为国家、民族能否自立、个人能否立足的关键。青年一定要在培育自己的创新思维和技能上下工夫，做准备。供图/晓艺

（供图/晓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