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著名女作家张爱玲（1920—1995）的百年诞辰。对于众多“张迷”而言，回首与回味这位“祖师奶奶”的传奇人生，品鉴与品味其众多流行得几近泛滥的作品，或将成为这新的一年里的“必修课”。

近日，笔者有幸获见一本张爱玲所著《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颇可为其传奇人生的后半生做一小注脚。此书为英国伦敦Cassell出版社于1967年印行的初版本，书品上佳，就连精装本的外护封也保存完好，至为难得。封底则是张爱玲于1944年拍摄的个人照片，照片中的她，时年24岁，身着“那件唯一的清装行头”，“大袄下穿着薄呢旗袍”，别是一番风情。这张照片，后来收入了《对照记》。

照片之下，是一段英文简介——首先介绍了张爱玲的家世背景，提及其外曾祖父李鸿章与祖父张佩纶，似乎是有意要强调此书作者乃中国清代重臣遗族的身份。应当说，这样的介绍，对照封底的照片，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联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的张爱玲，不正应了此书书名页之前印着的那一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吗？

关于张爱玲当时的生活情况，书中也略有介绍。包括她于1952年离开上海赴香港暂寓，以及1955年赴美在各大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乃至她当时正在着手翻译一部中国古本小说《海上花列传》等等，皆一一记述，不啻为一份专门面向英语圈读者的正式推介书。

尤其可贵的是，此书还是张爱玲的签赠本，且受赠人为曾与其在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共事的师长陈世骧（1912—1971）。张爱玲在是书前环衬页面上写有：

世骧先生赐正

张爱玲 一九六九，五月

张爱玲签赠手迹，可谓“惜墨如金”，除了上款与落款之外，别无一字。可稍稍熟悉张之生平者，都明晓《北地胭脂》一书在其英文写作生涯中的分量，且张、陈二人曾经短暂的一段交集也颇令人感慨。睹物思人，观书阅世，不免会将这一段交集，又重新检索一番了。

《北地胭脂》出版

一波三折

且说时为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暂寓美国驻港新闻处，开始投入英文写作生涯。她写成并出版的三部英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北地胭脂》，各有特点。

《秧歌》是中文版先发表，连载于香港《今日世界》杂志上，结集于1954年7月，交由今日世界社出版；然后，再于1955年，又由她本人将其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赤地之恋》也是先写成中文版，连载于香港《今日世界》杂志上，结集于1954年10月，交由天风出版社出版；然后，仍由她本人将其译为英文，再于1956年，在香港出版了英文版。《北地胭脂》的出版，比之上述两种，则颇不顺利，可谓一波三折。

原来，继《秧歌》《赤地之恋》的中英文版皆顺利出版之后，张爱玲又把早前写成的中篇小说《金锁记》（发表于1943年上海《杂志》月刊及1944年《天地》杂志，后收入小说集《传奇》之中），扩展成英文长篇小说《粉泪》，满怀信心地投至《秧歌》英文版的纽约出版者Charles's Sons，孰料却被退稿，无法出版。

势不得已，张爱玲遂将《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同样未能在美国出版。之后，张爱玲只得先行将《北地胭脂》转译为中文小说《怨女》，于1966年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直到1967年，《北地胭脂》交由英国伦敦Cassell出版社印行，终获出版。据考，这一部久经波折的《北地胭脂》，也是张爱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英文小说。

关于《北地胭脂》，自出版之后，反响不及《秧歌》，张爱玲本人在公开场合也没有什么评述，晚年也没有提及，似乎在费尽周折出版之后，也就此了无牵挂，一了百了。然而，这部英文小说不但出版历程曲折，也正因其出版周期的漫长，在张爱玲的异国生涯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见证者”角色。

事实上，当1955年11月，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赴美之后，对将《金锁记》改编为《粉泪》出版的计划，可能还颇为乐观。1956年3月，张爱玲获得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文艺营写作补助，即在那里写成了《粉泪》。与此同时，时年65岁的德裔左翼作家赖雅，与时年36岁的张爱玲相遇相识，这一年8月18日，二人相识不到半年即在纽约结婚。

无论是英文写作，还是异国婚姻，一切都看似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可《粉泪》的出版，却远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即便再次改写为《北地胭脂》，仍然未获通过。与异国写作生涯的波折，随之而来的，还有伴侣赖雅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新婚两个月之后，即频发中风，昏迷濒死，直至瘫痪。身在异国的张爱玲，不但要独自面对没有稳定收入的生存窘境，还要照顾病卧在床的赖雅，更需为之筹措资金用于长期治疗，其艰辛困苦，可想而知。

“北地胭脂”出典难以确切考证

即便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张爱玲在美国的写作生涯还得继续，且应当尽快打开局面，以便救济日益困窘的生活状况。直至1966年12月12日，张爱玲都还在为《北地胭脂》的出版，费尽心思。这一天，她在致友人庄信正的信中提到：

“近来可好？我曾到Library of Congress 中文部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出典，主要想知道是否七世纪写的，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句子，仍旧查不出，想托你查查。”

据此可知，直到1966年12月，张爱玲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文献，希望为其著《北地胭脂》的书名找到出典。她预设“北地胭脂”一语可能是在中国隋唐之际（七世纪）即有使用，可惜在这号称全球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并没有查到相关文献。

另据收信人庄信正后来的注解，他也没有查到“北地胭脂”的出典，为此还曾咨询过当时在美国任教的顾孟余，认为只是俗语拼凑而成，属“流行语”，但中国古籍中没有“前例”。庄氏将查而无获的情况转告给了张爱玲，《北地胭脂》出版后，在书名页之前印着那一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被译作“The face powder of southern，The rouge of the northern lands”，下面注释为：“Chinese expression for the beauties of the country，probably seventh century”（中国形容美女的话，大约始自第七世纪）。

由此可见，张爱玲在书中的注解，不得已使用了 “probably”（大约） 一词。仅此一词，当年也是颇费周章，认真考证一番了的。当然，如今凭借便捷的网络电子技术，可以比较容易地查证到“北地胭脂”一语的大致出典。

譬如，早在南朝梁陈间人徐陵《玉台新咏序》中即有“北地胭脂，偏开两靥”的赞语，南宋刘辰翁《夜飞鹊》中有“深深代籍，盼悠悠、北地胭脂”之句；明代唐寅《落花图咏》中有“双脸胭脂开北地，五更风雨葬西施”之句；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忆京师芍药》中有“愿移北地胭脂社，来问南朝油壁车”之句。凡此种种，可见早在南朝（流衍至明清），“北地胭脂”一语即已出现，可以将其历史提前至五世纪。

另据《五代诗话·稗史汇编》载，“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故后人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不过这一“流行语”究竟始自何时，“前例”除了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之外，诗文勃兴的隋唐时代，却难觅一例。

至于“南朝金粉”与“北地胭脂”联用的语例，则年代更晚。1925 年《环球画报》第6期之上，载有一副时人赠予某名妓的对联，联语曰“北地胭脂推雪素，南朝金粉压湘阑”。另有1943 年《游艺画刊》第7卷第8期之上，载有一篇专访著名京剧女演员童芷苓的报道，题为《南朝金粉变成了北地胭脂》。不难揣摩，“南朝金粉”与“北地胭脂”联用的情形，应当始于清末民初，主要是用来形容南来北往的各色女性，距今尚不足百年。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

《北地胭脂》签赠本实乃“敲门砖”

收到庄信正的回信之后，张爱玲迅即于1967年元旦复信。信中提到：

“收到信非常感谢。真想不到这两句的来历这样复杂……连载《怨女》是没改过的，脱落字句又多，自己也看不下去，不久单行本出来了马上寄给你。”

显然，张爱玲对译自《北地胭脂》的中文版《怨女》并不满意，即便已率先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了，她仍然更希望英文版早日出版。

1967年4月，为谋生计，张爱玲带着奄奄一息的赖雅，离开迈阿密，9月抵达麻州剑桥市，在赖氏女子学院设立的研究所工作。10月8日，长年卧病的赖雅猝然逝世，张爱玲从此独居终老。在此期间，《怨女》单行本还未出版（次年方才出版），《北地胭脂》虽已在英国伦敦出版，但张爱玲似乎还没有收到消息，或者至少还没有拿到作者样书。所以，直至1967年12月21日，张致庄的信中，仍在告知《怨女》单行本还没出版，“出来了一定寄来”。

1969年1月23日，张爱玲致信庄氏，称“先寄本《北地胭脂》给你，因为这本倒是一个标点也没经人改过，除了印错，不像《秧歌》，英文本我始终看着不顺眼”。显然，此时张爱玲终于拿到了自英国伦敦寄来的作者样书，开始分赠友好，并且间接表达了，她认为《北地胭脂》是“原封不动”（未经编辑改订）的印出，比《秧歌》要好。

1969年5月30日，张爱玲再次致信庄氏，开篇即语“我这些时一直惦记着寄两本《北地胭脂》与《半生缘》（《怨女》迄未收到）给你送人……乘这次到邮局去，也寄书给陈先生，寄到办公处，不确定房间号码，还是请你转交”。显然，笔者如今获见的这一本《北地胭脂》张爱玲签赠本，正是此时寄至庄氏处，再由其转交给陈世骧的。

关于张爱玲信中所言，庄氏有注解称：“张先生无疑把自己所有作品都送给过陈世骧教授。陈先生死后有人在网上透露自己辗转从美国加州一家旧书店买到她签赠给他的The Rouge of the North，我看了很有感触。”遥思七年之前的2012年，庄氏作这一注解且在网上看到有人购得这一签赠本，真真令其感慨。

话说就在张爱玲签赠陈世骧《北地胭脂》，委托庄信正转交一个多月之后，1969年7月初，张爱玲进入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研究中国一些特别用语及《红楼梦》等，邀请者正是陈世骧。可想而知，张爱玲签赠陈世骧《北地胭脂》（及其他自著），亦属入职之前的“敲门砖”罢。

加州大学解聘是“最大打击”

据考，陈世骧，祖籍河北滦县，早年入北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1936年起任北京大学和湖南大学讲师。1941年赴美深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理论。1945年起，陈世骧长期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并协助筹建该校比较文学系。

据庄信正忆述，张爱玲入职之初，与陈氏的交谊有过一段“蜜月期”，不止一次畅谈文学。可张爱玲向来孤僻，不喜交际，对陈氏邀约的一些聚会颇感不适。由于二人性格迥异，“导致误会几乎是难免的”；加之张爱玲撰写论文“没有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成规”，无论从交谊还是工作而言，这样的情形都埋下了隐患。

终于，因为对张爱玲的工作状况不甚满意，陈世骧于1971年4月“公事公办”，将之解聘。张爱玲于1971年5月7日致庄信正的信中，以及1971年7月10日致夏志清的信中，均提及因一篇专题论文使陈氏感到不满意，二人在言语上略有争执，遂遭解聘的事况。

孰料在解聘张爱玲一个月之后，1971年5月23日，陈世骧因心脏病猝发逝世。张爱玲悄然出席了陈氏的追悼会，据庄氏忆述称：

“陈先生在加大执教二十六年，又长期兼任行政工作，因此死后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那天上午我看到张爱玲前往参加，提前离开。其时在场者多得从屋里挤到屋外；她来去匆匆，我作为陈先生的晚辈与旧属，帮忙布置与招待，遂未来得及同她打招呼。但至今记得她的落寞的形容。”

事实上，因1971年4月被加州大学解聘，张爱玲不得不搬迁至洛杉矶，之后整整三年都没有固定收入，全靠旧作大量发表的稿酬而苟存生计。此次解聘，被夏志清称为“在美国奋斗十六年遭受的最大打击”。而那几经周折方才艰难出版的《北地胭脂》，也曾将她“早年便立意以英文著述扬名”的念头几乎掐灭，庄信正认为此事对其“打击很大”。那么，这两件事接续而来，合在一起，其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