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新冠病毒肺炎爆发，其病毒源被追溯到野生动物，所以连《红楼梦》的吃野味和小说人物的得病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虽然从学者对《红楼梦》相关内容的梳理中，看不出小说写人吃野味和得病有什么关联，但由此也引发了我对另一个更普遍的关联性问题的思考。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关人的患病和医治方面的书写，常常不是一个纯粹的病理学或者医学治疗问题，而是跟人的道德修养问题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

早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言语”篇就提到，西晋有一小孩因父亲得疟疾，出门求药时，有人就很不友好地讽刺其父说：像这样道德高尚的君子(“明德君子”)，何以也会患上这样的恶病？小孩反应很快，回答说：专门来祸害君子的，所以称为恶病呀！虽然这样的回答相当机智，堪称教科书式的，但细究起来，该儿童的回答，属于偷换概念，是把对君子的认定转换成了对疾病的认定问题。但小孩之所以不得不偷换概念，是因为他无法反驳当时社会的一个共识，即认为君子凭借自己的道德修养，是能够抵御疾病侵袭的。

随着因果报应思想深入人心，古时的人们已习惯于认为，个人的道德有亏不但会让疾病侵袭自身，也会影响自己的孩子。反过来说，凭借人的道德修养，也可以对疾病产生神秘的治愈力量。当时的志怪小说《宣验记》中有一篇，就颇具代表性。小说写道：

国周氏有三子，并喑不能言。一日，有人来乞饮，闻之儿声，问之，具以实对。客曰：“君有罪过，可还思之。”周异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乃云：“都不忆有罪过。”客曰：“试更思幼时事。”入内，食倾，出曰：“记小儿时，当床有燕巢，中有三子，母还哺之，辄出取食，屋下举手得及；指内巢中，燕子亦出口承受。及取三蒺藜，各与之吞，既皆死。母还，不见子，悲鸣而去，恒自悔责。”客变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便闻其言语周正，即不见道人。

这里，叙述周氏三个儿子天生哑疾的病因，完全是冥冥之神对周氏幼年时代杀生行为的惩戒，而一旦周氏有了悔过之意，孩子的疾病无需医治，立马得以病愈。宗教道德原则虽然在小说里起着支配作用，但也不能忽视不同生命体所处认知结构的层次差异所发生的作用。由于燕子、周氏和道人分属于认知世界的三个不同层面，所以，周氏能轻而易举蒙骗燕子吞下蒺藜，却不能理解自己的三个儿子何以会得哑疾。只是当高于他认知水平的道人来启发他时，才把他的认知提到了新水平，并使他对自己的过去有了真诚的悔意。也就是说，只有周氏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更深远后果时，燕子相对于人而言的认知局限就不再是一种局限，而人也把自己的认知水平提到了得道之人的高度。小说表明了，所谓的三个层面的认知水平差异，实质上都取决于中间层面的人的所作所为，由人的认知冲突而发展出的情节冲突，才构成了艺术的动人力量。

这样，小说提示笔下人物的行为有着他所无法预知的后果，让人对自然万物心存道德的敬畏，使得这篇小说具有了广泛的隐喻价值。

当然，即便这篇小说的价值可以在隐喻层面得到理解，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情节展开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缺憾，即关于人的生命体的自然机制被基本略过，疾病问题完全与人的宗教道德关联起来，说明这样一种艺术视域，虽然有超越生命体作用的更开阔思考，但恰恰因为这种超越对道德力量过于强调，忽略了对生命机制本身的书写，所以这样的超越性思考，还是过于简单和粗糙的，且不说其中的神秘色彩也会削弱道德的说服力。

相比之下，《红楼梦》有关医病的书写就远为全面而深入。原因一方面当然是洋洋百万字的篇幅，为展示人物的全景生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对医病和道德的关联性问题认识得更为辩证了。

比如小说开始部分写贾瑞病死，这固然是因为受了王熙凤的屡次捉弄，导致风寒入骨，一病不起，但也跟其自身为人不知检点、不能节制欲望有直接关系。“风月宝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世人的道德修养起着劝诫作用。而接下来连续写秦可卿、秦钟的夭亡，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意思，特别是写秦可卿与贾珍的行为，暗示他们间可能的道德乱伦，曾是红学界研究的一个专题。但直接或者间接暗示人的道德修养与疾病的关联性，仅仅是《红楼梦》书写的一个方面，是作者对传统观念的一种顺应。更重要的是，作者还以另一副笔墨，对这种关联有意作了切割。

第二十一回写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儿患上甚为凶险的痘疹(即出天花)。凤姐除了请大夫上门来日夜守候看护、用药调理以及在家供奉痘疹娘娘外，还对家人进行了隔离，让贾琏搬到外书房住。这固然是因为痘疹有较强的传染性，通过对家人隔离，可以有效防止传染。但特别的作用是，让贾琏搬出去住，还是对男女主人的一种道德要求，从而与在家里供奉痘疹娘娘的虔诚态度相协调。问题是，随后的十几天里，王熙凤固然做到了这一点，但贾琏却无法做到。他与厨子的妻子多姑娘偷情幽会，而依照当时社会的主流态度，这显然是更加严重的道德不洁行为。

让人颇感惊讶的是，小说接下来写，贾琏这样的道德不洁行为，似乎并没有冒犯痘疹娘娘，更没有妨碍大姐儿的病愈，医治本身才是最见效果的。而贾琏虽然行事不谨慎，但被平儿掩藏了过去，没有让凤姐发现，最终使大家都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结局。于是，从这种隔离的实际效果书写中，我们发现了作者对道德影响力实施的那种“隔离”，就是把传统观念中认为道德是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隔离在小说之外了。但这种隔离并不意味着作者一概否定道德或不道德对患病与医治的影响力，不然他不会那么地去写贾瑞之死，他更不是一概否认道德的积极效果。但至少在这一事件描写中，他否定了借天意来实现道德的神秘力量。

需要补充的是，当后来长大的大姐儿遭遇人生困境，刘姥姥得知后，毫不犹豫来搭救她。因为王熙凤曾经对刘姥姥出手救助，终于让一种基于人际交往的道德行为发生了回馈效应，这种用人情交往来对天的道德因果神秘性加以重新设定，正是曹雪芹要比传统小说家更高明的原因之一。

(詹丹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