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五卷本《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 冀读者“呼吸到文明十字路口里的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日前推出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围绕“汉唐记忆与丝路文明”“胡貌汉魂与异域文明”“唐风胡俗与丝路艺术”“唐三夷教与外来信仰”“唐人胡俑与外来文化”五个主题展开，集中探讨汉唐时期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

在作者的研究中，从昭陵六骏源于突厥风俗到唐陵石人来源草原游牧民族，从贞顺皇后石椁上希腊化艺术到“醉拂菻”的希腊酒神在中国，从欧亚沐浴遗址到燃灯胡伎石刻，这些都印证了中华文化在隋唐时期的高度发展与外来文明是紧密相连的。

尤为可贵的是，虽发端于考古研究，但这部书的书写在充分利用考古新材料基础上，运用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史学与文学资料，善于吸收文学表达方式，以细致的讲述娓娓道来。

唐朝皇后武惠妃石椁充满异域风情：或体现主人心境

在“艺术卷”中，唐贞顺皇后武惠妃敬陵的石椁占据不少篇幅。葛承雍从多个维度对这一海外回流的重要文物予以关注。

在杨贵妃入宫之前，唐玄宗专宠武惠妃。但她生养的三个子女相继夭亡，很长时间抑郁不如意。随着玄宗恩宠加深，她心计毕露，争立“国母”，但因出身扰乱朝纲的武则天本家而受到阻碍，转而为儿子寿王争立太子屡造冤案，以阴谋手段挑唆玄宗杀死太子李瑛、鄂王瑶、光王琚三个亲子，震惊朝野。

“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见《旧唐书》之《李瑛传》)。武惠妃临死前心惊胆战，生疾恶化病死。所以她经过内心的搏斗、灵魂的挣扎，要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石椁正门前雕刻“神兽与勇士”，尽管是西方传播演变而来的图形，也应是符合她生前畏魔惧鬼的心绪。葛承雍认为，石椁制作者或许认为外来神要比本土神更为灵验，或许以为外来勇士驱魔造型更加威力无比，所以选择了外来题材。

武惠妃石椁正面四幅“勇士与神兽”的浮雕图案，每一幅都是一位高鼻卷发深目的西方勇士牵拽着基于狮子而来的神兽，神兽头部竖有弯翘的长角，犹如大羚牛的弯角，加上鬃毛飞扬，显得气宇轩昂。神兽的狮首虎身上又散布着豹斑。综合来看，这只神兽反映了西亚、中亚广泛流传的混合动物神兽造型理念，神兽敏捷迅猛，震吓魔怪，是一种家园守护神的象征意义。进而由此推测唐玄宗时期宫廷中有来自西域的神职人员，或许是长安景教僧团中熟悉希腊艺术的高僧，他们将希腊化祈求庇护及实现愿望的神性生活传入了中国。

葛承雍指出，唐代长安是一座国际移民的大城市，众多外来人口中肯定有不少西域能工巧匠。武惠妃石椁绝非舶来品，但汉人工匠肯定缺乏西方艺术的熏陶，只有熟悉西方英雄传说的人，才能采用浅浮雕和线刻相结合的效果雕刻出这些内容。最重要是主题的选择，正门浮雕围绕着冥界主题，却没有采用儒家恩泽慈爱、佛教涅槃超度、道教仙游升天的内容，而是取材希腊神话作为构图蓝本，引入新的神灵境界，虽然其宗教信仰、艺术思想有待进一步考释，但其凸显的西方文化精神无疑是中国墓葬文化中前所未有的颠覆创造。

考古是先导，史学是基础，文学是羽翼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收录相关论文近百篇。为撰著此书，葛承雍二十年来皓首穷经、孜孜矻矻，如他在总序中所言：“我沉潜在史料的海洋里和考古文物堆中，通过文物、文字和古人灵魂对话，就是让今人知道历史上曾有一群人的生命散发出奇异的光彩。”

在研究中，葛承雍也始终强调“考古是先导，史学是基础，文学是羽翼”。就是要充分利用考古新材料，运用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史学与文学资料，善于吸收文学表达方式，将问题研究清楚，表述明白。文字的典雅畅达，让《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具有极高的可读性。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指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运用了大量的这些年重要的考古发现，对一些老问题进行了新的梳理。“葛承雍先生所用的资料，大多是自己亲眼所见的。这跟过去通过文献研究不一样，每个细节他都进行观察，重要的遗址都进行了考察，观察了一些现代民族舞蹈包括现代马球等等。我觉得这些仔细的观察、认真研究和整体体会，使他的大作有很多独到之处。”

针对考古材料的使用，葛承雍在该书总序里透露，20多年来，他走访了海内外许多收藏有中国古代“胡”“蕃”等外来文物的考古单位和博物馆，记述和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石刻、陶俑、器物、壁画，闪现在他眼前和萦绕脑际的就是中古时期的胡人记忆。这些处于边缘的人物往往在历史记载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所幸考古文物印证了史书记录的胡人活动，呼应了诗赋中对胡人的描述，厘清了一些旧史轶闻中存在的疑团，生动地折射出胡汉相杂的历史面貌。”

他坦言：“尽管学界有些人嘲笑我是‘纸上考古’，但这其中的辛苦一点不比田野考古轻松，只有在破解疑难问题和写作论著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他期待读者读完全书，犹如“呼吸到文明十字路口里的风，感受到一种阔大不羁的胡风蕃俗混合的气息。”（记者 应妮）

（应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