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侯郁然正在进行“天禄琳琅”藏书的修复工作。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图为柳文傲（中）与同事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进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调研。

　　图为郑云飞（左二）在野外开展古稻田探查。

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让文化遗产从典籍、考古、博物馆、古老街巷中走出来，解读出它们背后时间与历史的奥秘，才能更好地维系文化认同、更好地传承文脉，破解一代代先人留下的珍贵遗产中的文化密码，挖掘其中更大的文化价值。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3位分别在古籍修复、考古、历史街区保护领域工作的海归，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他们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侯郁然：“书医”人生

故纸碎片的新旅程

穿过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静谧蜿蜒的廊道，记者见到了侯郁然，她正在进行“天禄琳琅”藏书的修复工作。书医，是古籍修复师的另一个名字，为古书诊疗、使它们重获新生，以更好地延续人类的文明遗产，这正是书医的工作。

从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毕业后，侯郁然前往英国伦敦艺术大学书画修复专业读研深造。毕业时，她身边的不少同学选择了进入拍卖行或者美术馆工作，出于对古籍修复的兴趣，2010年，侯郁然进入国家图书馆，与纸张为伴，成为了文献修复组里的一名古籍修复师。修书，这项古老而又略带神秘的技艺，以匠人手中补纸为媒，串联古今。

“补纸的纸性、颜色、厚薄，包括帘纹宽窄，这些在修复过程中都要力求与原书一致。”侯郁然向记者介绍说，“过程中我们也做了许多实验，来应对修书过程中纸张颜色老化的问题。比如新修的书或者残片，当时认为纸张合适，但随着修复时间推进，纸张本身的老化速度也很快，或许一两年之后再看颜色就深了。由此就带来一个问题——是当时看着很舒服更好？还是许多年后看起来很舒服更好？标准在哪儿？我们也仍在探索。”

走过10年的“新匠人”

不知不觉间，侯郁然已经做了10年的修书人。伴随着老一辈修书师傅逐渐退休，目前组内大部分修复师已是像侯郁然这样的“80后”“90后”，青年匠人群体扛起了更重的担子。他们心细如发、苦学手艺，传承的是技艺与文化，也是背后于细节处见精巧的惜书之道的存续。

“有时候一本书内的破损处是相同的，这就需要我们把相同的修补操作重复进行许多遍。”侯郁然说，“心性很重要，老师傅们常说‘修书就是修心’，修书的技术是基础，但怎么能把书修得更好？关键在于心性。耐心、责任心，还要有对书籍本身的热爱之心。”

对比中外，侯郁然认为，古籍修复秉持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等修复理念是中外共识，与此同时，不同国别的修复师们也在彼此学习。“比如，去年大英图书馆来到中国交流，他们也在向我们学习如何更好地修复中文书，因为修中文书是他们的短板。我们展示了卷轴如何保存、探讨了对于比西文纸更薄的中文纸如何修复等问题。”

工作之外的侯郁然爱看书展，“好展必看，也会关注诸如最近有哪些好的古籍、有哪些新出的拍卖、有什么好的纸张、有什么新工具……总之业余爱好也是以工作为圆心发散开的。”侯郁然笑着说。“入行前我看一本书，更多是从鉴定角度来看，作者是谁？成书年代与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版本价值……现在一去看书展，先看装帧功力、怎样缝线，再看‘这个角包得好’‘这个锦真漂亮’，心里面还在寻思着这画要是破了该怎么修。”她越来越喜欢修书这门手艺，与修书有关的点滴也早已融入她生活里的方方面面。

柳文傲：寻忆老城

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漫步意大利，从罗马到佛罗伦萨、从圣吉米纳诺到维琴察城、从比萨大教堂广场到绘有达·芬奇巨画《最后的晚餐》的圣玛丽亚感恩教堂……在意大利学习期间，最让柳文傲难忘的不仅是当地对世界遗产成熟的管理体系，还有民众潜移默化的认识与对世界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

这片曾影响欧洲千年的古罗马帝国的主要领土，还是地中海商业文明的聚集地与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截至去年7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意大利世界遗产共有55项，在数量上与中国并列世界第一。

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的柳文傲，2012年决定前往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攻读建筑学专业研究生，这所创建于19世纪60年代的百年名校，在建筑、设计与工程界享有盛名。回国后，柳文傲进入清华同衡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史城市复兴与街区更新等工作。

如今，文化遗产在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重要价值越来越得到国人的重视与认同，中国也在高等教育研究单位开设了相关课程，教育、研究与世界接轨。但是，公众观念认识的涵养与普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中国，不少遗产地与居民社区相重叠，协调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与社区公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也是保护体系中的关注重点。如何让公众对于世界遗产形成自觉保护的意识、形成具有组织与秩序性的保护行为，这引发了柳文傲的持续关注。“全民文化遗产观念与理念的普及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需要认知教育、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倡导等多方合力。对于从事遗产保护工作的海归来说，让更多人理解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柳文傲说。

让老街重焕新机

留学归来后，柳文傲参与了包括首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复兴规划等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她看来，“协调”与“平衡”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也是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这要求他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文化遗产保护，还要兼顾民生、经济发展等多方诉求，从而立足于地方特色和在地居民的真实需求，多重视角探究老街发展方向。

以北京为例，许多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片区都在老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陈旧，整体城市肌理风貌、功能与人口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不少老街在建筑风貌上能够体现出多元化的时代特征，也是一段段光阴岁月的缩影，是珍贵的物质财富。

让老街重焕生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口密度过高所带来的空间局促、文化功能活力有待提高暴露出历史文化深度挖掘不足的短板、一些公共空间被侵占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老旧小区、管理主体不清……

在柳文傲与团队成员看来，想要找到突破口，更好地展示首都历史文化风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做以人民为中心的规划，探索以人的真需求为关注点的历史街区复兴新路径，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二是促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立法工作，促进管理体制机制研究，使共同参与到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各方依法承担保护职责；三是通过激励和保障政策，激活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实现文化遗产地的保护与整体复兴。

郑云飞：稻谷密码

一颗稻谷的寻根之旅

郑云飞研究的是稻谷起源与发展，他可以通过植物种子孢粉和植硅体的研究告诉大家，几千年前浙江人的餐桌上都有哪些主食、哪些水果与蔬菜。

2002年自浙江大学调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郑云飞很快就奔赴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现场开展植物遗存调查，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栽培稻谷遗存，将浙江栽培水稻的历史前推了1000年。2006年，他在上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栽培稻遗存，把水稻栽培历史上溯到一万年。2007年，他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河姆渡文化稻田。2009年，他发现了具有完善灌溉系统的良渚水田……一件一件，记录着近20年来郑云飞的考古足迹。

1996年—2002年，郑云飞分别在日本宫崎大学和国立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学习、工作，那段时间，日本考古工作者的敬业与对考古一丝不苟的钻研态度深深感染了他。海外工作交流的机会，让郑云飞有了详细了解日本考古方法的机会，也为他回国后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也拓展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回国后，对我的考古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常年在田野考古的第一线，材料多，一些考古研究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在涌现，这些也成为了我新的研究方向。”郑云飞说。

一颗稻谷，与人类社会的文化意义息息相关，在食物属性之外，它也在深深影响着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文明发展。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稻谷的研究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劳作的反映。比如良渚考古，我们就在城里宫殿南面发现了巨大的粮食仓储区，里面大概有10万公斤的水稻。”郑云飞说。“考古并不单纯是探索具体形象的器物，还可以考证一段社会的发展史与人类的发展史，以及一种文明的形成过程。”

科技考古“今为古用”

河姆渡遗址、良渚古城遗址、灵山遗址……都能看到郑云飞的身影，迄今为止，他已对数十个遗址进行过植物遗存调查，获取了大量植物遗存，为进一步研究浙江史前社会经济史打下基础。

近年来，郑云飞带领的科技考古团队，在文物科技保护领域开展课题研究，为科学认识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进程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熟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史前考古更有了些“今为古用”的意味。

同时，科技考古本身也与国外交流密切相关，在郑云飞看来，留学归国人员能够在考古的跨学科研究中发挥更多优势。

“现代考古需要复合型人才，仍然仅仅依靠传统的方法，去挖掘、去了解是不够的，需要有其他学科参与到考古中来。国外考古的一些认识、理念与方法，借鉴到国内之后我们也进行了改造，使之更加适应中国国情。海归要起到交流互鉴、双向学习的作用，也要抓住机会，把中国考古学的成果介绍到国外。”

（孙亚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