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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萧红与谷崎润一郎:那些“乘风破浪”的女性无不重新定义了生命

作者: 梁永安 来源: 文汇报
2020-08-07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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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唯在电影《黄金时代》中扮演的萧红

  《细雪》 【日】谷崎润一郎 著 周逸之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谷崎润一郎

女性的成长之所以在当下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在城市化、中产化的大发展中,“乘风破浪”的新一代青年女性正在对生命、自由、生存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定义,进入突破文化音障的关键时刻。

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40余年前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社会,部分观念延宕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整个社会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认识,并铸造出女性生命的基本设定。1970年代的美国女作家斯泰纳姆说:婚姻让女性只剩下“半条命”,新女性绝不会愿意“在牢笼中寻欢作乐”。这并不是女性的“恐婚”,而是一种对于自身命运的忧患。当社会将女性的生命仅仅定义为婚姻与生育,女性所有的精神文化都将一笔勾销,正如法国女性思想家波伏娃所描绘,女性因此只能分为四类:“结了婚的、结过婚的、打算结婚的、因为结不了婚而痛苦的”。

如何走出藩篱,打开女性生命发展的新空间?在全球化新背景下,以新的视野看一看东方文学中关于女性命运的探索,会让我们在历史的对比中更多地发现女性成长面临的压力与矛盾,以及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与纠结。特别是中国作家萧红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他们的小说非常关注女性的命运、女性的生存、女性的价值。他们的代表作都写的是女性,写女性人生里的痛苦、期待,以及无法控制的结局。正在“乘风破浪”的当代女性,重新读一读他们的作品,对于自我认知、人生探索和成长,具有特别的对比与参照价值。

萧红:女性迈开自由第一步 需坚持独特的生命创造力

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另外三位是吕碧城、石评梅、张爱玲),但在四人之中,她的命运是最坎坷的。1911年,她出生在现在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个大地主家庭,31岁就在香港去世了,短短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幸与不幸。

在幼年萧红生活的中国,人们普遍过的还是传统的、乡村的、封闭的生活,但在社会的局部,现代教育已经开始向城乡蔓延。萧红与前一代女性的不同,首先体现在她受到的“新式教育”。从她九岁起(1920年),一直到19岁,断断续续从呼兰县、哈尔滨再到北平,读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现代意识的启蒙和熏陶,使她感觉到女性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冲突,萌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意识。这跟当时新文化运动发展中遇到的阻力是相同的,与那个时代的新文化追求也是相通的。

在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萧红更有另一种女性的特殊处境,这和她后来的命运起伏有直接的关系。萧红八岁时(1919年),她的生母去世,这对于女孩成长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以色列心理学家埃利希·诺依曼在他的《原型女性与母权意识》一书中指出:男性和女性在童年之初最重要的是与母亲的原初关系,母亲与婴儿完全处于“心灵统一”的状态。但在其后的成长中,男孩会经历一个“自性—发现”的阶段,“原型男性从原型女性那里获得解放,儿子从母亲那里获得解放”。女孩不同,她和母亲的原初关系中,各自的“自性”是一致的,母亲与女儿保持了融合状态,女孩没有男性的“自性—发现”,而是在不断获得与母亲的一致性中停留在“自性—保存”阶段,缺乏独立性与解放感,这对后来青年时期的自由成长造成障碍。埃利希·诺依曼的观点来自于荣格心理学,侧重于分析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但在分析萧红的精神特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参照价值。萧红的幼年丧母,使她与“母亲”这个文化母体的关系早早地断裂,生存的基本方向处于无依无靠的漂移中。萧红觉得家里人除了祖父都不喜欢她,从小的生活环境让她有一种冰凉感。别的女孩能够接受的生活,对她来说就变得不可承受。她小时候被父亲许配给别人,很早就订婚了。她觉得父亲对她没什么感情,也不怎么关心,现在却要安排她的命运,让她去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这在封建社会是很常见的,而且女孩子到十五六岁一般也都出嫁了,但萧红19岁时(1930年)却选择逃婚,她不安分、不循规蹈矩、不愿意被别人支配命运的性格,由此强烈地显示出来。现在有的研究者觉得,萧红个人对环境的感觉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她的真实生活,根据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她的父亲内心对她还是挺有亲情,很挂念她的生活,只不过在情感表达方面不是那么直接。萧红31岁去世后,她的父亲很难过。尽管女儿已经在外面漂泊这么多年,见面都很少,但是她父亲说了句话:“还好我的女儿还留下了一部《生死场》”,这说出了她父亲对她的关注与看重。

萧红的逃婚是件很轰动的事情,因为她跑到了北平,去投靠在北平读书的表哥陆哲舜,与这个已经结婚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这个选择至少说明了两点:

其一,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要想独立地在社会上生存,缺乏很多基本条件,寄寓到一个男人的生活中,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不是偶然现象,欧洲19世纪的小说,无论《简·爱》还是《傲慢与偏见》,女性的幸福与苦难,都必然和一个或几个男人有决定性的依赖关系。即使在20世纪前期的女性文学中,例如1937年出版的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著名小说《走出非洲》,女主人公往往也是通过依附一个男性走向世界,最后在重重生存历练中达到自主自由的自我发现。

其二,行动性是女性自我解放的第一要素,行动力弱的人,往往只能空谈解放与自由。在一个男权社会里,一切逻辑都是男性化的,女性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无法预计自己行动后的复杂结果。这产生了一种有些惊险的女性解放路径:一个“乖戾”的反叛行动,产生的连锁效应往往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也因此意外地打开了女性前所未有的异度空间。这完全有悖于“三思而行”的行为准则,但对于迈开自由第一步的女性来说,却是爆破性的人生武器。

萧红到北平与表哥会合,她绝不会想到,这个表哥钱花完了之后,竟然抛下她一个人逃回了老家。随后的生活就乱了套:萧红回家,又逃跑,在哈尔滨与当初拒绝的结婚对象汪恩甲同居,身怀六甲时汪恩甲不知去向,认识萧军,分道扬镳,与端木蕻良结婚,流亡香港……她始终辗转在不同的男人之中,情感生活可以说是颠沛流离。这样的故事,放到一个平凡女子身上,那是多么的不堪,如同一朵被扯碎的花儿,一瓣一瓣飘落在冰凉的流水中,最后无影无踪。但这不是萧红的轨道,她飘零,她痛苦,她屡屡陷入绝境,然而一切都在苦痛中变成了艺术的独特,变为人间不可替代的精神之果——因为她写作,她生活上源源不断的变化,不断地推动着她的文学激情,使她在现实的苦难之外,打开一片又一片精神的重生之地。可以说,文学是萧红“乘风破浪”的生命之本,离开了文学的创造,她将一无所有。她的生活起伏跌宕,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她对文学的坚持,持续不断地用写作来支撑自己人生。从世俗的角度看,她过得不伦不类,这不伦不类给她生活带来很多压力和破碎,文学给了她温暖和慰藉。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普遍情景:写作的动力大部分不是幸福,而是刺痛,大部分作家写东西都是不得不写,在写作中感觉到忘我与自由。

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萧红一踏上文学的道路,所有的生命价值都打开了,她拥有表达世界的天然优势,小说的画面感非常好,能够用一种非常洗练的、高传达度的文字描写视觉,不会用主观的情绪破坏她视觉里看到的世界。这种传达不是简单的再现和描绘,而是饱含着对苍生的悲怜。这是一个尤为关键的要素,她的文字发自内心,但又远远超越自我。她绝不沉浸在高度自恋自怜的封闭中,而是把视线投入到平凡女性的生与死,呼唤着整个世界的良知。杰出的作家都有一个伟大之处:关心时代与社会的大问题,以自己的创作劈入现实的坚硬,砸开那些痛苦之源。萧红正是在这个富于人性感的历史基点上,持续写作,让自己的人生披荆斩棘,伤痕累累地前行。

从193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到1941年写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八年写了将近100万字,考虑到她的漂泊状态,这真是一个奇迹。这当然离不开萧红的天分,她优异的视觉记忆,给了她敏锐活鲜的描写能力。这种能力在人类原始时代比较普遍,那时候没有文字,人们靠视觉分辨世界,并且在记忆中分类整理。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开始更多地用符号、思维、逻辑来梳理世界,原来对影像的记忆能力、凝固能力渐渐变弱了。作家这个群体,特别是女作家,较多地保存了这种原始能力,能够以高保鲜度描绘所见所闻,重现栩栩如生的万物。为什么有的作家一直在写,却写不出这个世界的丰富度来?因为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很弱,基本上是靠理念和逻辑写作,写出来的文字充满间接感,没有触摸世界的温度,从本质上说,他们并不适合进入文学创作。萧红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好,她的作品中句子都非常干脆、直接。她在《呼兰河传》中描写城市,不是从自己的感觉来写,而是从视觉上层层递进,从这个小城的全景、中景、近景一步步写,街道、各种铺子、城隍庙、各行各业行行色色,然后慢慢地将视角由城市移动到更小的镇,再移动到一个村,最后放大到人的特写上。

萧红的文学意义对女性文化生存做出了重要的阐释:她有一种非常好的去触摸世界、感受世界的能力。从创作特质上说,她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女性独特的文学创造力。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一篇论现代小说的文章里所讲的,男性作家最大的弱点是不拥有时间,时间的细腻度太少。时间需要融化在一些细节里面,融化在非常复杂的感觉里面。囿于性别的局限,男性作家的写作比较轮廓化,很难渗透到生活的细润深层。这不是才华的问题,而是性别的限定。但是伍尔夫也讲了女性作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拥有空间,很大一部分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感受里。因此,女作家如何去拥有这个世界无限广阔的空间?在这个问题上,萧红表现出超凡的才具,文学是她最好的舞台,她痴迷于此,画出了一个辽阔的艺术空间。

谷崎润一郎:一切新女性都需对抗“完美的压力”

谷崎润一郎(1886—1965)与萧红的社会文化背景非常不一样,他出生在东京,家里是开米行的,家境还不错。和萧红比起来,他没有男权社会带给女性的那种压力,活得挺自在,还曾到东京大学求学,属于社会的中上层。把谷崎润一郎跟萧红放在一起来看,立刻可以看到时代性的差异:萧红写的是女性在传统中的苦难,是贫穷和匮乏,而谷崎润一郎更多的描写女性在转型社会中的精神困境,最典型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细雪》。

《细雪》里的莳冈家四姐妹,父母都去世了。大姐鹤子招了个上门女婿,二姐幸子嫁了一个特别有钱的人,生活无忧。与在传统生活中相夫教子的两个姐姐不同,老三雪子和小妹妙子就有很大的问题。雪子接受的是现代教育,上过英语专科学校,是个呼吸着“洋风”的女子,但她的社会理想却是传统的,就像她两个姐姐那样,年龄大了就想要找一个结婚对象,然后做个有身份的全职太太。《细雪》的主要脉络,就是雪子的五次相亲,相亲对象都是40岁以上,妻子死了或者其他各种原因而单身的男人。之所以都是40来岁的男人,原因当然是物质财富已经积累得差不多了,足以让妻子过传统的不用工作的生活。

雪子的选择,也不能说是完全古典的,她还是在寻找自己心仪的人,即使找不到,她还是想在循规蹈矩的“相亲”中,找到一个“什么事情大概都会由我说了算,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的人,还是想实现一点儿个人的自由。从心理需求上看,她很想得到现代人生的真情,但又想生活在安全稳定的居家女人格局中,将传统与现代的好处都装进自己的愿望中。这正是转型社会一部分女性的致命伤:既想拥有走出传统的新颖生命,又想整个世界如己所愿,一路风平浪静,这种幻想,把自己逼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

雪子的自我对立有时代的根源。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一方面是军国主义横行,四处掠夺;另一方面是工业化浪潮一波又一波,社会风向不断变化,各种品牌、流行时尚走入大众生活,电影等新型文化激发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年轻人开始讲求新鲜活泼的生活内容。雪子作为一个学英语的姑娘,头脑里不乏新兴的思想观念,但她的婚姻之路却还是那么老旧,这正好概括了相当多年轻女性的精神路径:心里装着千千万万的新想法,却苍白无力地走向旧生存。谷崎润一郎用“细雪”这个飘零的意象,痛切写出了雪子的悲剧:为了“完美”而无可奈何地化为“落樱”。小说结局,雪子35岁,相亲了那么多次,终于跟一个有11岁女儿、没什么正经工作,但是家境很好的男人结婚了。她内心最伤感的是这桩婚姻不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穿上嫁衣时沉沉地想:如果今天穿嫁衣的人不是我就好了。雪子后来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去相亲,那时才21岁,十几年过去,相过那么多次亲,绕了一大圈,却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想嫁的人。

《细雪》写的不仅是雪子的精神困顿,这也反映了女性普遍存在的矛盾:想走一条新的路,想要独立、自由、想和精神相通的人在一起生活。但又畏惧艰难,想在传统的安全中得到庇护。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呢?这正是谷崎润一郎所要表达的重点,集中展现在四姐妹中的小妹妙子身上。妙子幼稚、冲动,情窦初开时跟富家公子奥畑纠缠不清,后来她先后遇到了板仓和三好,感情之路颇为曲折,私奔,未婚先孕,流产……把家里人折腾得够呛,自己却“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在雪子看来,这个妹妹实在是太沉沦了,“不知廉耻”。但是,在表面的野性之后,妙子有着一颗自由的心,她与三个姐姐最大的不同,是她不愿意归附在男人的遮护下小鸟依人地活着,她要独立地开创自己的天地:“她想干点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从自己的天分、爱好,以及便于掌握技术等条件出发”。她决定学做西服,努力争取去法国学习,相信自己“进步也一定很快,这样干下去,自信将来一定能成为独立工作者。”为了掌握更多的社会能力,她还去“小胡同里艺伎院的楼上”学习舞蹈,完全不顾这是“正经人家的姑娘”绝对不来的地方。大家都不理解她这样一个“名门闺秀”为什么一心一意“想赚钱,想做劳动妇女”,只有远大的历史理解她,因为历史只承认实践,只承认创造性的劳动,而不会幼稚地相信那些听起来很新潮的宣言。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为现代生存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红线:一边是独立的、劳动的、专业的生命,一边是依从的、循环的、停滞的苟存。妙子的选择,十分艰难,但具有新女性的决绝和坚毅。

妙子是从传统女性向往现代转化时期的代表,非常不完美,叛逆中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这是那一代人的宿命。脱离旧时代走向新世界的女性都是不理想的,因为没有范例,没有可循之路。完美的标准只能到传统里面去找。对于传统的女性,社会有成熟的规则,生活有成熟的形态,无需思想,遵循那些规则,就显得完美无缺。而听从内心的现代女性,始终在摸索中,支零破碎,步步凌乱,成熟都是在漫长的试错之后,甚至一辈子也不会成熟。谷崎润一郎的高人之处,恰好是写出了这种“不完美”之中的美好,写出了妙子在一地碎片中重构了自己的爱情与事业。她最后和小伙子三好结了婚,没要家里的遗产,怕给男方造成压力和自卑感。她的自由就是选择不去依附于人,毅然地面向未来生活。这需要很大的力量。无数的现代女性面对这种“不完美”都视为畏途,“完美”的压力摧毁了大量的人生选择。这一道关也是一个严苛的检验,将虚假理想主义与真实的勇敢者区分开来。虚假的理想主义本质上是消费性的,一切要靠外部条件的风调雨顺,渴望社会普遍的赞美。一旦需要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立刻就败退下来,甚至还抱怨社会环境的“不理想”。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风”在自己心里,无论面对多大的浪,都能扬帆远航。

妙子的悲欢从一个东方女性的角度,证明了全世界女性的独立与发展是一个多么艰涩的过程。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普通女性在社会上几乎找不到任何足以自立的工作,婚姻是人生唯一的选择。英文中的“Spinster”(大龄未婚女性)一词可视为一个标志,它从“纺纱工”一词演化而来,因为英国16世纪的大龄未婚女性无处可去,只能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纺纱,挣得一点儿微薄的收入。局面的改变来自工业革命,大量的纺织厂、初等教育、医院、城市基础服务需要“物廉价美”的女性劳动力。在社会需要的大潮流中,1800年后欧洲忽然开始出现鼓励女性“单身是福”的论调,称赞单身女性的大量存在为社会劳动储存了可观的“后备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几百万女性进入军工生产,男性们“惊喜”地发现,女性在流水线上的效率甚至超过男性,高度发挥出细致、耐心、坚韧的“优良品质”。工业革命之后男权社会对女性作为“人力资源”的肯定,当然不是什么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赞扬和尊重,更多的是在资本主义“需求与供给”的逻辑中运行,完全符合男性经济理性中的“需求弹性”。尽管如此,在这样曲折的历史轨迹中,女性还是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参与,积累了家庭事务之外的人生经验,并不断提升政治、道德与文化的自主意识。

眼望“乘风破浪”的当代女性,重新阅读萧红与谷崎润一郎,不难看到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女性生存的时代主题。从基本生存到精神探寻,文学永远在提出生命的疑问。法国思想家波伏娃一笔写出了女性选择的生与死:“女性为什么从未要求和男人平等地分享世界?女人目前虽然参与世界事物,但这个世界仍属于男人。男人对此深信不疑,女人也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不想成为他者,不想成为与男人做交易的女人,这意味着要放弃同男人这个优越等级结盟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因此女人面前有一种诱惑:放弃自由,变成一个放弃独立的物。这条路很危险,因为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会被引向被动,走入迷惘和毁灭,被他人的意志支配,其超越将会受挫,其各种价值将会被剥夺。但这条路看上去也容易走,女性可以在这条路上避免独立的生存所包含的极度紧张。”波伏娃指出的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它日益紧迫地横亘在今天更多身处转型时期的青年女性面前。如何选择?任重道远。(作者梁永安,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舒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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