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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泰戈尔中国行

作者: 孙文晔 来源: 千龙网
2020-08-11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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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12日,大雾散去的上海汇山码头,泰戈尔在他“梦中的天朝”留下了第一串脚印。

49天的行程,泰戈尔既享受了至诚礼遇,也遭遇到讽刺和抵制,他像一颗“不合时宜”的石子,落入新文化运动后形成的思想潮流里,激起一阵波浪。崇拜者如梁启超、徐志摩等将他奉为“活神仙”、“救世主”;批判者如陈独秀、林语堂嘲讽他是“亡国奴”、“什么东西”。

这场中印文化交流的反响,无不受“五四”以来国内思想争鸣的影响。还是鲁迅目光如炬,将泰戈尔在中国的处境概括为“骂杀与捧杀”:“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这份“晦气”,也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中印两国学者为此研讨了百年,仍有新发现和新阐释。

不请自来还是受邀而来?

1924年3月,当北京北海边的柳树吐出新绿之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一行即将到来的消息传出,为春天增添了一丝诗意。

《晨报》一则不足百字的短消息,预告了泰戈尔乘船抵沪的具体时间,也点明“他是应讲学社之聘来华演讲的”。

泰戈尔到中国后,在首次演讲中,以“收到贵国的邀请,对于居住在亚洲一个遥远国家的我,委实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为开场白。然而,一个多月后,胡适为泰戈尔鸣不平时却说:“今泰戈尔乃自动地来中国,并非经吾人之邀请而来”。

泰戈尔到底是受邀而来,还是不请自来呢?旅程中的一些波折,由此埋下了伏笔。

1920年底,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考察。恰逢胡适的老师杜威在中国讲学,并大获成功。于是,请欧美知名教授到中国来讲学,成了蔡元培到欧美的两大主要任务之一。在他列出的名单上,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重量级人物,蔡元培一到欧洲,就逐一登门拜访,以示诚意。

北大广发“英雄帖”,但广种薄收,应者寥寥,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均婉言拒绝了蔡元培的邀请。在西方压迫、统治全世界的形势下,中国人没有话语权,蔡元培请拔尖的知识精英来华屡遭婉拒,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但中国,那时整个亚洲都没有话语权,唯一的例外是泰戈尔。他在1913年因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东方人。1920年,泰戈尔在欧美访问时,恰逢一战结束,大战导致的内心枯干,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注入生趣和灵魂。欧美兴起“泰戈尔热”,政府官员、王公贵族、上层知识界都追捧他,将他奉若先知。蔡元培与泰戈尔几乎同期在欧美,必然能感受到泰戈尔在西方的影响力。

1920年11月的一个寒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想方设法到纽约的旅馆里,拜访了泰戈尔。

60岁的泰戈尔,一见到25岁的冯友兰就亲切地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以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

或许正是这次表态,促成了蔡元培对泰戈尔的邀请。1921年的3月到5月,他俩都在法、德,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蔡元培很可能在此时发出了友好的信号。

不过,这一邀请很可能是口头或转达的,现存的蔡元培文件中并没有相关记录,也没有蔡元培与泰戈尔会面的第三方史料,他的日记、自编年谱中也未记载此事,而对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人的邀请和拜访,则有详细记载。

泰戈尔收到邀请时,正在欧洲周游,回国后又陷入政治争论和国际大学的创建工作中,但他一直记挂着这件事,一直在慎重地思考要不要去中国?什么时候去?

他先是迟疑的:“我扪心自问:对我发出邀请的人,期望获得什么呢?为了他们的幸福安康,我应该带去怎样的信息?”

当春回孟加拉大地时,泰戈尔仿佛顿悟般地觉得必须到中国去:“是的,苏醒的时候,需要一位诗人的帮助。……诗人的使命,是捕捉空中听不见的声音,是把信念注入未实现的梦想,是为布满猜疑的世界率先送来未绽放的鲜花的音讯。”

这种使命感,让他把助手派到了北京。1923年4月,英国人恩厚之到北大联系泰戈尔访华事宜,不想却碰了个软钉子:北大欢迎泰戈尔来华,但表示“因为种种困难不能担任招待的事”。

印度方面有所不知的是,在泰戈尔犹豫的两年间,北大经历了非常大的动荡。恩厚之到北京的三个月前,蔡元培已登报公告,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并且从此再未回到北大。

“五四”之后的北大,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中,老师欠薪是家常便饭。叶圣陶1922年被中文系聘为讲师,只因欠薪,他的家底薄经不起久拖,就跳槽到了出版社;顾颉刚1925年的日记记载,他100元的月薪不但拖欠了半年以上,而且那千呼万唤始到来的欠薪,还是分次吐出的。

1922年,爱因斯坦有意在访日途中顺便访问中国,一千美金两星期的酬金并不高,但却难倒了蔡元培。如今,蔡元培离开,北大无力接待泰戈尔,仅邀请恩厚之在北大做了一次有关泰戈尔的演讲。

一筹莫展之际,恩厚之遇到了刚刚作别康桥的徐志摩。

徐志摩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寻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

依戏剧大家焦菊隐的说法,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凉”、“守旧复古”,相反,他抱雄心壮志,想高举文艺复兴的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

为实施“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梁启超组建了三个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与松坡图书馆合并,提倡研读新书;二是设立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出版新文化丛书;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邀请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讲学。

徐志摩1923年底回国后,就搬到了北京石虎胡同7号,在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筹建的松坡图书馆内任干事。这里既是松坡图书馆的总部,也是讲学社的总部。

4月18日,由胡适发起的“文友会”邀请徐志摩演讲英国文学。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日记记载,这天还有位特殊的客人“泰戈尔的代表恩厚之来”。

恩厚之是英国人,徐志摩刚从英国回来,两人一见如故。闲谈中,恩厚之透露泰戈尔有意访华,徐志摩闻之欣喜不已。诗人的敏感和热情,让他早就对泰戈尔崇拜不已。

他马上把恩厚之带到石虎胡同7号,与讲学社接洽。

讲学社从1920年创办以来,邀请了世界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先后来华,但到1923年,这个组织已经是强弩之末。

请知名学者访华,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讲演,组织工作繁重,需要众多资源。梁启超曾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明言,“讲学社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杜威来华时,每年的讲学经费在一万银元以上。这笔费用不仅包含杜威的薪酬,还有生活、接待等费用,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待遇。罗素来时,讲学社开出的酬金更高,除往返差旅费外加2000英镑。

到1923年,讲学社的政府补贴已经用尽,哪敢主动出击去请知名学者。在这种困境中,突然听闻有诺奖诗人主动要来,而且只要讲学社承担旅费,其他在华的一切费用全由自己承担,这简直是喜从天降!

讲学社受宠若惊,立即同意承担接待任务,并且马上给泰戈尔寄去了旅费,盼望他8月份能来,随即又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

泰戈尔欣然接受,并表示10月份来。从他的角度看,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讲学邀请在先,又有讲学社的正式信函,自然是中方率先伸出了橄榄枝,自己是受邀而来。但在讲学社看来,是泰戈尔的助手主动找上门来的,演讲又不收分文,风格这等高,“乃自动地来中国”。

而在中国学界看来,泰戈尔跟杜威、罗素一样,都是讲学社请来的。泰戈尔提倡“复活东方文化”,梁启超号称“东方文化派”,泰戈尔自然是梁启超的客人,或者说是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用来“挟洋自重”的砝码。

对于这段公案,泰戈尔在印度出版《泰戈尔在华演讲集》时特地注明:“献给我的朋友索西玛(徐志摩的印度名字,意为“月光宝石”),赖他的友好帮助,把我介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诗人还是哲人?

好事多磨,转过年的4月12日,泰戈尔才乘“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张君劢等六十多人前往码头迎接。

与不修边幅的美国人杜威和绅士气派的英国人罗素相比,泰戈尔的到来,带有浓浓的人文气息。

泰戈尔穿印度长袍,白发银须,飘飘洒洒,戴红色高帽,更显得仙风道骨。他的声音高低抑扬,富有乐感,说到激动处,还会习惯性地握紧右手,放在胸前,非常有感召力,即使听不懂英语的人,也会受到感染。

作为陪同和翻译的徐志摩则如影随形。在中国的日日夜夜里,充满灵性的两人,一唱一和,说着最美的中文和英文,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作为诗人,他无疑是魅力无穷的。正如徐志摩致泰戈尔的信中所写:“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

这些话难免夸张,但展现了泰戈尔在文艺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遗憾的是,彼时中国需要的并不是诗人,而是一服救国的灵丹妙药。

回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历史,可以把1924年春天看作一个转折点:在南方,国民党完成改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方,直系军阀四分五裂,帝国主义趁势扩张。如果说此前局面还在北京政府的控制范围内的话,那么,到了1924年,局面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泰戈尔从英属殖民地来,自然理解中国人的想法。临行前,他写信给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谈到心里的矛盾:“我要到中国去,以什么身份,我不知道。是作为诗人呢?还是要带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识?”

13日,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发言就开宗明义,强调此行的目的:“只不过是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个敬香者,来对中国文化界敬礼的。”他还一再声明,“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人们只须作“诗人看待”。

话虽如此说,但身在中国,不谈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在5天后的盛大欢迎会上,面对1200多各界名人,诗人改变了立场,“不得不据实以告,说几句忠告”:“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

为什么仅仅5天,泰戈尔就改变了想法?

从童年起,他就关心中国。他曾说:“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象的中国,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竟变成了我的梦乡。”

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古老文明却并不是诗人梦乡中的模样:彼时的上海,已是高楼林立,充满工业气息,料峭春寒里,龙华古寺年久失修,寺里还驻扎着一支军队,连桃花都失去了生机。

“物质发达,真趣丧失”,对这样的中国,他无疑是遗憾和失望的,他担心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不会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

18日的演讲显露出泰戈尔的纠结。他一面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一面又大谈印度哲学,核心就是,强调精神生活的东方文明,优于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

后世的我们,于和平年代展卷细读,自然能够清楚泰戈尔并非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西方先进的文明,对经济的进步也并非持全然否定的态度。

不过,在那个“不合时宜”的时间点,中国物质文明尚不发达,还需要反帝反封建,需要民主革命,泰戈尔强调爱和东方精神,就显得有点奢侈了。在一些以救亡图存、科学救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无异于一种不抵抗主义、一种亡国奴哲学。

泰戈尔即兴演讲了一个多小时,内容生动自然,又激情澎湃。会场内反响热烈,但在会场外,反对他的传单已经开始四处散发了。

《中国青年》周刊赶在欢迎会这天,推出了“反对太戈尔专号”(太戈尔即泰戈尔),撰稿者有陈独秀、瞿秋白等,他们称泰戈尔是“印度的顽固派”“向后退走了几百年”“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

专号的幕后推手,不是别人,正是最早将泰戈尔的诗译成中文的陈独秀。

1915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陈独秀翻译的《心无恐惧》一诗,此诗曾在印度激励无数青年参加抗英运动。陈独秀翻译的这个五言诗版本,至今仍被众多研究者推崇,认为它抓住了诗的精髓,比冰心的直译版本更好。翻译之外,陈独秀还简单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

为什么不到十年,陈独秀就从“泰粉”转为了“泰黑”?

历经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界早已出现分化,有讲“问题”的,有谈“主义”的,在中国应该如何改造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更为复杂的是,1923年引爆的“科玄之争”仍在发酵,知识分子分成了三个派别: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生活,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认为哲学是空想,生活应由科学支配;以陈独秀为首的唯物派,承认规律从实际出发。

泰戈尔到中国前,这场讨论已经被异化成:谁才能救中国?靠东方哲学,西方科学,还是唯物论?

最先败下阵来的玄学派,突然请来了在西方倡导东方文明的泰戈尔,这自然引起了科学派和唯物派的怀疑,他们认为泰戈尔是来给“玄学鬼”助阵的,梁启超是“借菩萨游街”争取青年。

泰戈尔成了“玄学鬼”和靶子,实在有点冤。他怀着一颗友好之心前来交流,对此前的争鸣并不清楚。之所以要大谈东方文化复活,其实是想让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树立自信,不迷失在西方的现代与科学中。

作为“反泰派”的主帅,泰戈尔讲演一次,陈独秀就要发表一到两篇批判文章,表面是冲着泰戈尔去的,有偏激不敬之词,但大部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指桑骂槐的借题发挥。

同思想界一样,青年的态度也两极分化。在东南大学,欢迎泰戈尔的学生几乎挤爆了礼堂。当泰戈尔演讲到最精彩处时,忽听得砰的一声巨响,原来楼上的横板本就年久失修,又因为荷载过重,几乎坍塌。泰戈尔坚持继续演讲,但楼下忽然有人来闹场,到处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

徐志摩捧杀泰戈尔?

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期间,主张改良的张东荪和主张革命的陈独秀,曾用罗素的话作为引子,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论战。

这次,针对泰戈尔的火力更猛,也更有组织性,但讲学社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无论对方如何借题发挥,都不予理睬。

讲演中经常有人来闹场,让接待者不免心怀愧疚,各地的欢迎活动搞得也就愈发隆重。

1924年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在正阳门东车站迎接的有梁启超、蔡元培、林长民、胡适、梁漱溟、蒋梦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濂等文化名人,还有各界人士大约四五百人。

与在上海不同,泰翁身边除徐志摩外,又多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就是新月派才女林徽因。三人走在一起,长者须发飘飘,金童玉女宛若璧人,这如诗如画的一幕,惹人无限遐思,吴咏在《天坛史话》中这样写道: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时,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当时的北海公园禁止市民参观,但为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破例开放了三个小时。游园时泰戈尔戴着一副老花镜,脚穿中式绒鞋,看上去完全是一位温和老人。在他身边,是熊希龄、胡适、梁漱溟、林长民,以及英国人庄士敦、德国人卫礼贤等50多位,一行人浩浩荡荡,被《晨报》赞为盛景。

法源寺赏丁香花,又是一段佳话。那天泰戈尔身体不适,本想推掉这个约会,但经不住法源寺长老几次相请,于是不顾病体,欣然前往。丁香花下,众人把泰戈尔围在中间,听他娓娓而谈。这种氛围,与泰戈尔自己创办的国际大学是一样的,他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自己的学校一样。

4月27日,泰戈尔做了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很大争议的事,那就是与“末代皇帝”溥仪见面。

正值弱冠之年的溥仪,是标准的文艺青年,经常给杂志社投稿,还匿名发表过诗歌,自然也是泰戈尔的“粉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则对泰戈尔在华受到的抵制愤愤不平。“我希望泰戈尔在他没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礼貌和尊严的中国之前,不应离开北京。于是,我向皇帝谈及泰戈尔,并请求允许他到紫禁城来。”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道。

宫里的大钟敲响十下,泰戈尔一行从神武门进入紫禁城,在迷宫般的宫殿中穿行,最终在御花园见到了溥仪。溥仪用英文与泰戈尔对谈,并在御花园内设宴,殷勤款待了客人,内务大臣郑孝胥以中国诗人的身份作陪。

一连串活动,让诗人有些疲惫,梁启超安排他在清华小憩,于是有了电影《无问东西》中鼓舞人心的一段:泰戈尔要学子“不要忘记天职,不要被恶俗势力引诱……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清华的大师们,梅贻琦、闻一多、辜鸿铭等站在他身边,将无形的精神力量注入一些学子的内心。

泰戈尔访华的高潮是5月7日的祝寿会,这天是他64岁生日。

“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印度的别称)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中国的别称)过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结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祝寿会上,梁启超将“竺震旦”这个中国名字赠与泰戈尔。

当晚的压轴节目,是新月社同人在协和小礼堂演出的《齐德拉》。为了排练泰戈尔的这部爱情名剧,徐志摩等人忙活近半年,进而促成了新月社的创建。剧中,林徽因扮演公主齐德拉,徐志摩扮演爱神玛达那,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饰演了春神代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虽然演出全部采用英文,非常小众,但新月社在北京文化圈的首次亮相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齐德拉》的排练和上演重新点燃了徐志摩心中的爱情之火,泰戈尔受徐志摩之托,有心穿针引线,但林徽因已心有所属,泰戈尔只得将这一憾事化作一首小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鲁迅也参加了这次祝寿会,但他始终冷眼旁观,离场时还留下一句“一塌糊涂”。多年以后,鲁迅在《骂杀和捧杀》一文中批评泰戈尔和他的一帮中国朋友:“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个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鲁迅可谓旁观者清,泰戈尔之行的晦气,除“科玄之争”带来的误解外,精英们的过度赞美、迎合也有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徐志摩。

徐志摩称泰戈尔为“老戈爹”,对其敬若神明,这使他的翻译夸大其词,过分强调音韵之美,而削弱了原话的思想性。比较《晨报》的演讲译文和《泰戈尔全集》的孟加拉语原文,相差不是一星半点,这些口译中的折扣,无疑使听众产生了隔膜。

诗人气质和个性还使他常常意气用事。如泰戈尔在杭州演讲后,听众满怀期待地等着他翻译,但他慢慢地立起来,很庄严地对台下听众说:

“他讲的话,一句一句都是诗。诗是不能翻译的,翻译它就是亵渎它。你们已经见到泰戈尔先生的风度,已经听到泰戈尔先生的声音,你们是有福了。听呀·他哪里是在说话,简直是夜莺在歌唱——这是一种天籁。你们再听他唱罢,我是不能翻译的。”

大部分不懂英语的听众,心怀不满,却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

“逐客令”气走泰戈尔?

如果说5月7日是泰戈尔北京之行最快乐的一天,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却很扫兴。

泰戈尔与陈三立、郑孝胥、辜鸿铭等满清遗老遗少见面,本是作为异国诗人之间的优雅聚会,哪想到都成了罪过。与法源寺长老、溥仪之间的会面,难免成了复古、反动的罪状。

陈独秀的评论越发不客气:“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早年对泰戈尔尊崇有加的郭沫若,借《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与他“划线”,“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毒物”;林语堂则嘲弄说,泰戈尔以亡国奴的身份,来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精神救国,本身就不够格;翻译过泰戈尔著作的茅盾,担心泰戈尔会给中国青年带来“不良影响”,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

胡适是“科玄之争”的主将,玄学派的主要反对者,讲学社请泰戈尔来中国时,他曾冷嘲热讽,但与泰戈尔对谈后,却在文学革命中找到共识,惺惺相惜起来。

眼看泰戈尔影响力日增,“反泰派”觉得此事事关中国的出路,必须争个你死我活,争论中的硝烟味也越来越重。

5月9日,泰戈尔应邀给北京青年做第一次公开演讲。在东安市场的真光影戏院内,他着重介绍了自己从青年时代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经历。“余虽年老,但并非腐朽时代精神之代表,余之革命的精神,犹如昼夜不息之流水。余不惟不知老之将至,且自视为一活泼之幼童焉。”这番话隐约透出自身辩护的意味。

实际上,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就感受到了不和谐的气氛。有一次讲演,他晚到了半小时,就有一家报纸批评他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对酒当歌才是。在印度,泰戈尔常因激进前卫受到责难,到中国,反而成了老古董,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台上的泰戈尔给自己辩护,台下的传单仍照发不误。其中一张传单落到了泰戈尔一行人手里,是中文,他们看不懂,就找徐志摩等人翻译。此时,传单的标题已经从“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升级为“疾言厉色送泰戈尔走”。徐作为东道主自然觉得难堪,极力遮掩,结果却越描越黑,让泰戈尔更不舒服。

第二天的演讲,胡适在泰戈尔之前登台,对想要抗议的人发出了警告:

他首先澄清泰戈尔是在“科玄之争”前,主动到中国来的,并非给玄学派助战;然后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劝青年去了解泰戈尔的伟大人格;最后强调中国是君子之国。

胡适苦口婆心,但演讲即将结束时,抗议者仍再度现身,现场顿时骚动起来,有人斥责抗议者,并把传单撕碎扔到他们身上。泰戈尔虽稍露不快,还是坚持到了活动散场。

当天下午,有日本人前往泰戈尔下榻处拜会,邀请他到日本去,理由竟然是:既然中国无人理解你,你又何必久留此地。

泰戈尔从日本人那里看到了传单的英文翻译,大为震惊,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骂为帝国主义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

虽然经常受到批评,但这么不客气的仍属少见,真正让泰戈尔伤心的是,发传单的都是青年,特别喜欢青年与儿童的他对此尤其难过。他很快下定决心,取消北京的活动,提前回国。

5月12日,泰戈尔在北京最后的演讲举行,到会听众约两千人。首先出场的换成了徐志摩,他想替泰戈尔主持公道:“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诬毁他的热忱……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徐越说越气,最后竟然宣布“罢译”:“吾人于泰戈尔之演讲,如吃甘蔗,吾之翻译,及报纸之记载,将皆成为糟粕。故不必画蛇添足,举糟粕以饷人。”

旁边的胡适见势不妙,赶忙出手“救场”,临时客串起了翻译。泰戈尔不改初衷,仍大谈东西方文明,强调“不能任物质文明,超过人生”。

魏丽明教授曾在中印两国研究相关史料,她发现,泰戈尔虽然从未正面反击,但演讲词中常有“你们既然反对我,何以又要请我来”的口气。在几篇演讲词中,他又时常疑惑:“中国是礼仪之邦,何以不以礼仪对我。”

泰戈尔诞辰150周年时,他的小老乡、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的阿马蒂亚·森反思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泰戈尔在中国引发的对立并非无中生有,在西方受到的那种浮夸的赞扬误导了世界,也误导了泰戈尔本人,影响了他在国外对演讲内容的选择,过分地强调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

报之以歌

离京前一天,梅兰芳特地为泰戈尔表演了新派京剧《洛神》,这种文化交流中的会心一刻,其实是泰戈尔最想要的,其中包含着中国之行中难得的理解与共鸣。

梅兰芳第一次见到泰戈尔,是在杭州飞来峰下,泰戈尔看着印度高僧的塑像说,中印两国人民应该共同努力,把一切污秽的历史和痕迹都排除净尽,去找出一条中印交通的运河。当时,梅兰芳就被老诗人的殷勤恳切之情打动了,此后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他一直陪伴左右。在祝寿会上,泰戈尔一边看《齐德拉》,一边对坐在旁边的梅兰芳说,“希望离开北京前,能看到你的戏。”

5月19日晚,梅兰芳把泰戈尔一行请到开明戏院,专为他们演了一出新编京剧《洛神》。泰戈尔对此十分重视,特意穿上了他创办国际大学时的红色长袍礼服前往观看。

虽然对梅兰芳的演出赞不绝口,但泰戈尔也直言不讳地对《川上之会》这场戏的布景提出了意见。后来梅兰芳据此重新设计了此幕布景,果然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并一直沿用下来。

有人问他对《洛神》的音乐和唱腔有何感想,泰戈尔谦虚地回答说:“初食芒果,不敢云知味也。”而后,他即兴赋诗一首,用毛笔写在了一柄团扇上,原诗是孟加拉文写的,写好后泰戈尔又亲自把它翻译成英文。

梅兰芳想,泰戈尔在绢制的团扇上,用毛笔书写了章法优美的外文,我何不用外国进口的钢笔,在折扇上写一段唱词,回赠给泰戈尔。

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方块字,正是洛神登场时的唱词:“满天云霞湿轻裳,如在银河碧河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汀烟月不胜凉。”徐志摩即兴将其翻译成英文,泰戈尔连连说:“好,好,这是一首好诗,清丽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30多年后,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梅兰芳特请精通孟加拉文及泰戈尔文学的吴晓铃和石真两位教授,将泰戈尔赠给他的那首诗译成了白话体: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20日晚,泰戈尔离开北京赴太原。当他走出寓所时,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他伤感地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

梅兰芳特意赶到车站为诗人送行,泰戈尔略显伤感地说:”两三年后我还会再来。我爱北京的淳朴的风俗,爱北京的建筑文物,爱北京的朋友,特别使我留恋的是北京的树木。我看过伦敦、巴黎、华盛顿,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栝、柏、松、柳。中国人有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都城是值得骄傲的。”

5月29日,泰戈尔在上海登上返程的客轮,徐志摩按照中国“十八相送”的礼节,陪伴其同去东瀛。在《告别辞》中,泰戈尔终于对那些“反泰派”作了明确回应:

“你们一部分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被我从印度带来的提倡精神生活的毒症传染……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

在徐志摩看来,他说话时的声调和笑容都是异样的。毕竟,泰戈尔的很多美好愿望,包括在中国实施乡村改革计划,包括创办一份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杂志等等,都付诸东流了。

正如泰戈尔预言的那样,他一离开中国,围绕着他的烟尘也迅速散去了。《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集》很快在印度出版了,第二年还修订再版了一次,这是他访问其他国家后从来没有做过的,说明他对这次访问特别重视,并视之为平生大事。但这本书并未像泰戈尔其他书籍那样被翻译成中文,显然,他这次的中国之行,各方体认并不相同。

1929年3月,借去美国和日本讲学之际,泰戈尔再一次来到中国。他特地叮嘱徐志摩,不要像上次那样弄得谁都知道。他只悄悄住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家里,睡在他们那顶带有红帐子的婚床上。离去时,泰戈尔为他们留下了一幅远看像山、近看是一位老者的自画像,并附诗一首:“山峰盼望他能变成一只小鸟,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担。”

6月11日,泰戈尔访问归来再次经过上海,又到徐志摩家里小住。回国前,他拿出一件紫红色的印度长袍,对这对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留给你们作纪念吧。”

郁达夫回忆,徐志摩当时悄悄对他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弃,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两年后,徐志摩赴印度为泰戈尔庆祝70大寿,并约定后者80大寿时再来。可惜世事无常,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旅途中坠机罹难。

泰戈尔从此再没有踏入中国,但他对这个文明古国的爱,从来不曾因不愉快而有丝毫减少。自中国回国后,泰戈尔一直在为创办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而四处化缘。1933年,国际大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来到泰戈尔身边;193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任名誉主席的中印学会成立;1937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正式开学。至今,这种交流仍在延续,源源不断。

1941年,重病中的泰戈尔依然深情回忆起1924年的中国之行:

我起了一个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衣服,

我深深地体会到,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

他送来生命的奇迹。

参考资料:《泰戈尔:中国之旅》,孙宜学著;《泰戈尔与中国知识分子》,孙宜学著;《泰戈尔与中国》,王邦维主编。

1924年4月12日,大雾散去的上海汇山码头,泰戈尔在他“梦中的天朝”留下了第一串脚印。

49天的行程,泰戈尔既享受了至诚礼遇,也遭遇到讽刺和抵制,他像一颗“不合时宜”的石子,落入新文化运动后形成的思想潮流里,激起一阵波浪。崇拜者如梁启超、徐志摩等将他奉为“活神仙”、“救世主”;批判者如陈独秀、林语堂嘲讽他是“亡国奴”、“什么东西”。

这场中印文化交流的反响,无不受“五四”以来国内思想争鸣的影响。还是鲁迅目光如炬,将泰戈尔在中国的处境概括为“骂杀与捧杀”:“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这份“晦气”,也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中印两国学者为此研讨了百年,仍有新发现和新阐释。

不请自来还是受邀而来?

1924年3月,当北京北海边的柳树吐出新绿之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一行即将到来的消息传出,为春天增添了一丝诗意。

《晨报》一则不足百字的短消息,预告了泰戈尔乘船抵沪的具体时间,也点明“他是应讲学社之聘来华演讲的”。

泰戈尔到中国后,在首次演讲中,以“收到贵国的邀请,对于居住在亚洲一个遥远国家的我,委实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为开场白。然而,一个多月后,胡适为泰戈尔鸣不平时却说:“今泰戈尔乃自动地来中国,并非经吾人之邀请而来”。

泰戈尔到底是受邀而来,还是不请自来呢?旅程中的一些波折,由此埋下了伏笔。

1920年底,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考察。恰逢胡适的老师杜威在中国讲学,并大获成功。于是,请欧美知名教授到中国来讲学,成了蔡元培到欧美的两大主要任务之一。在他列出的名单上,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重量级人物,蔡元培一到欧洲,就逐一登门拜访,以示诚意。

北大广发“英雄帖”,但广种薄收,应者寥寥,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均婉言拒绝了蔡元培的邀请。在西方压迫、统治全世界的形势下,中国人没有话语权,蔡元培请拔尖的知识精英来华屡遭婉拒,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但中国,那时整个亚洲都没有话语权,唯一的例外是泰戈尔。他在1913年因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东方人。1920年,泰戈尔在欧美访问时,恰逢一战结束,大战导致的内心枯干,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注入生趣和灵魂。欧美兴起“泰戈尔热”,政府官员、王公贵族、上层知识界都追捧他,将他奉若先知。蔡元培与泰戈尔几乎同期在欧美,必然能感受到泰戈尔在西方的影响力。

1920年11月的一个寒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想方设法到纽约的旅馆里,拜访了泰戈尔。

60岁的泰戈尔,一见到25岁的冯友兰就亲切地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以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

或许正是这次表态,促成了蔡元培对泰戈尔的邀请。1921年的3月到5月,他俩都在法、德,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蔡元培很可能在此时发出了友好的信号。

不过,这一邀请很可能是口头或转达的,现存的蔡元培文件中并没有相关记录,也没有蔡元培与泰戈尔会面的第三方史料,他的日记、自编年谱中也未记载此事,而对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人的邀请和拜访,则有详细记载。

泰戈尔收到邀请时,正在欧洲周游,回国后又陷入政治争论和国际大学的创建工作中,但他一直记挂着这件事,一直在慎重地思考要不要去中国?什么时候去?

他先是迟疑的:“我扪心自问:对我发出邀请的人,期望获得什么呢?为了他们的幸福安康,我应该带去怎样的信息?”

当春回孟加拉大地时,泰戈尔仿佛顿悟般地觉得必须到中国去:“是的,苏醒的时候,需要一位诗人的帮助。……诗人的使命,是捕捉空中听不见的声音,是把信念注入未实现的梦想,是为布满猜疑的世界率先送来未绽放的鲜花的音讯。”

这种使命感,让他把助手派到了北京。1923年4月,英国人恩厚之到北大联系泰戈尔访华事宜,不想却碰了个软钉子:北大欢迎泰戈尔来华,但表示“因为种种困难不能担任招待的事”。

印度方面有所不知的是,在泰戈尔犹豫的两年间,北大经历了非常大的动荡。恩厚之到北京的三个月前,蔡元培已登报公告,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并且从此再未回到北大。

“五四”之后的北大,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中,老师欠薪是家常便饭。叶圣陶1922年被中文系聘为讲师,只因欠薪,他的家底薄经不起久拖,就跳槽到了出版社;顾颉刚1925年的日记记载,他100元的月薪不但拖欠了半年以上,而且那千呼万唤始到来的欠薪,还是分次吐出的。

1922年,爱因斯坦有意在访日途中顺便访问中国,一千美金两星期的酬金并不高,但却难倒了蔡元培。如今,蔡元培离开,北大无力接待泰戈尔,仅邀请恩厚之在北大做了一次有关泰戈尔的演讲。

一筹莫展之际,恩厚之遇到了刚刚作别康桥的徐志摩。

徐志摩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寻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

依戏剧大家焦菊隐的说法,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凉”、“守旧复古”,相反,他抱雄心壮志,想高举文艺复兴的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

为实施“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梁启超组建了三个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与松坡图书馆合并,提倡研读新书;二是设立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出版新文化丛书;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邀请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讲学。

徐志摩1923年底回国后,就搬到了北京石虎胡同7号,在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筹建的松坡图书馆内任干事。这里既是松坡图书馆的总部,也是讲学社的总部。

4月18日,由胡适发起的“文友会”邀请徐志摩演讲英国文学。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日记记载,这天还有位特殊的客人“泰戈尔的代表恩厚之来”。

恩厚之是英国人,徐志摩刚从英国回来,两人一见如故。闲谈中,恩厚之透露泰戈尔有意访华,徐志摩闻之欣喜不已。诗人的敏感和热情,让他早就对泰戈尔崇拜不已。

他马上把恩厚之带到石虎胡同7号,与讲学社接洽。

讲学社从1920年创办以来,邀请了世界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先后来华,但到1923年,这个组织已经是强弩之末。

请知名学者访华,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讲演,组织工作繁重,需要众多资源。梁启超曾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明言,“讲学社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杜威来华时,每年的讲学经费在一万银元以上。这笔费用不仅包含杜威的薪酬,还有生活、接待等费用,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待遇。罗素来时,讲学社开出的酬金更高,除往返差旅费外加2000英镑。

到1923年,讲学社的政府补贴已经用尽,哪敢主动出击去请知名学者。在这种困境中,突然听闻有诺奖诗人主动要来,而且只要讲学社承担旅费,其他在华的一切费用全由自己承担,这简直是喜从天降!

讲学社受宠若惊,立即同意承担接待任务,并且马上给泰戈尔寄去了旅费,盼望他8月份能来,随即又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

泰戈尔欣然接受,并表示10月份来。从他的角度看,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讲学邀请在先,又有讲学社的正式信函,自然是中方率先伸出了橄榄枝,自己是受邀而来。但在讲学社看来,是泰戈尔的助手主动找上门来的,演讲又不收分文,风格这等高,“乃自动地来中国”。

而在中国学界看来,泰戈尔跟杜威、罗素一样,都是讲学社请来的。泰戈尔提倡“复活东方文化”,梁启超号称“东方文化派”,泰戈尔自然是梁启超的客人,或者说是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用来“挟洋自重”的砝码。

对于这段公案,泰戈尔在印度出版《泰戈尔在华演讲集》时特地注明:“献给我的朋友索西玛(徐志摩的印度名字,意为“月光宝石”),赖他的友好帮助,把我介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诗人还是哲人?

好事多磨,转过年的4月12日,泰戈尔才乘“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张君劢等六十多人前往码头迎接。

与不修边幅的美国人杜威和绅士气派的英国人罗素相比,泰戈尔的到来,带有浓浓的人文气息。

泰戈尔穿印度长袍,白发银须,飘飘洒洒,戴红色高帽,更显得仙风道骨。他的声音高低抑扬,富有乐感,说到激动处,还会习惯性地握紧右手,放在胸前,非常有感召力,即使听不懂英语的人,也会受到感染。

作为陪同和翻译的徐志摩则如影随形。在中国的日日夜夜里,充满灵性的两人,一唱一和,说着最美的中文和英文,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作为诗人,他无疑是魅力无穷的。正如徐志摩致泰戈尔的信中所写:“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

这些话难免夸张,但展现了泰戈尔在文艺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遗憾的是,彼时中国需要的并不是诗人,而是一服救国的灵丹妙药。

回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历史,可以把1924年春天看作一个转折点:在南方,国民党完成改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方,直系军阀四分五裂,帝国主义趁势扩张。如果说此前局面还在北京政府的控制范围内的话,那么,到了1924年,局面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泰戈尔从英属殖民地来,自然理解中国人的想法。临行前,他写信给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谈到心里的矛盾:“我要到中国去,以什么身份,我不知道。是作为诗人呢?还是要带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识?”

13日,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发言就开宗明义,强调此行的目的:“只不过是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个敬香者,来对中国文化界敬礼的。”他还一再声明,“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人们只须作“诗人看待”。

话虽如此说,但身在中国,不谈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在5天后的盛大欢迎会上,面对1200多各界名人,诗人改变了立场,“不得不据实以告,说几句忠告”:“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

为什么仅仅5天,泰戈尔就改变了想法?

从童年起,他就关心中国。他曾说:“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象的中国,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竟变成了我的梦乡。”

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古老文明却并不是诗人梦乡中的模样:彼时的上海,已是高楼林立,充满工业气息,料峭春寒里,龙华古寺年久失修,寺里还驻扎着一支军队,连桃花都失去了生机。

“物质发达,真趣丧失”,对这样的中国,他无疑是遗憾和失望的,他担心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不会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

18日的演讲显露出泰戈尔的纠结。他一面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一面又大谈印度哲学,核心就是,强调精神生活的东方文明,优于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

后世的我们,于和平年代展卷细读,自然能够清楚泰戈尔并非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西方先进的文明,对经济的进步也并非持全然否定的态度。

不过,在那个“不合时宜”的时间点,中国物质文明尚不发达,还需要反帝反封建,需要民主革命,泰戈尔强调爱和东方精神,就显得有点奢侈了。在一些以救亡图存、科学救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无异于一种不抵抗主义、一种亡国奴哲学。

泰戈尔即兴演讲了一个多小时,内容生动自然,又激情澎湃。会场内反响热烈,但在会场外,反对他的传单已经开始四处散发了。

《中国青年》周刊赶在欢迎会这天,推出了“反对太戈尔专号”(太戈尔即泰戈尔),撰稿者有陈独秀、瞿秋白等,他们称泰戈尔是“印度的顽固派”“向后退走了几百年”“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

专号的幕后推手,不是别人,正是最早将泰戈尔的诗译成中文的陈独秀。

1915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陈独秀翻译的《心无恐惧》一诗,此诗曾在印度激励无数青年参加抗英运动。陈独秀翻译的这个五言诗版本,至今仍被众多研究者推崇,认为它抓住了诗的精髓,比冰心的直译版本更好。翻译之外,陈独秀还简单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

为什么不到十年,陈独秀就从“泰粉”转为了“泰黑”?

历经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界早已出现分化,有讲“问题”的,有谈“主义”的,在中国应该如何改造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更为复杂的是,1923年引爆的“科玄之争”仍在发酵,知识分子分成了三个派别: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生活,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认为哲学是空想,生活应由科学支配;以陈独秀为首的唯物派,承认规律从实际出发。

泰戈尔到中国前,这场讨论已经被异化成:谁才能救中国?靠东方哲学,西方科学,还是唯物论?

最先败下阵来的玄学派,突然请来了在西方倡导东方文明的泰戈尔,这自然引起了科学派和唯物派的怀疑,他们认为泰戈尔是来给“玄学鬼”助阵的,梁启超是“借菩萨游街”争取青年。

泰戈尔成了“玄学鬼”和靶子,实在有点冤。他怀着一颗友好之心前来交流,对此前的争鸣并不清楚。之所以要大谈东方文化复活,其实是想让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树立自信,不迷失在西方的现代与科学中。

作为“反泰派”的主帅,泰戈尔讲演一次,陈独秀就要发表一到两篇批判文章,表面是冲着泰戈尔去的,有偏激不敬之词,但大部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指桑骂槐的借题发挥。

同思想界一样,青年的态度也两极分化。在东南大学,欢迎泰戈尔的学生几乎挤爆了礼堂。当泰戈尔演讲到最精彩处时,忽听得砰的一声巨响,原来楼上的横板本就年久失修,又因为荷载过重,几乎坍塌。泰戈尔坚持继续演讲,但楼下忽然有人来闹场,到处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

徐志摩捧杀泰戈尔?

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期间,主张改良的张东荪和主张革命的陈独秀,曾用罗素的话作为引子,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论战。

这次,针对泰戈尔的火力更猛,也更有组织性,但讲学社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无论对方如何借题发挥,都不予理睬。

讲演中经常有人来闹场,让接待者不免心怀愧疚,各地的欢迎活动搞得也就愈发隆重。

1924年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在正阳门东车站迎接的有梁启超、蔡元培、林长民、胡适、梁漱溟、蒋梦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濂等文化名人,还有各界人士大约四五百人。

与在上海不同,泰翁身边除徐志摩外,又多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就是新月派才女林徽因。三人走在一起,长者须发飘飘,金童玉女宛若璧人,这如诗如画的一幕,惹人无限遐思,吴咏在《天坛史话》中这样写道: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时,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当时的北海公园禁止市民参观,但为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破例开放了三个小时。游园时泰戈尔戴着一副老花镜,脚穿中式绒鞋,看上去完全是一位温和老人。在他身边,是熊希龄、胡适、梁漱溟、林长民,以及英国人庄士敦、德国人卫礼贤等50多位,一行人浩浩荡荡,被《晨报》赞为盛景。

法源寺赏丁香花,又是一段佳话。那天泰戈尔身体不适,本想推掉这个约会,但经不住法源寺长老几次相请,于是不顾病体,欣然前往。丁香花下,众人把泰戈尔围在中间,听他娓娓而谈。这种氛围,与泰戈尔自己创办的国际大学是一样的,他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自己的学校一样。

4月27日,泰戈尔做了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很大争议的事,那就是与“末代皇帝”溥仪见面。

正值弱冠之年的溥仪,是标准的文艺青年,经常给杂志社投稿,还匿名发表过诗歌,自然也是泰戈尔的“粉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则对泰戈尔在华受到的抵制愤愤不平。“我希望泰戈尔在他没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礼貌和尊严的中国之前,不应离开北京。于是,我向皇帝谈及泰戈尔,并请求允许他到紫禁城来。”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道。

宫里的大钟敲响十下,泰戈尔一行从神武门进入紫禁城,在迷宫般的宫殿中穿行,最终在御花园见到了溥仪。溥仪用英文与泰戈尔对谈,并在御花园内设宴,殷勤款待了客人,内务大臣郑孝胥以中国诗人的身份作陪。

一连串活动,让诗人有些疲惫,梁启超安排他在清华小憩,于是有了电影《无问东西》中鼓舞人心的一段:泰戈尔要学子“不要忘记天职,不要被恶俗势力引诱……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清华的大师们,梅贻琦、闻一多、辜鸿铭等站在他身边,将无形的精神力量注入一些学子的内心。

泰戈尔访华的高潮是5月7日的祝寿会,这天是他64岁生日。

“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印度的别称)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中国的别称)过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结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祝寿会上,梁启超将“竺震旦”这个中国名字赠与泰戈尔。

当晚的压轴节目,是新月社同人在协和小礼堂演出的《齐德拉》。为了排练泰戈尔的这部爱情名剧,徐志摩等人忙活近半年,进而促成了新月社的创建。剧中,林徽因扮演公主齐德拉,徐志摩扮演爱神玛达那,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饰演了春神代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虽然演出全部采用英文,非常小众,但新月社在北京文化圈的首次亮相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齐德拉》的排练和上演重新点燃了徐志摩心中的爱情之火,泰戈尔受徐志摩之托,有心穿针引线,但林徽因已心有所属,泰戈尔只得将这一憾事化作一首小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鲁迅也参加了这次祝寿会,但他始终冷眼旁观,离场时还留下一句“一塌糊涂”。多年以后,鲁迅在《骂杀和捧杀》一文中批评泰戈尔和他的一帮中国朋友:“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个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鲁迅可谓旁观者清,泰戈尔之行的晦气,除“科玄之争”带来的误解外,精英们的过度赞美、迎合也有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徐志摩。

徐志摩称泰戈尔为“老戈爹”,对其敬若神明,这使他的翻译夸大其词,过分强调音韵之美,而削弱了原话的思想性。比较《晨报》的演讲译文和《泰戈尔全集》的孟加拉语原文,相差不是一星半点,这些口译中的折扣,无疑使听众产生了隔膜。

诗人气质和个性还使他常常意气用事。如泰戈尔在杭州演讲后,听众满怀期待地等着他翻译,但他慢慢地立起来,很庄严地对台下听众说:

“他讲的话,一句一句都是诗。诗是不能翻译的,翻译它就是亵渎它。你们已经见到泰戈尔先生的风度,已经听到泰戈尔先生的声音,你们是有福了。听呀·他哪里是在说话,简直是夜莺在歌唱——这是一种天籁。你们再听他唱罢,我是不能翻译的。”

大部分不懂英语的听众,心怀不满,却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

“逐客令”气走泰戈尔?

如果说5月7日是泰戈尔北京之行最快乐的一天,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却很扫兴。

泰戈尔与陈三立、郑孝胥、辜鸿铭等满清遗老遗少见面,本是作为异国诗人之间的优雅聚会,哪想到都成了罪过。与法源寺长老、溥仪之间的会面,难免成了复古、反动的罪状。

陈独秀的评论越发不客气:“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早年对泰戈尔尊崇有加的郭沫若,借《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与他“划线”,“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毒物”;林语堂则嘲弄说,泰戈尔以亡国奴的身份,来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精神救国,本身就不够格;翻译过泰戈尔著作的茅盾,担心泰戈尔会给中国青年带来“不良影响”,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

胡适是“科玄之争”的主将,玄学派的主要反对者,讲学社请泰戈尔来中国时,他曾冷嘲热讽,但与泰戈尔对谈后,却在文学革命中找到共识,惺惺相惜起来。

眼看泰戈尔影响力日增,“反泰派”觉得此事事关中国的出路,必须争个你死我活,争论中的硝烟味也越来越重。

5月9日,泰戈尔应邀给北京青年做第一次公开演讲。在东安市场的真光影戏院内,他着重介绍了自己从青年时代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经历。“余虽年老,但并非腐朽时代精神之代表,余之革命的精神,犹如昼夜不息之流水。余不惟不知老之将至,且自视为一活泼之幼童焉。”这番话隐约透出自身辩护的意味。

实际上,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就感受到了不和谐的气氛。有一次讲演,他晚到了半小时,就有一家报纸批评他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对酒当歌才是。在印度,泰戈尔常因激进前卫受到责难,到中国,反而成了老古董,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台上的泰戈尔给自己辩护,台下的传单仍照发不误。其中一张传单落到了泰戈尔一行人手里,是中文,他们看不懂,就找徐志摩等人翻译。此时,传单的标题已经从“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升级为“疾言厉色送泰戈尔走”。徐作为东道主自然觉得难堪,极力遮掩,结果却越描越黑,让泰戈尔更不舒服。

第二天的演讲,胡适在泰戈尔之前登台,对想要抗议的人发出了警告:

他首先澄清泰戈尔是在“科玄之争”前,主动到中国来的,并非给玄学派助战;然后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劝青年去了解泰戈尔的伟大人格;最后强调中国是君子之国。

胡适苦口婆心,但演讲即将结束时,抗议者仍再度现身,现场顿时骚动起来,有人斥责抗议者,并把传单撕碎扔到他们身上。泰戈尔虽稍露不快,还是坚持到了活动散场。

当天下午,有日本人前往泰戈尔下榻处拜会,邀请他到日本去,理由竟然是:既然中国无人理解你,你又何必久留此地。

泰戈尔从日本人那里看到了传单的英文翻译,大为震惊,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骂为帝国主义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

虽然经常受到批评,但这么不客气的仍属少见,真正让泰戈尔伤心的是,发传单的都是青年,特别喜欢青年与儿童的他对此尤其难过。他很快下定决心,取消北京的活动,提前回国。

5月12日,泰戈尔在北京最后的演讲举行,到会听众约两千人。首先出场的换成了徐志摩,他想替泰戈尔主持公道:“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诬毁他的热忱……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徐越说越气,最后竟然宣布“罢译”:“吾人于泰戈尔之演讲,如吃甘蔗,吾之翻译,及报纸之记载,将皆成为糟粕。故不必画蛇添足,举糟粕以饷人。”

旁边的胡适见势不妙,赶忙出手“救场”,临时客串起了翻译。泰戈尔不改初衷,仍大谈东西方文明,强调“不能任物质文明,超过人生”。

魏丽明教授曾在中印两国研究相关史料,她发现,泰戈尔虽然从未正面反击,但演讲词中常有“你们既然反对我,何以又要请我来”的口气。在几篇演讲词中,他又时常疑惑:“中国是礼仪之邦,何以不以礼仪对我。”

泰戈尔诞辰150周年时,他的小老乡、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的阿马蒂亚·森反思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泰戈尔在中国引发的对立并非无中生有,在西方受到的那种浮夸的赞扬误导了世界,也误导了泰戈尔本人,影响了他在国外对演讲内容的选择,过分地强调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

报之以歌

离京前一天,梅兰芳特地为泰戈尔表演了新派京剧《洛神》,这种文化交流中的会心一刻,其实是泰戈尔最想要的,其中包含着中国之行中难得的理解与共鸣。

梅兰芳第一次见到泰戈尔,是在杭州飞来峰下,泰戈尔看着印度高僧的塑像说,中印两国人民应该共同努力,把一切污秽的历史和痕迹都排除净尽,去找出一条中印交通的运河。当时,梅兰芳就被老诗人的殷勤恳切之情打动了,此后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他一直陪伴左右。在祝寿会上,泰戈尔一边看《齐德拉》,一边对坐在旁边的梅兰芳说,“希望离开北京前,能看到你的戏。”

5月19日晚,梅兰芳把泰戈尔一行请到开明戏院,专为他们演了一出新编京剧《洛神》。泰戈尔对此十分重视,特意穿上了他创办国际大学时的红色长袍礼服前往观看。

虽然对梅兰芳的演出赞不绝口,但泰戈尔也直言不讳地对《川上之会》这场戏的布景提出了意见。后来梅兰芳据此重新设计了此幕布景,果然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并一直沿用下来。

有人问他对《洛神》的音乐和唱腔有何感想,泰戈尔谦虚地回答说:“初食芒果,不敢云知味也。”而后,他即兴赋诗一首,用毛笔写在了一柄团扇上,原诗是孟加拉文写的,写好后泰戈尔又亲自把它翻译成英文。

梅兰芳想,泰戈尔在绢制的团扇上,用毛笔书写了章法优美的外文,我何不用外国进口的钢笔,在折扇上写一段唱词,回赠给泰戈尔。

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方块字,正是洛神登场时的唱词:“满天云霞湿轻裳,如在银河碧河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汀烟月不胜凉。”徐志摩即兴将其翻译成英文,泰戈尔连连说:“好,好,这是一首好诗,清丽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30多年后,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梅兰芳特请精通孟加拉文及泰戈尔文学的吴晓铃和石真两位教授,将泰戈尔赠给他的那首诗译成了白话体: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20日晚,泰戈尔离开北京赴太原。当他走出寓所时,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他伤感地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

梅兰芳特意赶到车站为诗人送行,泰戈尔略显伤感地说:”两三年后我还会再来。我爱北京的淳朴的风俗,爱北京的建筑文物,爱北京的朋友,特别使我留恋的是北京的树木。我看过伦敦、巴黎、华盛顿,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栝、柏、松、柳。中国人有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都城是值得骄傲的。”

5月29日,泰戈尔在上海登上返程的客轮,徐志摩按照中国“十八相送”的礼节,陪伴其同去东瀛。在《告别辞》中,泰戈尔终于对那些“反泰派”作了明确回应:

“你们一部分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被我从印度带来的提倡精神生活的毒症传染……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

在徐志摩看来,他说话时的声调和笑容都是异样的。毕竟,泰戈尔的很多美好愿望,包括在中国实施乡村改革计划,包括创办一份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杂志等等,都付诸东流了。

正如泰戈尔预言的那样,他一离开中国,围绕着他的烟尘也迅速散去了。《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集》很快在印度出版了,第二年还修订再版了一次,这是他访问其他国家后从来没有做过的,说明他对这次访问特别重视,并视之为平生大事。但这本书并未像泰戈尔其他书籍那样被翻译成中文,显然,他这次的中国之行,各方体认并不相同。

1929年3月,借去美国和日本讲学之际,泰戈尔再一次来到中国。他特地叮嘱徐志摩,不要像上次那样弄得谁都知道。他只悄悄住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家里,睡在他们那顶带有红帐子的婚床上。离去时,泰戈尔为他们留下了一幅远看像山、近看是一位老者的自画像,并附诗一首:“山峰盼望他能变成一只小鸟,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担。”

6月11日,泰戈尔访问归来再次经过上海,又到徐志摩家里小住。回国前,他拿出一件紫红色的印度长袍,对这对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留给你们作纪念吧。”

郁达夫回忆,徐志摩当时悄悄对他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弃,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两年后,徐志摩赴印度为泰戈尔庆祝70大寿,并约定后者80大寿时再来。可惜世事无常,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旅途中坠机罹难。

泰戈尔从此再没有踏入中国,但他对这个文明古国的爱,从来不曾因不愉快而有丝毫减少。自中国回国后,泰戈尔一直在为创办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而四处化缘。1933年,国际大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来到泰戈尔身边;193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任名誉主席的中印学会成立;1937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正式开学。至今,这种交流仍在延续,源源不断。

1941年,重病中的泰戈尔依然深情回忆起1924年的中国之行:

我起了一个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衣服,

我深深地体会到,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

他送来生命的奇迹。

参考资料:《泰戈尔:中国之旅》,孙宜学著;《泰戈尔与中国知识分子》,孙宜学著;《泰戈尔与中国》,王邦维主编。

【责任编辑:舒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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