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110周年，可能由于疫情的影响，暂时没有看到什么纪念活动，也少见专门的纪念文章。这样的平静如常，想来倒是符合钱钟书本人愿望的。钱钟书一向反对借他之名组织的各种活动，甚至不赞成研究其创作与学术。当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就很谦逊地表示，“拙著不足研读”，希望“别求老师巨子之书而钻仰之，勿浪抛精力于拙著，使鄙人造孽也”。
然而，学术乃天下公器。无论他本人意愿如何，钱钟书凭借其精妙绝伦的文学创作和戛戛独造的学术巨著，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巍丰碑。他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推上了崭新的层面，又开启了21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或文学史的研究，要想绕过钱钟书已经完全不可能了。特别是在当下纷繁复杂的全球化语境中，钱钟书所彰显出来的世界主义的视野和立场、胸襟与气度，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的发展，显然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一、对人的“生存境地”有着彻悟性洞察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作为作家的钱钟书显然要比作为学者的钱钟书更为生动、更为熟悉。小说《围城》的长年热销和当年同名电视剧的热播，使得钱钟书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但要说大家对他的作品有多么深入的理解，那倒也未必。
如果暂且不说钱钟书延续到晚年的旧体诗创作，那么他的文学创作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全部完成。他的创作既有散文，也有小说，还有旧诗，“以旧诗与先哲共语”“以小说与时贤并论”，显示出青年钱钟书恃才技痒的个性和旺盛的创造力。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散文，犀利精妙、汪洋恣肆，在妙语巧言的缝隙中游刃有余，既有对社会世态、文人世界的无情奚落，又蕴含着作者深沉的人生思索，充分展现了钱钟书文学家的才情，也深深打动了无数的读者。
在我看来，钱钟书高超的反讽艺术和丰沛的知识素养背后，有一条鲜明的却往往被普通读者轻轻放过的线索，那就是对人的“生存境地”和“基本根性”的彻悟与周览。无论是《写在人生边上》对人生的点评，还是《人·兽·鬼》对人性弱点与人物心理的探索和描摹，抑或是《围城》对一种人生境遇的揭示，莫不如此。特别是在《围城》中，钱钟书把对人“基本根性”的揭示，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婚姻到人生，都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用《谈艺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当境厌境，离境羡境”，这不正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吗？钱钟书后来在《管锥编》中时时阐发人生的“无出路之境界”或“人之生世若遭抛掷”，也都可以拿来与《围城》深沉哀怨的人生境遇相对读。钱钟书对世界、人生的洞察，与西方存在主义的理念相契合，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视野，也赋予作品特有的现代性特征。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并没有什么主动的推介，《围城》却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很大反响，甚至跻身“企鹅经典丛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二、四面交响，八面来风，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
虽然普通读者不大可能去读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但我还是不得不说，钱钟书学术上的贡献其实远远高于文学上的成就。《围城》等作品固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之作，而《谈艺录》《管锥编》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钱钟书和章太炎、王国维、胡适、熊十力、陈寅恪等人一起，代表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成就。特别是钱钟书晚年的巨著《管锥编》，通过评骘《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部古籍，立足于中国文化，汇通与融合了不同语言、不同学科的文化话语。既有中国的经史子集、稗官野史、小说戏曲，也有西方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还旁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四面交响，八面来风，就是为了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心。这十部典籍熔经史子集于一炉，几乎囊括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这样气魄宏大之作，被钱钟书命名为《管锥编》。《庄子·秋水》中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钱钟书借用“管锥”二字，显示出他对人类文化话语丰富性的谦卑与尊重，而世界主义的立场与视野，又显示出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与气度。甚至可以说，《管锥编》代表了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声音。如果说随笔、书评、《谈艺录》等代表了早年钱钟书的思考，那么我们不妨说《管锥编》则代表了他的“晚期风格”，是一部“晚熟”之作，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的关于中西文化对话的思考，至此走向了成熟和圆润。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努力沟通中西、融汇中西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在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引入西学视野与范式，本身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特点之一。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像钱钟书这样，以宏阔的世界性视野和强烈的现代性立场，将全部的人类文化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努力融会贯通，抉发人类文化话语背后固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彰显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阔大胸襟。
钱钟书曾经在不同场合反复申说他有着“打通”的学术追求。根据我的理解，这种“打通”，既是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打通，也是各种学科的打通，还是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打通。正是因为“打通”，使得钱钟书可以自由穿越学科，融汇中西，解构人类文化话语赖以存在的理论藩篱，显现出深藏于中西文化背后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和文化规律，从而开创了一个极具世界性与当代性的话语空间。学者傅璇琮曾经有过一个评价，认为《管锥编》是“壁立千仞的著作”，对钱钟书的研读与研究，能够形成“一种严肃的、境界高尚的治学胸怀，融合中西文化、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手段，不拘一格、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对此，我深以为然。
三、秉持“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实现“真诚的思想融合”
重读钱钟书，可以发现他在很多方面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比如知识结构之于作家创作的问题，比如读书之于思想关怀的问题，比如形式批评之于审美鉴赏的问题，比如文学虚构之于历史真实的问题等，都值得重加讨论。
我最有兴趣的是，钱钟书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胸襟与魅力。也许，他所达到的高度、深度与广度，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他的世界主义的立场与视野，为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命运问题或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提供了直接而有益的启示。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证、互识、互补变得越来越重要。乐黛云先生在《文学：面对建构人类新的精神世界》中说：“通过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多次往返对话，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就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的比较圆满的解答，同时为这些问题开放更广阔的讨论的视野和前景，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就由此得到了沟通和理解。”文学如此，文化亦是如此。
钱钟书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很好地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在他著作中不同文化话语的对话与互证，既不是为了取消差异而追求一律，也不是以一种话语兼并另一种话语，而是努力建立各种话语之间的平等关系，不断证明多元文化、多元话语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钱钟书始终坚持广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让中西文化、人文各科，甚至稗史小说、野语街谈，都在动态的沟通与对话、互释与互证中，既保持自己独特的价值，又尽量扩大商讨与宽容的空间，寻求有益于共存的基本共识，从而最终实现所谓的“真诚的思想融合”。这种思想融合的境界，应该是古今中外町畦尽泯，脱然两忘，彼此皆化为水中之盐，而非眼中之金屑。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走出去，参与到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这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新课题。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基本质素往往与他者混合，在这样的前提与语境中，重新确证中国文化身份，而确证的基础即是“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确证的方式就是钱钟书所实践的那样，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对话的语境之中，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现“自我”的价值。当然，这已经是一个在世界文化语境参照中的新自己、新自我。
正如他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所说：“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钱钟书以全部的著作对中西文化话语与文学观念作出了现代诠释，展现了中西文化与文学对话、汇通与融合的可能性。这就启示我们，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与危机，如何通过对话，寻求最大的公约数，求同存异，互为主观，才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阅读钱钟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回经眼一回妍，数见何曾虑不鲜”（王次回《旧事》）。时值溽暑盛夏，窗外炎日镕金，沉湎于钱钟书著作，体验不同话语的对话、碰撞和交锋，兴味盎然，清凉自来。值此钱钟书诞辰110周年之际，纪念钱钟书的最好方式就是摒弃种种纷扰，潜心读一读他的著作。只要静下心来，真正进入钱钟书的世界，自然可以感受到特别的文学魅力和人文力量，也会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意义，产生或深或浅的认识，在内心重新燃起希望。
（作者：季进，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季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