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地位提升的标志是什么？拥有一份工作？不依赖男性独立生活？投身社会活动？那么，写作算不算呢？答案是肯定的。写作意味着一个女人开始独立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她希望全社会都能了解她的思想。

今年下半年以来，有两件事不约而同让女性写作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其一是在国内公映的根据同名文学经典改编的电影《小妇人》中，主人公、叛逆而独立的女作家乔最终坚持为自己的小说《小妇人》署上“马奇·乔”的真名。其二是英国“百利女性小说奖”赞助商即将出版“夺回她姓名”系列丛书，将隐瞒真实姓名几百年的女作家们的真实姓名呈现于读者眼前。

值得人们热议的，其实不是女性在写作中简单的署名问题，而是女作家是否需要化名为男性，来赢得更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以及由署名所牵发出的一系列问题：女作家为何要化名为男性？女性为何要写作？女性写作的价值何在？

同是署名为男性，不同的女作家有迥然不同的诉求。科勒·贝尔可能是一种掩饰，而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则需要一种欲盖弥彰

伍尔夫（1882-1941）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隐隐批评了化身男性的女作家，“科勒·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无一不是她们内心冲突的牺牲品，这从她们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她们徒劳地使用男子姓名掩饰自己。”然而，同是署名为男性，不同的女作家却有迥然不同的诉求。科勒·贝尔可能是一种掩饰，而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则正是需要一种欲盖弥彰的效果。

对于乔治·桑（1804-1876）来说，她把自己这个中性的名字当成一种时尚符号。她大约已经忘记自己的性别，把男性笔名作为自己进入公共领域的身份标识。作为知识女性，她认为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样强。她并非像伍尔夫说的那样，认为女人抛头露面是可耻的。相反，她把巴黎文坛折腾了一个底朝天。她喜欢着男性服装，热衷于出现在公共领域。在带着女儿前往巴黎之前，她是不幸婚姻的牺牲品，曾试图为了维持婚姻而牺牲自我。在她的自传中，她非常理性地解释自己婚姻不幸的原因：“我不能跟他一起生活下去，是因为我们在性格、思想观念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没有情感交流的婚姻中，她开始创作小说《教母》。此时，写作对于她，是一种精神上的宣泄和救赎。

乔治·桑走上离经叛道的道路，与法国社会从16世纪以来沿袭的文化沙龙的传统密不可分。尤其到了18世纪，沙龙的平等氛围为女性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广阔空间，成为她们获取知识提高修养的课堂，涌现出众多沙龙女主人。这一文化基础使得法国的妇女地位与英美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乔治·桑的个性也和自己的母亲、父亲、祖母直接相关。她的母亲和外公都酷爱鸟类，她在自传中花了很大篇幅谈论鸟。对鸟儿的喜爱助长了她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她的父亲曾在拿破仑的军队服役，四岁之前，乔治·桑由父亲带着在军营长大。那里的欢快气氛造就了她擅长社交、恣肆爽朗的男性气质。给她最大影响的女性，要数她的祖母，除去三年在修道院学习的时光，从四岁到20岁之前她一直跟随祖母生活。虽然祖母是贵族的后代，却对大革命持支持态度，她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祖母的宽广视野让乔治·桑看到了一个更高远的世界。祖父母的爱情也让乔治·桑一生都遵从自己的内心、爱得轰轰烈烈。她在巴黎文坛刚出道时，与情人于勒合作写书，用的是于勒·桑多这个笔名。当她独立出书时，出版商要求沿用这个颇有知名度的名字。她拒绝了，而启用了乔治·桑这个中性笔名。告别那个叫阿曼蒂娜·露西·奥洛尔·杜班的豆蔻少女；告别被人们称为杜德旺夫人的悲情少妇；告别仍然在精神上对男人有所依赖的于勒·桑多，一个刚强独立、拥有无限可能性的乔治·桑诞生了。这个笔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内心的成长。

1832年，初到巴黎的乔治·桑发表了抒情小说《英迪亚娜》，它的恢弘气象让巴黎文坛对这位年轻女人绽开笑颜。虽然小说有她自己的影子，但是摆脱了自传体的窠臼，情节曲折，不仅反映两性关系，告诫女性关于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也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将人物关系置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把时代脉搏和浪漫情怀融为一体。

大约比乔治·桑晚出生半个世纪的英国女学者弗农·李（1856-1935），原名维奥莱特·佩吉特,是一位在文史艺术方面早慧的天才少女。她在14岁之前，便用弗农·李这个中性笔名与恩师Jekin夫人通信，因为她觉得，“除了嘲笑之外，没有人会阅读一个女人写的艺术、历史和美学作品。”她14岁便在瑞士的报纸上发表关于历史的简述。1880年，她24岁时出版了专著《关于18世纪的意大利》。1884年，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布朗小姐》，讽刺唯美主义和艺术中的“肉体派”，遭到主流批评家的攻击，朋友们也没有声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当她关注“心理美学”领域时，她与英国的文学主流更加格格不入。她和克莱门蒂娜·安斯特鲁瑟·汤姆森合作，探讨对艺术形式的感知与人的反应之间的关联，将“共鸣”这个概念介绍到英国的美学圈，打破了佩特的美学理论的垄断，促进了美学的“新科学”进入英国的美学传统。

弗农·李不仅涉猎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是一位勇于发表见解、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她在一战前和一战中都大声疾呼，并创作了反战的戏剧《撒旦这个废物》。萧伯纳在剧评中认为，她是维多利亚时代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他说：“弗农·李是英国人中的英国人……我脱下礼帽向这位最高尚的英国人致敬”。除了研究美学，弗农·李还涉猎了语言和音乐研究，发表了《词语的处理》和《音乐和它的爱好者》。很可惜的是，弗农·李晚年和去世后，作品遭到低估，很多出版商拒绝出版她的著作。作为女知识分子，她遭遇了不被主流文化圈理解的悲哀。她的遭遇值得我们深思，究竟是她个性上的原因？还是作品本身的原因？抑或是主流文化圈的偏见认为一个女人无法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创见呢？

女性想亲自描写真实的自己，表达真实的内心，而不是男性想象和建构出的女性形象

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妇女在履行妻子和母亲职责的同时，还想坚持写作或是从事独立于家庭的事业，那是怎样的艰难呢？即便是单身女子奥斯汀，坚持写作也不容易。她的外甥说，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在与家人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创作。若有亲友拜访，还要把手稿藏藏掖掖。即便到了现代，女人写作依然有很多阻扰。爱丽丝·门罗的小说《办公室》中讲述了女主人公“我”艰难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她租用了一间办公室，希望能专心写作。但是房东先生接二连三地监听、打扰她的写作，还潜入办公室偷看文稿，并不断编造关于她的桃色新闻。

在女性写作权利丧失的漫长年代里，女性形象是由男作家们描画的。他们中不乏同情女性弱势地位的妇女之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都对女性的不幸遭遇报以深切同情。然而，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真的符合事实吗？显然，很多女性并不满意他们在作品中屈尊俯就地同情女性。在女性的塑造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带上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偏好。

让我们看看大文豪是如何描绘他们理解中的女性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洋溢着浓厚的厌女症氛围，王后、奥菲利亚似乎是政治角逐的陪衬和牺牲品。年轻的王子得知父王仙逝、母后很快改嫁叔父，马上高呼：“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女人！”难道女人改嫁就是意志薄弱吗？难道其中没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吗？难道王后可以代表所有女人吗？

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塑造了娇羞动人、天真顺从的夏娃形象，这是弥尔顿理想中的女性。尽管他不厌其烦地描述亚当夏娃共同劳作、彼此亲密无间的婚姻生活，这已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对于女性在婚姻中的定位，但我们仍然能体察到他内心深处认为男性高于女性、女性要服从男性的价值观。比如，他像老祖母一样教导女性如何心平气和地接受伴侣和婚姻。他借亚当之口道出“女人的可爱莫过于对家政的考虑，促进丈夫的工作”。更有甚者，在二人偷食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之后，亚当感到即将遭上帝严惩，他怒火中烧，用严厉的眼光训斥夏娃：“别让我看见你，你这条蛇！这个名字对你最合适，你和他联盟，同样虚伪和可恨”。接着，亚当又感叹世界如果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就好了：“若只造男人和天使来/充满世界，不造女人，用其他方法/来生殖人类的后代，该多好呢！/这个祸水一降下来，便愈降愈多，/在地上产生的无数乱子，都是由于/女性的罗网……”但即便亚当如此怒斥她，夏娃居然没有反驳，眼泪不住地流，谦卑地伏在亚当脚下，抱住他的双腿，祈求和解。

乔伊斯在塑造《尤利西斯》中的女主人公莫莉时，用的是自己的妻子诺拉作为原型。虽然诺拉很骨感，但是乔伊斯刻意凸显了莫莉的丰满。乔伊斯笔下的莫莉，带有浓厚的中古爱尔兰史诗中的豪放女子的调性，在深夜独白中饶有兴致地回顾了她年轻时的所有追求者和风流韵事，尤其渲染了莫莉的情欲和对情人鲍伊岚身体的渴望。乔伊斯一片好心，希望启蒙女人们从旧式道德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能尊重自己身体上的感受，然而乘风破浪的女作家并不乐意看到他把女人描绘得如此放浪形骸。弗吉尼亚·伍尔夫看了《尤利西斯》后大为光火，说它的粗俗冒犯了自己。

正如伍尔夫指出的，男性作家和男性评论家会忽略女性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女性写作的意义就更大了。女性想亲自描写真实的自己，表达女人真实的内心，而不是男性想象和建构出的女性形象。

乔治·埃格顿（原名玛丽·布莱特，1859-1945）就是这样的女作家。她致力于探索女性生活和经历中的 “未知领域”，比如，一些古怪的人，一些潜藏的特点，一些隐秘的情感。她特别关注只有女性才能感受到的独特领域，比如母亲职责与性教育的关系，比如再婚家庭的困境等等。

母职不仅仅体现在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上，对于女儿来说，母亲还有性教育的使命。然而在埃格顿的时代，很多母亲对于这件事羞于启齿。在《原始的土壤》这篇小说中，女儿弗洛伦斯在婚前问母亲结婚是怎么一回事，母亲闪烁其词。在结婚后，弗洛伦斯谴责母亲，“你把我培养成一个傻瓜，白痴，对于我应该知晓的每件事我都一无所知。”这对全社会都提出了家庭中的性教育缺失这一严峻话题。

在小说《婚姻状态》中，埃格顿描述了一个靠酗酒和惩罚继子消除内心痛苦的后母形象。与男性作家写的童话作品中一边倒的恶毒后母形象不同，这位后母是值得同情的。她的恶来源于再婚丈夫的欺骗和压迫，她与前男友的女儿被丈夫视作“私生子”不被接纳，而她却需要抚养丈夫与他前妻的三个孩子。小说的结局悲惨而深刻，女主人公的女儿身染重病，她不顾一切冲回去看孩子，但已无力回天，前夫的孩子也死于她的虐待。女主人公陷入疯癫的状态。如果她的丈夫兑现婚前的承诺，将女人的亲生孩子一同抚养，如果丈夫给予了这个女人真诚的爱，她也不会因为怨愤而失去理智，那么四个孩子可能都不会死去。

女性不仅靠自己的努力争得了“一间自己的房间”，还打开了房间的窗户，让思想和情怀拥抱更新奇的风景

很多化名为男人的女作家，并不满意“淑女作家”风花雪月的文风，希望有更宽广的视野和境界，在关注女性困境的同时，也着眼于社会改革。她们清醒地意识到，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还不够进步。乔治·艾略特（1819-1880）在《米德尔马契》中就暗示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要被世俗所束缚，要有勇气去推动社会革新、去追求理想。书中很多话语表面上符合维多利亚时代主流价值，实则是不动声色的反讽。比如，“真正幸福的婚姻，必须是你的丈夫带有一些父亲的性质，可以指导你的一切，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教你希伯来文。”这是对女性在精神上依赖丈夫的讽刺。再如：“妇女有些想入非非的见解是难免的，但为了保障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安全，这些主张自然不宜当真实行。正常的人总是别人怎样，他也怎样，这样，万一有个疯子跑到了大街上，人们才能识别，及早回避。”这些话语如果以艾略特与刘易斯惊世骇俗的爱情作为参照来阅读，将更加别开生面。

同时，女作家们也充分释放着女性特有的天真烂漫和奇思妙想。当年，伍尔夫担心女性写作没有传统可以遵循，这一困境正在被女作家们改善。乔治·桑与弗农·李就曾经创作过童话和奇幻作品，这一传统还延续到了当代女作家身上，《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就是典型代表。她将女性作家书写奇幻文学的传统发展到了极致。作为生活的强者，罗琳将原来女性气质明显的名字乔安妮·罗琳改为中性化的笔名J·K·罗琳。女儿四个月时，她与前夫分开，靠救济金生活。冬天只好在温暖的咖啡馆里取暖，一边写作，一边照看婴儿车中的女儿。同当年的乔治·桑一样，虽然生活暂时窘迫，但她并不为了迎合社会而写，而是书写异想天开、抒发真情实感。她甚至也不是专门为孩子创作《哈里·波特》系列，而只是因为自己对魔法这个主题很感兴趣。这种纯粹的女性价值观，带来了巨大成功。现在，罗琳已经不需要在咖啡馆中取暖写作，但她仍然勇于从零开始、突破自我。2013年，她以新的男性笔名罗伯特·盖尔布莱斯发表了犯罪惊悚小说《布谷鸟的呼唤》。她说，用新的笔名，可以避免夸张的宣传，并且得到不偏不倚的评价。我们欣喜地看到，女性不仅可以写奇幻作品，也可以写惊悚小说，她们多变的风格充分展现了女性壮阔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我猜，如果伍尔夫健在，她会很乐于再发表一次关于女性写作的演讲。女性不仅靠自己的努力争得了“一间自己的房间”，还打开了房间的窗户，让思想和情怀拥抱更新奇的风景。

有趣的是，署名的风向也在逆转，很多男作家也开始在名字上做文章，他们或是把名字改得像一个年轻人，或是改成女性名字，以便赢得更多女性读者和年轻读者的青睐。当然，好作品，与名字无关，与名字后面那个有趣的灵魂直接相关。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韦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