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给中国青年的启示

2020年11月9日，是法兰西民族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戴高乐将军逝世50周年纪念日。

戴高乐虽然离开已50年了，但他的故事一直让人着迷。他从小立志报国，其命运与整个法兰西民族在20世纪上中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在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和1958年阿尔及利亚内战之际，他两次拯救法兰西，其崇高的声望在今天的法国依然远超拿破仑、路易十四。

无疑，戴高乐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对20世纪“法国的伟大”和在冷战期间致力于国际政治多极化所发挥的作用是没有任何人可替代的。

如果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会存在轰轰烈烈的抵抗运动，法国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摆脱战后与德国、意大利一样成为一个被美军解放后又被占领的二流国家的命运，更不要说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经济上也不可能在战后短短十多年里从一个在纳粹铁蹄之下人心涣散、政治瘫痪、经济崩溃的二流国家打造成一个工业体系完备、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在外交上就不可能“四两拨千斤”，一度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形成一种独立的第三种国际外交力量。

1964年1月27日，戴高乐不顾美国反对，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与新中国建交不过是法国对“客观世界存在”的一种承认，这是一种国与国的正常关系，无关乎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差异。戴高乐说，建立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有利于推动人的事业，即人类智慧、进步与和平的事业。

戴高乐承认红色中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无疑扔下了一颗震憾弹，遭到美国和西方反共保守势力的攻击，但戴高乐高屋建瓴，不仅为世界打开了通向中国之门，也为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他在55年前就预言了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戴高乐的非凡领导力。

尼克松在其著作《领袖们》一书中写到，成就伟人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人物。

的确，戴高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他所处的国家也是历史悠久、在人类文明史上有重大贡献的法兰西，但戴高乐本人之所以成为戴高乐，却是如他自己所言，“因为他们渴望伟大而成为领袖的”。

胜利后面“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我要向中国青年介绍的，是通识教育对戴高乐成长的作用。

通识教育，法文也叫通识文化，在法国指的是综合知识教育，其历史可上溯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在18世纪的法国，懂得通识教育的饱学之士被称为“诚实的人”。

戴高乐在其名著《剑锋》一书中指出，“真正的指挥学校是通识文化。通过学习通识教育，人们可以理清思路，把从属的东西从本质的东西中剔除，并感知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扩展。简而言之，可以使人们观察事物的全面貌而不受到细微差别的影响。没有一位杰出的军人对人类人文精神所传承的东西会感到无动于衷的。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所有胜利后面，我们总能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我们看到，戴高乐所处的年代，传统教育要求每个儿童文理科全面发展，而戴高乐早年的家庭教育更为这种通识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父亲亨利·戴高乐拥有文学、科学和法律3个博士学位。这位博学的父亲在巴黎的一所教会中学教授法国历史和数学，他经常给戴高乐讲法国历史故事，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家庭餐桌上的话题也总是国家大事，包括其母亲在内，全家人总爱讨论国家大事，特别是普法战争后法国人所蒙受的屈辱。这种法国历史文化教育使戴高乐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为法兰西民族洗刷耻辱的强烈愿望。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专门谈到家庭教育在其幼年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他说：“我父亲是一个有见解有学问、尊重传统的人，对于法国的尊严充满感情，他让我了解法国的历史。我的母亲对于祖国有坚定不移的热爱，这和她的宗教虔诚不相上下。我的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和我自己对于祖国所感到的深刻的骄傲，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

父亲的熏陶下，戴高乐特别重视对法国历史的学习。他很早就明白，要懂得法国的未来就必须了解到法国的过去。他博览群书，对法国历史人物几乎做到“耳熟能详”的地步。儿子菲律浦在《我的父亲戴高乐》一书中回忆，戴高乐在与他交流时经常会引经据典，并就法国特定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出评价。

让文化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戴高乐学识渊博，与此同时，其丰富的法国文学修养不仅提升了他的思想境界和情操，也使他与人交谈、发表演讲、著书立说充满着一种书卷的芳香，如在1941年圣诞节之夜，在这个法兰西沦陷第二年的最黑暗的夜晚，他给法国的孩子圣诞祝福语却是这样优美的诗句：

“曾经有一个国家，她叫法兰西！你们知道吗，所有世界各民族都是一个贵妇人，她们或多或少都很美丽、善良和勇敢。然而，在所有世界各民族中，没有哪个民族会比法兰西圣母更美丽、更勇敢。亲爱的法国孩子们，你们将很快遇到这个美丽的圣母，这个胜利女神的到来。啊！ 你们到时会发现她究竟有多美丽！”

在描述1944年8月26日数百万巴黎市民迎接戴高乐凯旋归来的香榭丽舍大街解放大游行时，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又同样以诗人般的语言描述了这种幸福与激动：

“啊！这分明就是人的海洋，让我远远看不到边，像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浪，在阳光下，在三色旗下。”

戴高乐一生著作等身，其《敌人内部的倾轧》《未来的军队》和《法国和她的军队》堪称法国军事史上的经典著作，他的《剑锋》一书则是法国和世界领导力学的经典著作，至于《战争回忆录》和《希望回忆录》这两部鸿篇巨制，不仅史学价值高，文学价值也非同一般，其中《战争回忆录》被法国著名的“七星社图书馆”收录为法国文学名著，书中部分章节还被选入今天法国中学生课本。

戴高乐著作语言优美，他数度被邀请加入享誉世界的法兰西学术院，从而像雨果等大作家一样成为一名不朽者。诺贝尔委员会也曾考虑授予戴高乐诺贝尔文学奖。在法国，人们甚至认为戴高乐是类似巴雷斯和佩吉的法国“最后一位伟大的作家”。

戴高乐热爱法国文学，几乎通读了所有大作家的作品。他承认巴雷斯和佩吉对他人生观的影响。他非常喜爱莫里哀、拉辛、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普鲁斯特等法国作家的著作，甚至对有些人的作品能大段背吟诵，但他更喜爱夏多布里昂，甚至用“着迷”来形容。在其《战争回忆录》中，戴高乐的写作风格也明显受夏多布里昂的影响。

戴高乐虽然一生戎马，居无定所，复杂和残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占据他所有的时间，但他每天仍坚持笔耕不辍，其随身的一个小本子记载着各种心得和灵感，并成为其各种讲话稿和日后回忆录的宝贵素材。

作为总统，在爱丽舍宫工作再忙，戴高乐仍坚持每周至少看3本书。戴高乐甚至对其身边的幕僚感言他特别想当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因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职业”。

戴高乐的父亲鼓励孩子们拥有各种爱好，这种爱好与人文知识的学习相得益彰，如幼年时他渴望了解历史，向往军旅生涯，他父亲就给他及哥哥、弟弟们买了1800多个各国士兵的木头小人和各种飞机大炮玩具让他们玩打仗游戏。此时，戴高乐通常要抢着扮演法军，由哥哥、弟弟们扮演英军、德军、俄军和土耳其军人。与哥哥、弟弟们不一样的是，戴高乐打仗很有战略，排兵布阵讲策略，特别是打完仗以后的谈判、裁军等说起来头头是道。戴高乐几十年后对儿子说，“打仗嘛你就得懂政治，不懂政治怎么打仗？”

戴高乐年轻时就懂得活学活用军事知识的重要性，如15岁上高中那年，他就写了一篇军事作文，叫《德国战役》。在这文章中他想象出在1930年，德国派遣三个军的兵力进攻法国，“戴高乐将军”如何与其同学“布瓦德将军”率领20万法军保卫南锡，在经过浴血奋战后，法军最终战胜德军，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这篇文章字迹工整，叙事脉络清晰，说理性强，还获了奖。

3年后，18岁时的戴高乐还发表了一首诗《天赋的诞生》。由于是处女作，青涩的文学青年戴高乐还不太好意思，用的是笔名夏尔·戴卢格。他的诗是这样的：

“当我不得不死时，我希望那是

战死在疆场上；当人们抱着他的遗体时

灵魂仍然笼罩着

战场上那种令人陶醉的骚动

和那些拼杀之中粗犷的呻吟

男儿的吼叫和利剑的寒光……”

在以上诗句中，我们看到一个热血报国青年是如何用优美的诗一般的语言来描述其战场杀敌时的无畏英雄气概。

戴高乐日理万机，但工作再忙，对作家朋友的求见从不推辞。1944年8月底，巴黎刚刚解放第一周，著名作家莫里亚克提出会见戴高乐。戴高乐百忙中抽空与他共进午餐，听取其有关法国文学和法国文化对法国战后重建作用的建议。戴高乐事后对儿子说，他工作再忙也要见这些作家，因为法国人民酷爱文学和文化，这些大作家的影响力大，与他们交朋友，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法兰西民族的复兴意义重大。

戴高乐的亲密战友马尔罗是法国著名大作家，戴高乐任命他为文化部长，在内阁开会时让他坐在自己的右侧，地位超过总理。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每次内阁会议让马尔罗坐在右侧，就是让法兰西文化来指导我们的政府工作。

戴高乐成长的启示

戴高乐的成长史像一部百科全书，可圈可点之处非一篇短文能穷尽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通识教育对领导者成长的重要意义。

戴高乐认为，一个领导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必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所了解，从而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正是其早期的通识教育为戴高乐未来的人生旅途助力，给他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无论是战争期间沙场点兵，还是二战胜利后与英美纵横捭阖的外交博弈，还是战后法国经济的重建，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始终镇定自如地驾驶法兰西“民族复兴号”的航船顺利向前。

——文学修养提升领导者的情操。

戴高乐酷爱法兰西文学，是伟大的法兰西文学滋养了戴高乐，提升了他的思想境界和情操，也使其人格更富有魅力，演讲更富有激情，对追随者更有磁场般的吸引力。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曾说过，“如果你不想被世人遗忘，那么，一旦你死了又遗体腐烂了，最好的方法要么就是你现在写下值得世人阅读的东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世人去写的东西。”无疑，戴高乐不仅做了让世人讴歌的伟大事业，也给世人留下千古不朽的美文。

——人文素质有利于领导者自身人格健全。

戴高乐告诉我们，伟大的领导者必然是一个博学者，一个富有人文情怀、富有激情、语言生动、文字优美、魅力四射的人。没有人文素质，戴高乐就不能感动法国人民，更不可能将法兰西民族的“复兴大业”打造得像一件艺术品那样让人赏心悦目，让一代又一代的法国人为之激动、为之效力并荣耀不已。

如再拓展一下话题，我们会发现戴高乐人生轨迹中的许多学习内容，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或家长心目中会被视作“无用”，而正是这些非急功近利出成绩的“技能”性学习，或心有旁骛，如幼年玩打仗游戏、中学时代写诗、从军后写作、当总统时每周看3本书、每天勤于笔耕，使戴高乐能够超越世间的一切并预见到未来的美好。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样的“无用”学习使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成为一种高科技形态下的艺术品。

不客气地说，目前我们的应试教育不仅对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不利，对中华民族未来的领导者培养也无帮助。很难想象未来治理中国的精英阶层是一个“文理分科”群体。因此，通识教育不仅对培养公民本身，对造就未来的中华民族领导群体同样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作者系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前外交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著有《转型中的法国》等跨文化交流著作)

徐波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