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霄峰导演的最新作品《风平浪静》中，处理得最为华彩的桥段，应该是章宇饰演的宋浩和宋佳饰演的潘晓霜两人在汽车收费站未完成的告别：宋浩将之前潘晓霜嘱咐他带来的酸奶放在潘的工作台上离开，过了几秒钟突然折回，直接向潘晓霜求婚。这一瞬间几乎终结了宋浩在影片前半段近乎绝望的逃亡心旅，令他的边缘人生涯有了被点燃的可能。
独孤岛主
从演员表演层面，几乎每位演员都能够精准把握人物的调性与基本逻辑，令人物本身能够立得起来
《风平浪静》中其实充满了类似收费站一幕这样的“佳句”，在具体的场面营建上，导演下了一番功夫处理人物之间因为一桩陈年杀人案而引致的微妙关系。影片以这桩案件为主轴，绵延出时代跨度长达15年的爱恨，并将罪与罚加诸本来是顶尖学生的宋浩身上。这就要求饰演（成年）宋浩的演员具备很强的角色领悟力，能够琢磨透这个逃亡15年后再度回到故土的沦落之人前世今生背负的身心重担。主演章宇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位生于贵州，曾在贵州话剧团度过三年话剧演员生涯的银幕新贵，在片中的表现非常之不露声色，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他饰演的宋浩都是以一种极端低调的姿态进入画面的，偶尔吐露锋芒，是在诸如坐在李唐的车上，被揭开了隐秘的时候，而他的锋芒，恰恰不是惯常意义上的“锋利”，而是一种结合了委屈、愤怒与困兽之斗一般绝望的神色。
章宇出道初期在银幕上比较有分量的角色，是在电影《人山人海》中饰演的一个警察。有一场他与陈建斌饰演的“铁老大”的对手戏，章宇先在屋外非常轻姿态地倒水，再进屋与陈建斌对话，及至坐到陈边上，全程中他与陈建斌的对话都保持在一种极端冷静克制的状态，眼神注目对方，但身体保持一定距离，微微俯身，但并不过分靠近，直到对话结束，轻轻拍拍陈建斌。这场戏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已经预告了章宇在其后表演的一个主要调门，即是不通过夸饰性强烈的外在动作表达人物情感，而沉入到人物真正的精神状态中去把握其应有的情绪。当时他的名字还叫章鑫。
在2018年，章宇出演的几部电影轮番登场，且都引动一时话题，尤其是《我不是药神》和《无名之辈》，让世人见识了这位时年已经36的“新人演员”塑造性格迥异人物的强大能力。《我不是药神》的黄毛全程仅有十几句台词，紧绷着脸，令章宇自身削瘦的形体特征得以发挥。他演的角色是一位病人，但同样有着丰富的人身血骨，一如姿态极端外化的《无名之辈》中的蠢贼胡广生，相对夸饰的表象之下，是一颗柔软的凡人之心。在华语电影表演史上，演出穷凶极恶和演出穷凶极恶背后的人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出境界。章宇在《风平浪静》中的表现，若没有之前漫长的铺垫与细究，恐怕很难做到。
这是我最欣赏《风平浪静》的一点，即是从演员表演层面，几乎每位演员都能够精准把握人物的调性与基本逻辑，令人物本身能够立得起来。宋佳饰演的潘晓霜在邂逅多年不见的宋浩后，采用非常手段截留住他并主动约饭，在饭局上姿态忐忑，顾左右言他，看似不合久别重逢的情境，但细究之下，因为影片给潘晓霜设定了一桩“学生时代暗恋宋浩”的前史，所以这样的忐忑也就顺理成章了。宋佳与章宇的对手戏常常出现这种火花，在收费站求婚戏里也以克制的面部表情缓慢过渡到欣喜及至激情燃烧，过程层次鲜明，是影片最令人舒适的演出。其他包括王砚辉饰演的父亲、邓恩熙饰演的于影片主体情节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万小宁，都有相当精彩的表现，因应编导在剧作中的设定，这些角色背负的心债是不可一言而望穿，必然要通过特定的事件或角色主动对事件的掩盖完成外化过程。
从剧作角度，影片试图以高强度的惊变来铺陈人物的爆裂状态，但其赖以建立的逻辑颇有“结果先行”意味
于是这部电影的软肋也就显现出来，正是一种似乎想要“润物细无声”地建立剧作力的努力未达到圆熟境地，致令影片叙事成立的主干事件——误杀案件——从一开头便显得过分夸张而令可信度降低。因为宋浩被副市长儿子李唐顶替了保送名额，宋浩之父宋建飞（王砚辉）冒雨出去找李，而宋浩却又早一步到达李的住所，疑似走错门，进入了敞开着的另一家（编剧在其后试图令李唐以“我爸不让上门”进行解释但其实亦不合理），在颇为极端的状况下捅了对方一刀。宋浩离开后宋父进屋，居然不施救反而补刀，酿祸之后宋浩逃亡，宋父隐忍十数年，状似两人失去联系，却又突然在宋母去世当口得以重逢。从情节剧冲突角度来说，《风平浪静》试图以高强度的惊变来铺陈“风平浪静”表象下人物的爆裂状态，但剧作赖以建立的逻辑是颇有“结果先行”意味的，主线的由头正好似是因应后续人物行动的发展向前倒推形成，这就令整桩事情的发展显得牵强。其后诸如李唐为了拆迁而利用宋浩的负罪感设局撞死万小宁等桥段，缺乏现实与可发展的人物性格逻辑基础，同样成为指向既定结局的工具性段落。
可以说，《风平浪静》中对人类之于美好的天然向往共性表现是不遗余力的，也相当努力地建立起基本可信的情感脉络，但人物矩阵的设计，格局太小，令所有事件的发生都局限于相熟的人及家人之间。片中潘晓霜的父亲甚至直接就是一名警察，且与李唐案件直接关联，片中宋浩与潘父的对手戏从表演上来说无懈可击，但这场戏自身的存在即属不伦不类，无法有效制造可令观众相信甚至可以代入的悬念。这样的桥段与文首提到的华彩片段一样，也不同程度存在于影片的各个部分，是人物关系编织过满、矛盾冲突制造过度的结果。
相对于影片对具体场景人物关系的悉心描摹和表演层面的含蓄处理（主要是男女主角），剧作上的荒腔走板，或许也是出于导演希望借惊奇呈现普通人对生命的坚持，尤其是出现在电影中的“沦落人”或曰“边缘人”意象，非常值得注意。片中表现身处1990年代的高中生，无论出自何种家庭，却都在15年后以不同面目成为了“沦落人”。宋浩的逃亡生涯自不必说，潘晓霜日复一日在公路道口检查而竟可以一直抱持着昔日对宋浩的情愫，李唐父子皆在宋浩不顾一切的报复行为中落荒而逃，这些桥段在今天看来其成立的合理性都值得商榷。除却现代社会对暴力行为的惩罚不谈，宋浩施暴的戏除了表现其焦灼心态之外，似乎一无用处，而作为在特定情境下不得不与命运战斗的人物，在影片中最动人的时刻就是宋浩与潘晓霜的终成眷属，只有在这一时刻，观众终于得以代入影片，与角色一同享受来之不易的短暂幸福。其余诸如李唐要挟宋父、宋父试图转移继任妻女以及最后主人公的死亡等，都带有相当明显的“置入”痕迹，裹进了创作者在包括家庭伦理、贪腐议题及类型片结构等多个切面的主观思考与表达。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沦落人”（尤其是宋浩这样颇有“少男哪吒”意味的角色）角色的偏重，还是影片整体试图向类型片质感靠拢的努力，都是很有“作者”意味的，包括片中章宇堪称羚羊挂角的演出，也可以视为是突出的“作者化”成果。毕竟在片中点亮生命之光的行为本身，被一再低调地绵延，与炸裂式的峰回路转，将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影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