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华语音乐发布新歌曲的数量是几十万首，2019年增长50%，2020年发布的新歌是去年的3倍。

2020年整个华语乐坛有井喷式的增长，这跟上世纪90年代，这个很多人眼中的黄金时代相比有何差异？资深制作人丘旺苍分析，过去做歌的时候入行门槛很高，不容易得到机会去发表一首歌，而且唱片公司希望选到的声音有辨识度，还要歌手长得好看或者有亲和力。这样精雕细琢选出需要的作品与人才，成功率非常高。“现在自媒体时代，加上有各大音乐平台，有台电脑就可以做歌。而且把第一波把关人从专业的音乐人士变成了大众，所有人都可以来做这个决定。”

金牌制作人厂牌主理人戈非也表示，上世纪90年代的音乐生产力比现在小很多，是因为那个年代唱片工业是有门槛的，那时候发行一个专辑是天大的事，签一个唱片公司是非常仪式感的事。“但是现在一个小孩在家里卧室里就可以把音乐做出来，而且直接就可以发到音乐榜，质量泥沙俱下。”

在戈非看来，这时候整个工业体系里如果没有好的一种机制作为导向，让它向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把整个行业水准拉低，甚至把整个时代的审美拉低。

知名作词人王雅君挺怀念过去做唱片的快乐时光。她是2002年入行的，之前在福茂唱片待了12年。每天的工作日常就是收歌，听每一家版权公司寄来的歌曲。“那些年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些歌都是越写越好，因为大家会经过不断地打磨，根据对歌手的了解、对专辑的了解去量身订作，所以在那个时期我们创作人都是很幸福的。”

她说，之前做一张专辑最少8个月，光收歌收半年，因为要从不同的版权公司收歌，再经过层层试唱、筛选，会为了准备一张专辑10首歌，要试唱20到30歌。“现在整个创作时间缩到很短，甚至有些案子都是非常急，从你接到要收歌到录制完都不到一周。”

近几年来还有一种现象是，所谓的爆款歌曲不像以前传唱度那么久了，迭代很快。对此，王雅君认为，之前的歌曲主要通过电台、电视让大家了解，而现在已经裂变成整个互联网、各个渠道都有很多音乐，注意力变得碎片化了。“我听听歌，还要打打‘王者’，大家的选择性变多了。”

“对应现在的海量音乐时代，如果要被人家听到并且打上烙印，要是差异化不够明显的话，就会非常困难。”戈非表示，希望发掘具有辨识度的音乐人，无论是演唱上的声线、唱腔，另外是他创作的风格和整体的调性。

在大众都有机会通过互联网表达个人观点的时代，创作者或许也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灵魂叩问：创作的时候考虑迎合大众还是坚持个人表达？对此，音乐人陈鸿宇表示，肯定是个人表达。“在音乐成品做出来之前，我不会考虑任何商业的东西，但是做出来之后也不会太考虑情怀，各有各的规则和逻辑。”

无论潮流怎样改变，总也有一些东西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