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袁国明

胡同

绿茶

涵芬书院中合影

2020年12月20日下午1点，暖暖冬阳下，中国书店灯市口店门前，二十位“青睐”会员和嘉宾绿茶一起踏上第二程书店寻访之旅。

“青睐”京城文化之旅书店寻访第二程，起始于灯市口中国书店，途经涵芬书院、灿然书屋、涵芬楼书店、三联书店，最后抵达南阳胡同布衣古书局。

“书店寻访第一站结束于琉璃厂中国书店，第二站从中国书店另一家店开始。”这是嘉宾绿茶的路线设计思路。这条路线的两个特点是：一、起点中国书店是国营古籍书店，而终点布衣古书局为私营古籍书店；二、中间途经三家老牌出版社旗下书店，分别是中华书局旗下灿然书屋、商务印书馆旗下涵芬楼书店和三联书店旗下三联韬奋书店。这三家百年大社见证了中国出版业百年史，至今依然生机勃勃，是中国出版业最重要的品牌。本站书店漫游，我们一起回望了中国书店业百年、中国出版业百年以及中国古籍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凡命运史，那些曾经的辉煌，如今是否还能延续？那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是否还有人愿意倾听？

〖中国书店和涵芬书院〗每个读书人都希望能有一套“汉译名著”

灯市口丁字路口，古雅的中国书店招牌虽然高挂，却并不分外醒目，门脸小，内里空间大，一进门就仿佛坐拥书海。来这里淘书，恐怕要留出一整天时间吧？

绿茶介绍，灯市口距离隆福寺不远。晚清民国时，北京的两大书籍中心，一为内城隆福寺，一为外城琉璃厂。这两大区域现在都是繁华的商业街，但走下来，会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中国书店创办于1952年。1954年公私合营后，北京的古旧书经营合并于中国书店系统，一代一代的积攒，使得中国书店库存体量惊人。

在绿茶看来，古籍流通自有其微妙之处，“古籍是一种特殊商品，很少有从事古籍收藏的人会来书店购买古籍，他们有自己的购买通道。而摆在书店里的古籍大都相对近代，清代以前的很少会被摆出来公开销售，大多数都上拍卖会了，所以，古籍流通有很高的门槛，不是玩古籍的，很难摸清这里的门道。”

涵芬书院是商务印书馆打造的阅读空间，同时兼顾办公功能。涵芬书院内环境时尚典雅，书香缭绕，悬挂有那副著名的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进门处的一面书架墙，陈列着商务厥功至伟的看家书品“汉译名著”，黄、红、橘、蓝、粉五种颜色代表五个系列：哲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律、语言学。“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每个读书人都希望家里能有一套？”绿茶在落地窗下的长桌前坐下，笑着问会员。会员们明显已经被宏伟的书墙震撼住，只顾在书架间四处寻觅欣赏。

绿茶介绍，“汉译名著”收录了西方主要学术名著，这些书在中国读书人中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对西方学术思想的认识和了解，很多是通过这套书来实现的。商务看家的东西非常多，还有各种类型的词典，都是我们阅读中的重要参考书。

商务印书馆有着辉煌的历史，“青睐”会员在涵芬楼内品着香茗听绿茶讲故事，气氛超然。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出版社。涵芬楼是其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创立可远溯到1904年。戊戌维新人物、翰林出身的张元济主理商务印书馆的编务。在编辑工作中，苦于找不到好的善本，遂创设涵芬楼。涵芬意为善本书香、知识芬芳。涵芬楼还以收藏地方志为特色，其收藏量远远超过各家公立图书馆。1924年，张元济决定把涵芬楼改组成公共图书馆，对普通公众开放。商务董事会决议兴建一座五层混凝土大厦，定名为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高峰时，藏书数量达五十多万种，超过北平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可惜1932年连同印刷厂、编译所，全部毁于日军空袭下的火海。

“张元济还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一直觉得东方图书馆这座五层大楼太醒目，早就担心日军空袭使其遭遇不测，所以提早将一部分重要古籍存入了一家外国银行。这一部分古籍大概有几百部，幸免于难，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绿茶说。

中国古籍流传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每一部典籍都经历着不计其数的“书厄”，在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有“五厄”“十厄”等不同说法。绿茶感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么丰富的中国传统典籍，这么庞大的文化体系，一代又一代的藏书家、文化人和文化机构实在功不可没。因为他们的辛勤努力，如今我们才能拥有这么好的文化传承和阅读宝库。”

〖灿然书屋〗让古籍能看懂，是很多人在竭力做的事

民国时期上海的两家重要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有着各自的明确定位。“商务较偏西化，这是国门被打开之后它抓住的机遇。西方思想文化初进入中国，人们渴求了解，商务借此时机大量引进和出版西方经典学术著作，由此起家。商务的书适合不同人群阅读，有普及给中学生的，也有针对学者的，出版范围非常广。中华书局则在挖掘和开发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做足功夫，传承古籍，并且做成符合现代读者需求的出版样式。”

灿然书屋是中华书局的读者服务部，位于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与涵芬楼书店比邻而居，店名为启功先生所题。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来北京，开始共用这栋大楼，后来中华书局搬到六里桥去了，这栋大楼现在属于商务印书馆。“灿然”这个名字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首任总经理金灿然而起。中华书局现在六里桥办公大楼，还开有一家“伯鸿书店”，这个店名则因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而起，陆费逵，字伯鸿。

灿然书屋内宽敞明亮，书架林立，店员身着蓝布短衣，轻声细语，颇有些民国文人笔下旧式书店的氛围。绿茶在一侧书架前站定介绍：“中国出版社有分类上的集群，做古籍的出版社有古籍联盟，做文艺的有文艺联盟，美术社有美联体等等。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领域最大，其次是上海古籍。这家书店里还有其他一些古籍社的书在销售。”

“现代人阅读古籍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障碍，所以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致力于把古籍当代化，也就是做现代人能够看懂的古籍。”绿茶强调：“这需要做很多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除了要邀请这一领域的专家做批注、注释，还有诸如竖排改横排等很多需要转换的东西。中华书局有特别多看家的书，比如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再比如这套‘新编诸子集成’，还有像‘点校本二十四史’等等，太多了。”绿茶说着指向身后层列的书阵，继而为围在身边的会员约略讲解了中国的经、史、子、集。

经、史、子、集，又称“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籍分类法，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的所有书籍。这是唐代时编的《隋书·经籍志》确立下来的，之后中国古籍分类基本按照这个方法。

经部，就是儒家《十三经》，中华这套整箱的《十三经》收录了全套13种共17册，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核心著作，另外还有“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史部，成为四部之一是比较后来的事情。太史公司马迁写了《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学范式，之后，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纪传体独领风骚。当然，从《春秋》开始的编年体也没有中断，各代都有编年体史书传统。纪传体有《汉书》《后汉书》，编年体则有《汉纪》《后汉纪》，到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集大成之作。综合而言，史部就是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的纪传体传统，和从《春秋》《左传》到《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传统。宋代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又开创了一种“纪事本末体”，这是一种制度史传统。

子部和集部就是上面指给大家的“新编诸子集成”和“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诸子和大文豪们的集子，也是非常庞大的数量。当然，一个人的阅读能力有限，不可能覆盖这么庞大的四部书目，绿茶自有办法，“对于海量的典籍要有侧重，知道自己的需求，能把历史中的一个小节点搞清楚就很不容易了。当然要做某处节点的历史，也要对中国整体的历史有一个大框架的了解，再去专注于某一方面。所以了解身边事物，了解北京也是一种方法，走近和我们贴近的东西，从而发现其中遗留下来的微妙历史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绿茶一直热衷于书店文化，他觉得书店里蕴藏着很多有意思的信息，“现在的中小学教育都很重视传统文化，把古籍转化成我们差不多能看懂的东西，是很多人在竭力做的事。而我们在这样一个古籍书店里，来简单了解经史子集四部，了解这些传统文化知识，更能够凸显它的价值和意义。”绿茶的一番话，使得会员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绿茶家里的小朋友正读小学二年级，常和爸爸一起读《论语》，绿茶会挑一些吸引人的章节讲给他听。“《论语》是孔子和弟子的言行录，非常有内容。这些内容反映出孔子很可爱的一面。如果你能够挑出其中有趣的东西给孩子讲，孩子是很容易接受的。”

大家兴致盎然地请他举个例子，绿茶说：“我经常给他讲一个小故事。《论语·宪问》中：问子西。曰：‘彼哉！彼哉！’意思说：有人问孔子，子西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唉，那个人啊！那个人啊！’子西是谁？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孔子周游列国时到楚国，楚庄王征询子西意见。子西当时位高权重，但有点担心如果楚王起用孔子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便建议不要用孔子，因为孔子团队势力太强，而且他们是鲁国人，怕会对楚国不利。楚庄王当然只能采纳子西的建议，孔子便只好带着弟子回去了。这就是孔子对子西的看法。我家孩子听后开心得不得了。有一次他妈妈问他：‘儿子，你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他说‘彼哉！彼哉！’后来，问他什么都‘彼哉彼哉’。这就很有趣了，和生活结合起来，读《论语》就变成他很乐意接受的事情。《论语》中这样的小故事、小趣味特别多。”

大家听了开怀大笑，互相道着“彼哉彼哉”。“儒家之所以几千年来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它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地方，这就是读中国传统经典的意义。”绿茶一边走一边补充道。

〖三联书店〗“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维系至今

出灿然书屋，向北直行过东四十字路口到三联书店，阳光西斜，一天中最好的光线正照进店门。店内客人不少，多埋头于书中，三联书店的旗帜性始终吸引着读书人。

绿茶先在门口介绍说，三联书店创办于民国时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联合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三联书店划入了人民出版社。大概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独立建制。

“三联的书很好，它的趣味和选书体系精良。门口的杂志区，是中国书店里给杂志空间最大的。还有这边的新书展示台，每次来稍微看一下，就可以基本了解当前的出版情况。另外，”绿茶指向进门处右手边的三联书店出版排行榜，“这个排行榜是很有权威性的，具有很强的参考和标志意义。”

“我们刚才一路走来可以看到，商务以西文学术出版为主，中华以中国传统经典为主，三联则是人文社科学术综合体，他们做的书品质很高。另外，三联的重要刊物《读书》杂志，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非常大的刊物。”

中国出版和书店业一向是“前店后厂”，也就是自己开书店，自己做出版，自己做刊物，这是民国以来出版业的传统。绿茶举例，“民国时期的很多文化人都开书店做出版，比如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在上海做红黑出版社，一起编辑《红黑》《人间》等杂志。胡适、徐志摩等新月派做新月书店，同时出版《新月》杂志，经营新月出版社，也出了很多书。”还有鲁迅、胡风、梁实秋等等现代文人，都办出版社，开书店，出杂志。那个年代，这是一条龙的文化线路。

“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凸显了一代民国文人的价值和态度。他们通过刊物来发表文章，输出观点，再通过出版社结集出版，到书店销售作品，形成完整闭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报纸副刊以及杂志都是不可逾越的研究区域，这个传统也维系至今。

〖布衣古书局〗在爱古籍的人和古籍学术圈之间搭上一座桥梁

布衣古书局位于南阳胡同6号，距离三联书店大约十分钟步行路程。1月7日是布衣书局开办满19年的日子，南阳胡同这家店于2020年7月18日疫情期间逆势开张，是布衣书局的第二家门店。

胡同幽静，一行人随着绿茶来到一座建筑门前。这座建筑是一处综合娱乐服务体，名为南阳共享际，其内有咖啡厅、剧场、商铺等等。布衣古书局偏于一隅，一长溜敞亮的绿木隔扇窗，里面是开架摆放的线装书。店主胡同先生已经换好蓝布长衫倚窗等待，看到绿茶带队的“青睐”众人，一边热情招呼大家进门落座，一边就站在窗前说起了“单口”。

“我们这儿不大，总面积不过三十几平方米。看着是一家实体书店，主要经营古籍，其实也是一家私营互联网书店，所以我在电商和实体书店群里都长期混迹。”

“我这家小书店更像一个仓库加办公室，花了近20万元设计装修。绿茶画过我们前面的店，他还发到朋友圈被人广泛转载。谁要按图索骥去了肯定气死了，因为那个店早就关了。绿茶见证了我们的出生和成长。”

绿茶听闻此言惊讶地张大了嘴，继而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只听胡同又说：“我认为书店是个生命体，有生有死。如果有人想开书店，我劝你，为了节约人生、节约金钱、节约投资、节约很多东西，别开。你们可以一边坐着一边观察我这里进店的人数，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布衣古书局近旁是一家剧场。胡同说书局开业不久曾发现店门口有人排队，他很高兴，结果出去一打听，人家是在排队买票看剧。隔壁还有一家要等位进入的咖啡店，布衣古书局和这家店简直是在扮演冰火两重天，“他们负责扮演火，我们负责扮演冰。”这是胡同没有想到的结果，当初选址于此，是觉得看剧的、喝咖啡的人都很文艺，进书店看一看应该理所当然，没想到并不如当初所想。

虽然2020年布衣古书局争取到了市里的帮扶资金，现如今仍然感到压力重重。而在小书店的老板里，胡同属于绝对努力上进的劳模，由此亦可见到古书行业的步履维艰。

绿茶在行前曾告诉大家，布衣主人胡同先生在古书业摸爬滚打二三十年，其间的困难与辛酸难为人道，而终究开创出独具特色的古书店经营模式，这份执著与热爱着实让人感佩。

布衣古书局租用的这块地方原是一条走廊。最初做装修设计时胡同设想不做封闭，就要开敞式，使人不进书店就能对书店的东西有所了解。另外他改变了古籍的摆放方式，因为线装书软，传统书店都是摞摆，胡同设计了可调节的木格子，从而使书能够竖放，一目了然。

后来，胡同还是做了隔断。书局内地方虽小，但很有古雅味道。进门处展示柜中的一张宋版书页，是胡同的珍藏品。展示柜后面的一个镜框中，有王世襄先生隽秀的题字——布衣书局。另一幅观塘谭然所书的“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更是让人心生温暖。几只毛色滑润的猫咪轻手轻脚地在人和物间走来串去，看不出一丝慌乱生疏的感觉。

胡同说自己有一次和蹲在书局门口画猫的一个四年级小学生聊天，无意中得到些启示。“我问他跟谁来的？他说跟妈妈。我说你妈呢？他说在喝咖啡。我说你每次都在外面画画，不跟你妈在一起？他说妈妈喝咖啡的地方都有一个图书馆。”胡同觉得小朋友说出了一个真相——他从来没认为咖啡店旁边的是书店，都是图书馆，也就是看书的地方而不是买书的地方。

布衣古书局有11名员工，基本忙于网上售书，网店里新书、古书都有，不少都是签名本。书局的服务备受肯定，工作人员个个手艺俱佳，书打包出来都有古色古香的味道。胡同很少有时间休假，他曾遐想，如果外债还完，自己要去干什么？能不能放下一年，不再管那么多书店的具体事务？

胡同曾经有一个理想，做一个课程：带你接触人生中第一本古籍。他设想，做一函石盒，打开后是十本古籍，从明崇祯到清道光，让参与者亲手触摸。到现在课程也没开，因为胡同感到虽然很多人喜欢古书，但是愿意为之消费的却不多，“古籍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太陌生太遥远了，并不容易了解和进入。”

胡同总以“水浒”中的旱地忽律朱贵自比。他说他的书局就像朱贵在梁山脚下开的店，朱贵的主要目的是为梁山输送情报，他则想在爱古籍的人和古籍学术圈之间搭上一座桥梁。（文/王勉 摄影/陈钢）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