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天官书》谓:“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怎样庆祝和迎接“四季之首”和“一岁之始”?传统农耕时代采取统治者“扶犁亲耕”等仪式,鼓励引导老百姓重视发展农业,而牛在一系列“迎春”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史料记载,中国人对牛驯化的历史,可追溯到伏羲氏时代。依据甲骨文和金文的“犁”字“牛”旁的想像,古人很早就对牛进行役使,使其成为重要的耕战资源,并受法律严格保护。约作于公元前370年左右的《清华简·系年》称,“周天子”成为中国辽阔大地的统治者,象征之一便是“帝籍田”,而把“不籍千田”视为政权衰落的重要标志警示后人,以后的王朝建立者谁敢轻视?按《国语·周语》的说法,“帝籍田”并非指周礼系文献所说帝王春耕之类的“籍田礼”,它包括择日、戒斋、设坛、耕田、太宰等一系列大型节目,此项活动一般持续10天。而牛是“耕田”和“太宰”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
西周初期创立“亲耕籍田”后,历代统治者遵行不替。从汉文帝“其开籍田,朕亲率耕”、唐太宗颁布“籍田诏”和恢复籍田仪式、宋仁宗“朕既躬耕,不必泥古,愿终田以劝天下”到清雍正帝即位伊始即行“亲耕礼”,“籍田礼”从未因朝代更替而消失。
有趣的是,皇帝驱牛犁田虽为“表演”,但牵引木犁行进的耕牛却是不折不扣的健壮“神牛”,围绕其表演的辅助节目、道具等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后汉书·礼仪志上》曰:“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汉唐一脉,籍田仪式成了少数人演的“独角戏”,活动现场气氛严肃、观赏性差,使得整个“迎春”活动始终居庙堂之高,离百姓甚远。
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宋代,官方、民间纷纷主办声势浩大的“迎春”活动,随老百姓参与度、满意度大幅提高,其观赏性、娱乐性、趣味性和市场性很快熔为一炉。立春当天,皇帝由一帮大臣陪着去“犁田”,而市面上出售人造“春牛”玩具的商铺生意也异常火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谓:“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意思说,立春那天一大早,政府领导和一般职工举行“迎春”仪式。开封府前边的两条大街上,摊子上出售的小春牛玩具,都用彩花装饰并放在“牛栏”里,上面还排列着表演百戏的各种人物(如娱乐明星画)。大家还相互赠送为迎春特制的小旗子和点彩的柳枝。
不过,宋人庄绰史料笔记《鸡肋编》卷上却说出“春牛”的另一种作用:“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至于笼头缰索与策人衣服之类,亦皆以岁日为别。州县官更执鞭击之,以示劝农之意。”老百姓也跟着去打碎春牛玩具,小孩子们一哄而上就去抢碎块。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和陕西葭县以北一带)认为泥捏的“春牛”“兼辟瘟疫”,一些人家把抢到的一点泥“春牛”的肉悬挂于床帐防疫,并“调水以饮小儿”。庄绰还说,为争抢泥“春牛”的肉,有人不惜大打出手,“竟致损伤者”。南宋诗人杨万里触景生情,还写下一首《观小儿戏打春牛》:“小儿著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黄牛黄蹄白双角,牧童缘蓑笠青篛。”
泥捏的“春牛”肉被视为“疫苗”,用以防瘟疫,听起来虽很荒唐,却也可看作是科技落后、信息闭塞的古代,老百姓防疫意识的觉醒。
《史记·天官书》谓:“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怎样庆祝和迎接“四季之首”和“一岁之始”?传统农耕时代采取统治者“扶犁亲耕”等仪式,鼓励引导老百姓重视发展农业,而牛在一系列“迎春”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史料记载,中国人对牛驯化的历史,可追溯到伏羲氏时代。依据甲骨文和金文的“犁”字“牛”旁的想像,古人很早就对牛进行役使,使其成为重要的耕战资源,并受法律严格保护。约作于公元前370年左右的《清华简·系年》称,“周天子”成为中国辽阔大地的统治者,象征之一便是“帝籍田”,而把“不籍千田”视为政权衰落的重要标志警示后人,以后的王朝建立者谁敢轻视?按《国语·周语》的说法,“帝籍田”并非指周礼系文献所说帝王春耕之类的“籍田礼”,它包括择日、戒斋、设坛、耕田、太宰等一系列大型节目,此项活动一般持续10天。而牛是“耕田”和“太宰”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
西周初期创立“亲耕籍田”后,历代统治者遵行不替。从汉文帝“其开籍田,朕亲率耕”、唐太宗颁布“籍田诏”和恢复籍田仪式、宋仁宗“朕既躬耕,不必泥古,愿终田以劝天下”到清雍正帝即位伊始即行“亲耕礼”,“籍田礼”从未因朝代更替而消失。
有趣的是,皇帝驱牛犁田虽为“表演”,但牵引木犁行进的耕牛却是不折不扣的健壮“神牛”,围绕其表演的辅助节目、道具等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后汉书·礼仪志上》曰:“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汉唐一脉,籍田仪式成了少数人演的“独角戏”,活动现场气氛严肃、观赏性差,使得整个“迎春”活动始终居庙堂之高,离百姓甚远。
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宋代,官方、民间纷纷主办声势浩大的“迎春”活动,随老百姓参与度、满意度大幅提高,其观赏性、娱乐性、趣味性和市场性很快熔为一炉。立春当天,皇帝由一帮大臣陪着去“犁田”,而市面上出售人造“春牛”玩具的商铺生意也异常火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谓:“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意思说,立春那天一大早,政府领导和一般职工举行“迎春”仪式。开封府前边的两条大街上,摊子上出售的小春牛玩具,都用彩花装饰并放在“牛栏”里,上面还排列着表演百戏的各种人物(如娱乐明星画)。大家还相互赠送为迎春特制的小旗子和点彩的柳枝。
不过,宋人庄绰史料笔记《鸡肋编》卷上却说出“春牛”的另一种作用:“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至于笼头缰索与策人衣服之类,亦皆以岁日为别。州县官更执鞭击之,以示劝农之意。”老百姓也跟着去打碎春牛玩具,小孩子们一哄而上就去抢碎块。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和陕西葭县以北一带)认为泥捏的“春牛”“兼辟瘟疫”,一些人家把抢到的一点泥“春牛”的肉悬挂于床帐防疫,并“调水以饮小儿”。庄绰还说,为争抢泥“春牛”的肉,有人不惜大打出手,“竟致损伤者”。南宋诗人杨万里触景生情,还写下一首《观小儿戏打春牛》:“小儿著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黄牛黄蹄白双角,牧童缘蓑笠青篛。”
泥捏的“春牛”肉被视为“疫苗”,用以防瘟疫,听起来虽很荒唐,却也可看作是科技落后、信息闭塞的古代,老百姓防疫意识的觉醒。
(赵柒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