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讲过这么一件事：藤野先生批评鲁迅的解剖学笔记，说你把血管位置挪了一下，虽然比较好看，然而真实情况不是这样。鲁迅有些不服气：“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藤野先生和鲁迅的这段对话，恰好可以视为历史跟历史文学之间的一次交谈。对于历史，我们要求严谨真实，半点不得含糊；而历史文学则更注重戏剧性，要好看，要跌宕起伏。对于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来说，每一次提笔，总会面临一个藤野先生式的两难困境，真实与好看，何者更为重要？注重前者，往往失之呆板；注重后者，则有篡改虚无之嫌。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总是战战兢兢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实际上，这也是历史小说作者的职责。他需要忠诚地沿着史实的方向奔跑，但未必要始终不离这一条跑道。要知道，真实历史的记载永远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面面俱到，留有大量空隙等着去填补。比如司马迁《史记》里记载了鸿门宴的具体过程与最核心的对话，但并没有记录更多细节。假如我们要写一部以鸿门宴为主题的小说，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加入想象：刘邦前往鸿门之前，内心是如何忐忑？项羽与范增之间，又有哪些价值观上的冲突？张良是跟樊哙怎么说的，他才义无反顾地冲进宴会？种种细节，都是历史书上所未曾记载的，只能靠作者自己去想象——即所谓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有一版序言是郭绍虞先生写的，特别贴合这个话题，他说：“写历史小说有写历史小说的困难，不熟悉史实就没办法写得有条有理、丝丝入扣，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在刻苦钻研的基础上搜罗了大量的资料，去伪存真、剔异求同搜集出一个线索，所以历史知识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这还是一个创作，所谓创作应该是自无而成有，西方人说叫做making out of nothing。创作和著作不一样，写历史小说困难之处在于姚雪垠能把独特、丰富的想象力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因此我现在想补充一句，不仅自无而成有，还要自静而到动，到动到一般人写得活。姚氏能做到这点，《李自成》一出版就造成非常大的轰动。”
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虚构并非是全无限制的，它不一定要遵循历史真实，但一定要遵循历史的逻辑。以鸿门宴为例，刘邦与项羽之间的对话当然可以虚构，但必须符合两个人当时的身份与心境。在鸿门宴之前，项羽刚刚破釜沉舟击败秦军，诸侯无不敬畏，没想到先入关中赢得灭秦荣誉的，却是个出身低微的刘邦。他此时的状态，应该是骄横、自矜中带着愤怒。骄横，让项羽在鸿门宴上对刘邦没给好脸色，安排在羞辱性的臣从席位；愤怒，使得他纵容项庄去挑衅；但出于贵族的自矜，让他有些迟疑，没有对刘邦痛下杀手。这样一种复杂心态，司马迁并没明确写出来，但结合项羽前后的经历、出身与性格，我们不难推断出一个合理的猜想，并展开文学性的渲染。
2014年我曾经搞过一次自驾游，跑一圈诸葛亮的北伐路线。从成都出发一直到剑阁、汉中，围着秦岭转了两圈。整个旅途中，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在汉中。汉中有个地方叫勉县，是诸葛亮屯兵练兵之地。当地有一个著名景点，叫做武侯真墓，是诸葛亮的坟冢所在，位置正好是在定军山脚下。
当我注意到这个细节时，忽然想起一件事。《三国志》里记载说，“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但书里没解释，诸葛亮为什么要求把自己葬在定军山？很奇怪啊，定军山是黄忠斩夏侯渊的地方，诸葛亮为什么对这里情有独钟？于是我决定爬到山上去看看。定军山是勉县最高的山，我一爬到山顶，霎时有了一个感觉。我似乎知道诸葛亮为什么有这样的命令了，因为站在定军山上，可以俯瞰整个勉县的情况。北伐的屯田之处、练兵之处、打造军械之处、办公场所，站在山上全都看得非常清楚。诸葛亮为什么要葬在定军山？因为他舍不得自己付出半生心血的北伐事业，希望自己死后，也能注视着后继者把北伐进行下去。这个猜想，并没有任何史料佐证，写成历史论文肯定是通不过的。但从人性的角度，我觉得是个很合理的解释。我们总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葬在定军山的动机，完全符合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有的时候，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光彩，甚至会牺牲一些细节真实性。2019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波希米亚狂想曲》，讲的是英国皇后乐队主唱佛莱迪·摩克瑞的生平。我是皇后乐队的粉丝，所以看得很细。电影里有一个很经典的段落：在Live Aid演唱会前夕，佛莱迪在排练结束后，对其他三个同伴坦诚自己得了艾滋病。但他表示不需要同情，鼓励同伴们说让咱们一起在温布利球场上好好创造一次奇迹，最后绽放一次光芒。
这个桥段非常感人，但它并不符合真实历史。事实上在那次演出期间，佛莱迪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清楚，后来才查出来得了艾滋。编导把这件事挪到了演出之前，戏剧性一下子就强烈起来，观众情感被完全调动。皇后乐队中的两名成员也是这片子的顾问，所以不可能不知道史实如何，但为了艺术效果，牺牲一些真实感也是正常的。
事实上，这些艺术上的改动，往往更加接近更高层次的历史真实。一般我们说起历史真实，有三个层面。最底层的是硬件真实，衣食住行、服饰建筑等等，像汉代背景的小说里，就不能出现玉米、红薯，这些农作物到明代才传入中国；第二个层次是软件真实，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风俗人情、礼法准则等等。比如唐代女性地位，和明清礼教兴盛时的女性地位，是大不相同的。在文艺作品里，作家必须在这两个层次有所追求，方能使作品体现出特有的时代风貌，令读者信服。
但除了这两个层次之外，创作者的意识还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当下潮流作出呼应。如徐兴业先生的《金瓯缺》，它的时代背景是从海上之盟到靖康之耻的北宋末年，讲述了腐朽愚昧的大宋朝廷如何一步步断送中原，为强虏所侵凌的过程。他在书中对于东京汴梁的描写，可谓极尽精致，让人读之感觉亲身回到了那个繁华时代。所以当靖康之耻发生时，汴梁的毁灭就格外令人震撼。徐先生创作这本书时，恰好是抗战期间，所以《金瓯缺》虽是描写徽宗君臣，亦隐隐暗含着对当局抗战无能、神州陆沉的沉痛影射。这种艺术上的虚构与提炼，让古代史事与当代读者之间连起了一条共鸣之线，反而更能令历史本身反射出更为璀璨的光芒。
以史实为纲，以逻辑为线，寻空隙而作，体人心而鸣，发乎细节，观乎时代，则作文之道，庶几近之。（马伯庸）
（马伯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