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6月6日消息（总台央广记者管昕）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各大网络视频平台共上新国产动画片114部，较2019年增加10部。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动画片质量的高低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更为直接。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简称《报告》），《报告》从21部流行动画中梳理出1465处问题，集中于粗俗用语、暴力镜头、危险行为等方面。八成接受调查的家长支持严格把控放映尺度。该如何把住质量关，给孩子们提供更优质的动画片？
动画分级制度是指针对动画作品的不同受众，按年龄段加以区分分级，并对不同级别的动画作品，规定相应的播出范围、播出时段和收看受众的制度。目前，动画已不再是孩子们的“专利”，而是越来越向全年龄段发展。
江苏省消保委近期发布《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经统计，21部动画片共梳理出1465个问题点。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居上说：“一些动画中暴力犯罪元素时常涉及，儿童会有一些危险的模仿行为。有些动画存在一些阴暗的黑化元素，动画的剧情也偏向成人化，强行植入广告的行为也逐渐泛滥。”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动画片中的一些不当内容很容易被孩子接触到，但孩子对这些内容无法作出恰当的分辨。早在2013年，江苏就有小朋友模仿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烤羊肉串的剧情，做“绑架烤羊”游戏，导致同伴大面积烧伤。
居上表示，首先，学校和家庭对于儿童观看动画片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她说：“开放的网络平台，还有家长目前这种‘甩手’的放手教育，它实际上就是把看动画片的选择权利基本上放任给孩子的，这也会造成儿童对于一些不良动画片接触的可能性。”
居上告诉中国之声，部分动画片的制造商和播出商，将动画视为产品，而非作品，重营销而轻创作，将收视率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不良内容侵害未成年人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动画片存在一种泛成人化的现象，有一些是只适合成人看的动画作品，但是我们的未成年人都能够轻易在网络或电视上看到，所以我们认为当下动画分级制度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必要。”
动画片导演陈志宏曾导演过3D版《大闹天宫》、《新愚公移山》等动画片。他说，江苏消保委调查报告中反映出的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如果我国动画片可以开始逐渐实行分级制度，无论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还是对动画创作者而言，都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从观众和家长的角度来说，因为小朋友看到的都是无差别的动画片，家长也没有精力，甚至没有能力去甄别到底这个动画片适不适合小孩。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我们有的时候也觉得挺委屈，因为现在动画片在创作的时候，针对的年龄段非常精准，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学龄前儿童看的片子，高中生或者初中生就会在网上骂，这片子太幼稚、太说教，实际上我们觉得挺委屈。”陈志宏说。
陈志宏认为，动画片分级制度，将会丰富我国动画从业者的创作，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看到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片子。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说：“更加科学地去研究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能接受到什么样的程度，但实际上，我们又缺少一个标准，到底哪个年龄段的人，他能接受到什么样的内容？这不但需要影视工作者、少儿工作者，甚至需要儿童心理工作者参与进来，制定一整套方案。”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李丹林也表示，移动互联时代，对动画片实施分级制度，确实有其必要性，但实施起来，在现实层面面临社会观念、制度建设等多重难题。
李丹林说：“移动互联时代，甚至小朋友自己也可以人手有一个接收终端的情况下，即使有了分级制，如何确保分级制能够很好地被运用，确保小朋友不看到他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涉及具体的镜头、用词、画面的构成，要判断它到底适合哪个年龄段，这确实比较复杂，工作的成熟度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应可以推行的状态。”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王四新教授认为，对互联网平台而言，还存在技术和成本投入的现实考量。“在平台无差别呈现给用户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有一个怎样通过技术手段精准识别未成年人用户的问题。还有一个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用户的问题，要是平台去投，不管是技术方面，还是人力方面，投入都比较大，要考虑怎么解决成本平摊的问题。”
王四新认为，此前由中央网信办牵头，国内53家主要网络直播和视频平台上线的“青少年模式”，就是探索动画分级制度的一次有利契机。他说：“通过青少年模式来实现对于这些不良动画内容的甄别，实现对不同用户的分类保护。虽然也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把平台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归纳出来，让它变成一个有实施冲动、有实施必要的这些规则，非常有必要。”
王四新建议，通过完善青少年模式，给动画片分级制度的实施提供更多的技术基础和制度参考。“打通平台和平台之间青少年模式的这种孤岛状态。青少年模式，怎样把它变成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它的产出和付出不成比例，这些平台就不会去认真落实措施，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把青少年模式变成一种主动去实施的机制。”
（管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