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宗旨，对北大文科进行改革。同时，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借助北大这一文化思想阵地，《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大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成为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高地，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8年10月，北大红楼建成后，陈独秀就搬到文科学长室办公。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每周评论》也随后在这里诞生。创办它的初衷是：《新青年》重在输入学理，不在批评政治，况且又是月刊，出版周期长，纵然能谈时政，也难免错过“热点”，所以《新青年》同人们商议再办一个“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张申府等人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议定创刊《每周评论》。如今，斯人已逝。他们高谈阔论时的座位还在——长方形木桌旁，摆着6把椅子。桌上，青花茶壶旁围着6个盖杯。落地的报刊架上，《时事新报》挂在最上栏。墙壁上的挂钟定格着。
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四开四版，逢周日出版。在创刊词上，陈独秀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这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与现实斗争的结合。
这间办公室也从此增加了编辑部的功能。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讲解员朱宁介绍，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时说，“这个文科学长也相当于学校副校长的角色”，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因此，这个房间也比红楼其他办公室更宽敞。
新理论课堂散发熹微
1918年红楼投入使用时，一层是北大图书馆，二层西面主要是教学区域，西南角的房间是第三十六教室，也是楼内面积最大的教室。1920年，李大钊曾在这间教室为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等马克思理论课程。
如今，教室的讲台上，摆放着一盒满满的白粉笔和黑板擦。前两排桌椅是深棕色的椅子配“箱式”桌子，再往后几排都是普通木椅，一端扶手设计成小桌板造型，方便学生记录笔记。朱宁说：“这间教室最多可以容纳76人。”
1920年，这间教室是最时髦的课堂，“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等热词从这里传播，激昂的讲解不时被热烈的掌声中断，很快又响起更激烈的讨论声。
朱宁说，1920年7月，北大校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从此李大钊兼任北大经济、史学等系教授。他先后为学生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课堂，通过大学讲堂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年8月，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讲师，在此讲授中国小说史。先生学识渊博，分析精辟，教室常常爆满。后来，鲁迅的讲义被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出版。“其中就包括鲁迅在北大授课的讲义。”
心中有信仰
第二阅览室正中，三角木支架在长桌上摆成一排，《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等搭在架子上，散发墨香。墙上有一份通知，写明了三大规则：本室不得哗谈朗诵；本室不准吸烟涕唾；报章阅毕仍置原处，不得任意损坏或携出室外。
100多年前，一位湖南青年曾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勤勤恳恳履行着图书馆助理员的职责，每有新到报刊，他就在本子上仔细记上一笔；每来一位读者，他都要主动起身，细细做好登记。
他是毛泽东。1918年，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从长沙第一次到北京。毛泽东被李大钊引荐来到图书馆工作。史料记载，当时毛泽东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也是在这里，毛泽东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他还读到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欢呼十月革命的著名文章。他积极寻找机会与这些进步人物接触，并积极参加北大学术团体，研究各种“主义”，寻求救国真理。
为何毛泽东没有选择赴法留学？展厅里有一封1920年他写给周世钊的信给出答案，“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毛泽东后来曾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宗旨，对北大文科进行改革。同时，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借助北大这一文化思想阵地，《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大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成为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高地，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8年10月，北大红楼建成后，陈独秀就搬到文科学长室办公。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每周评论》也随后在这里诞生。创办它的初衷是：《新青年》重在输入学理，不在批评政治，况且又是月刊，出版周期长，纵然能谈时政，也难免错过“热点”，所以《新青年》同人们商议再办一个“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张申府等人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议定创刊《每周评论》。如今，斯人已逝。他们高谈阔论时的座位还在——长方形木桌旁，摆着6把椅子。桌上，青花茶壶旁围着6个盖杯。落地的报刊架上，《时事新报》挂在最上栏。墙壁上的挂钟定格着。
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四开四版，逢周日出版。在创刊词上，陈独秀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这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与现实斗争的结合。
这间办公室也从此增加了编辑部的功能。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讲解员朱宁介绍，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时说，“这个文科学长也相当于学校副校长的角色”，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因此，这个房间也比红楼其他办公室更宽敞。
新理论课堂散发熹微
1918年红楼投入使用时，一层是北大图书馆，二层西面主要是教学区域，西南角的房间是第三十六教室，也是楼内面积最大的教室。1920年，李大钊曾在这间教室为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等马克思理论课程。
如今，教室的讲台上，摆放着一盒满满的白粉笔和黑板擦。前两排桌椅是深棕色的椅子配“箱式”桌子，再往后几排都是普通木椅，一端扶手设计成小桌板造型，方便学生记录笔记。朱宁说：“这间教室最多可以容纳76人。”
1920年，这间教室是最时髦的课堂，“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等热词从这里传播，激昂的讲解不时被热烈的掌声中断，很快又响起更激烈的讨论声。
朱宁说，1920年7月，北大校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从此李大钊兼任北大经济、史学等系教授。他先后为学生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课堂，通过大学讲堂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年8月，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讲师，在此讲授中国小说史。先生学识渊博，分析精辟，教室常常爆满。后来，鲁迅的讲义被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出版。“其中就包括鲁迅在北大授课的讲义。”
心中有信仰
第二阅览室正中，三角木支架在长桌上摆成一排，《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等搭在架子上，散发墨香。墙上有一份通知，写明了三大规则：本室不得哗谈朗诵；本室不准吸烟涕唾；报章阅毕仍置原处，不得任意损坏或携出室外。
100多年前，一位湖南青年曾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勤勤恳恳履行着图书馆助理员的职责，每有新到报刊，他就在本子上仔细记上一笔；每来一位读者，他都要主动起身，细细做好登记。
他是毛泽东。1918年，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从长沙第一次到北京。毛泽东被李大钊引荐来到图书馆工作。史料记载，当时毛泽东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也是在这里，毛泽东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他还读到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欢呼十月革命的著名文章。他积极寻找机会与这些进步人物接触，并积极参加北大学术团体，研究各种“主义”，寻求救国真理。
为何毛泽东没有选择赴法留学？展厅里有一封1920年他写给周世钊的信给出答案，“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毛泽东后来曾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牛伟坤 李祺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