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觉醒年代》到《革命者》

青春气质与诗意表达

◎赵晖

优秀的主旋律影视作品通常具有深刻的社会反思意义和历史价值，其艺术作品中所折透的人性光芒足以照亮历史和社会深处的暗淡，给人以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励精图治的信念坚守。从这个角度看，张永新导演的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管虎监制徐展雄导演的电影《革命者》等影视作品，都是新主流影视的代表之作。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物为代表，展示了轰轰烈烈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大图景。电影《革命者》则以李大钊先生为核心，讲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寻求革命之路过程中引领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仁人志士、社会各阶层群众投身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

这两部片子的创作者似乎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都以发轫于北大的新文化运动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故事背景，以诗意化的影像讲述了中国共产主义先辈们寻求救亡图存的革命之路。《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在《革命者》的首映礼上给予此片较高评价：“我是目不转睛看完了电影，因为拍《觉醒年代》，我对李大钊先生有所了解。我要感谢《革命者》剧组，讲述了我们剧中没讲到的细节，例如那架钢琴和那个标着001号的绞刑架，据说大钊先生绞刑过程有30分钟，我看到那里心痛无以言表，恍惚看到不堪回首的时刻。”

应该说，觉醒是思想涅槃的瞬间状态，文化的觉醒是不受时代限制的，任何时代都有先知先觉的前行者，这种时代性的觉醒必然是建立在对历史真相与对社会现实超凡的判断之上的，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是一个时代文化的觉醒者和社会的革命者。这些革命往往伴随着反抗与斗争，同时也需要敢于打破旧制度、旧习俗、旧体制的勇气，这些先辈是时代得以进步的温度计。鲁迅先生在谈到李大钊的重要贡献时，指出“他的遗文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作为革命者，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南一北，遥相辉映，构成了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壮美与崇高的青春篇章。

影视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新主流影视创作的表达也不例外。青年导演徐展雄在谈到《革命者》创作时讲道，这部影片大胆采用不一样的呈现手法和叙事方式，希望能够让观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通过生动和立体的人物形象，观众可以更加真切地感知李大钊的伟大理想，获得情感上的共鸣。”作为李大钊的传记片，电影《革命者》有着别具一格的叙事特点。

该片以李大钊行刑前38小时为故事叙事的时间范畴，采用非线性叙事手法，从1912年-1927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选取了几个历史高光瞬间：比如，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1925年“五卅”大罢工、1926年“三一八”惨案、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入狱、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等事件，这些事件的亲历者包括张学良、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段祺瑞、赵纫兰等历史人物，还包括诸如阿晨、庆子等虚构的社会小人物。他们虽然阶级不同、政见不同、立场不同，但是，他们都与李大钊进行了深入灵魂的跨时空对话。影片从他们不同的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还原了李大钊作为革命者有血有肉的形象。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可以看作是近些年主流电影偏爱的“穿糖葫芦”叙事结构的新拓展，它实现了其在叙事方法上的另一种创新表达。

导演运用非线性蒙太奇叙事方式，实现了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对李大钊这一革命者的现代解读。在张学良眼中，李大钊是有着赤子之心的爱国者，他对街头少年阿晨的爱，他对租界洋人的恨，他的仁爱之心铸就了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坚实基础；在蒋介石眼中，李大钊是危险分子，他是孙中山的座上宾，是敢说“你输了”的竞争对手，是促成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在陈独秀眼中，李大钊是精神上的挚友，是情感上的真兄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是共同开创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同盟者；在毛泽东眼中，李大钊是伯乐，是革命的领路人；在庆子这些小人物眼中，他如神一般的存在，他与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打成一片，他的威信与他的政治理念来自人民；在妻子赵纫兰眼中，他是值得用一生追随的崇拜者，他是爱家爱孩子的好父亲。与其说电影《革命者》是李大钊先生的传记电影，不如说，这部影片是李大钊的朋友、盟友乃至敌人追忆李大钊的青春成长史。

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创作不仅表现在对叙事方式的探索，还表现在对叙事影像上的精益求精。在电影《革命者》中，导演通过运用光影、道具、场面调度等不同手法，表现革命先行者崇高的精神世界。比如，监狱中的李大钊先生的轮廓光，既照亮了黑暗，也表征着文化觉醒者的思想光芒，实现了“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的审美意境。

当李大钊在狱中被折磨22天之后，得知革命志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不幸遇难，虽从不惧怕牺牲，但是面对年轻生命的凋谢，他嘶声痛哭。他拒绝了法医庆子的建议，向死而生，要用自己的死去唤醒沉睡的苟活者。他在黑暗中伸向远方的手，仿佛是一种思想的引领。这种诗意的造型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也比比皆是。主流影视作品中对诗意影像语言的运用仿佛是在向俄国蒙太奇大师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和普多夫金的《母亲》致敬，以诗化的影像歌颂时代洪流巨变中的文化觉醒者与社会革命者。

另外，主流影视作品的成功还有赖于与商业叙事的巧妙结合。新主流影视创作中主动融入了“热血青春”和“燃情CP”等商业片热门概念，这种主流叙事主动寻求商业表达的方式，并没有降低该类作品的艺术品格，反而成功地赢得了年轻受众的喜欢。

新主流影视剧中的“热血青春”不是甜宠剧霸道总裁的莽撞，也不是青春偶像剧少年的恣意胆大，主流叙事支配下的热血青春是生命哲学上的激情呈现，是“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的家国情怀，是“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青春理想状态。这种商业元素的使用，超越了影视作品对流量明星的颜值消费，它是真正精神层面上的角色灵魂对话，是创作者对真善美生活的虔诚解读，是戏剧人物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同频共振。比如，李大钊被处以绞刑的镜头，飞鸟、锁链等空镜配以声响、音乐，构成了视听美学的空寂之美，是对死亡的复杂阐释——这个只有26秒的片段在抖音上的点赞达到150万。

新主流影视作品唯有创新才有出路，主流价值支配下的燃情叙事革新了主流话语的语态，实现了该类影视作品在年轻人中的破圈传播，以真正的主流影视强劲力量赢得了社会与市场的双重肯定。

（赵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