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中，几位医生个性鲜明，朱亚文塑造的广东援鄂医疗队成员陶峻就是个“骄傲”的医生，陶峻的原型是钟南山院士团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核心成员之一桑岭。朱亚文说，原型人物性格也比较张扬，很多人形容他的性格更像是外科医生。所以，他在表演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突出他身上的骄傲感”。

“刀子嘴，豆腐心”从骄傲到无力

朱亚文饰演的陶峻起初来到武汉的时候非常乐观，他甚至有决心要在两周之内与大家一起战胜疫情，但现实的残酷让他受到打击，朱亚文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自己从学术到整个内在生命的一个翻新的过程。他后来变得柔软，变得更加乐于牺牲。”

在朱亚文看来，陶峻的骄傲不是目中无人的自大，是对自己专业水平的自信，而且还有点“刀子嘴，豆腐心”，“比如他和千玺饰演的住院医生杨小羊之间的关系，在ICU停电之后，他甚至是带着威胁的口吻对小羊说，‘从明天开始你离开ICU，这样对所有人都好’，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伤到了这个孩子的自尊，但其实更多的也是想保护他。在看到小羊的努力后，他又会逐步接纳他、帮助他。他不是一个善于真情流露的人，但是他做的所有一切都是出于保护和爱。”

朱亚文扮演的陶峻在众多医生中很“抢眼”，因为他讲着广东普通话，形体上有些“垮”，不像其他医生那么严谨，而且，他敢和院长叫板，一来武汉，就和张涵予扮演的张院长产生正面冲突，那是在第一次关于死亡病例的学术讨论会上，对于是否插管，医生们产生了分歧。朱亚文说：“看似是一场冲突，其实是一个军令状，我把那场戏视为军令状。因为我觉得在影片中需要有一个人冲破阴霾，但是你不能直接用台词说我愿意立这个军令状，所以我们当时和导演商量，就选择了一个稍微火爆一点的冲突。”

张院长告诉陶峻自己有渐冻症的那场戏，朱亚文说对他有强烈的刺痛感，“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骄傲在这一刻开始变形了。加上陶峻一直精心护理的一个病人离世给了他很大打击。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把自责全归结到自己身上，那种无力感，那种倾尽一切去付出的献身精神，在这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冲。”

导演说要么不拍拍就不能让人骂

朱亚文在片中有很多场手术戏，为此他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他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脑袋三个大，“我入组第一天拍的就是ECMO（人工肺呼吸机）这个戏，感谢现场有很多曾经援鄂医疗队的医生，手把手地给我们进行辅导。”

《中国医生》中的医疗戏被评价为非常真实，朱亚文认为这要感谢导演组的充分准备：“导演很早以前就说要么不拍，拍就不能让人骂。开机之前，刘伟强导演已经前期进入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关于拍摄手法，以及形式表达、团队训练，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

演员进组后，刘伟强还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试拍，“这个试拍并不是说在操练自己手下团队的技能，带动的是整体创作的向心力，把当时抗疫的那个时空还原出来，而你还不能被这个时空的那种肃穆、压迫感给吃掉，你还要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创作缝隙，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空间里面认真、严肃，又能游刃有余地进行工作。他就是把所有的难字都写在最前面，他面对我们的时候永远是开朗的、欢笑的，然后回去自己就睡不着觉了。比如，他晚上八点钟睡觉，凌晨三点钟就起来做功课了，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最大的感受是心疼医护工作者

拍了《中国医生》后，朱亚文说他发自内心地爱上了医护工作者，“听他们分享抗疫故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袒露出有多么骄傲和自豪，他们特别平淡，是一种面对疫情之后，靠着自己靠着群体重新站立起来，依然在传播着信心和爱的方式，这个让我很暖心。所以在与他们共事和塑造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特别帅。”

朱亚文的母亲是护校老师，教学35年，向医疗岗位上输送了几万名护士。这一次抗疫，也有母亲的学生冲在一线，疫情暴发的时候，她就很难受，说这些护士很不容易。这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心疼，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演员都是一样的，空下来的时候就会跟医生护士聊天，我相信大家是需要倾诉、需要交流的，他们所表达的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戏中特别需要的一些感受。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是被保护的人，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依然是一个受益者，所以整体下来就是感谢、心疼。”

对于主创来说，穿防护服是一大痛苦，朱亚文也坦承他第一次穿时像进了炼狱一般，“人是处于轻度缺氧的状态，脑子经常跟不上。那时着装有六七个小时吧，但也就是一两天是这样的状态，可医护人员那段时间是两个多月，甚至三个多月，他们每天都是那样。所以，每次采访的时候，我挺不愿意谈到说，作为演员，你演这个戏辛不辛苦这个事，我觉得挺丢脸的。演员就是通过演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某一个行业、某一群人，这是你职业的责任，没什么可多说的。”

文/本报记者肖扬

（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