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精神与信仰力量:新主流职业电影的价值内核

《中国医生》的导演刘伟强,以传统的港片“港味”和香港精神打底,结合当代主流电影的价值诉求,架构了本片。《中国医生》的导演刘伟强,以传统的港片“港味”和香港精神打底,结合当代主流电影的价值诉求,架构了本片。

职业精神与信仰力量:新主流职业电影的价值内核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21-07-16 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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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职业精神与信仰力量:新主流职业电影的价值内核

时隔一年多,《中国医生》带领观众回顾了新冠肺炎疫情暴风眼下的武汉日日夜夜,展现了冲在战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战斗、生活细节,以及各行各业每一位普通人发出的点点星光,讲述了一个勠力同心战疫的感人故事。

《中国医生》的导演刘伟强,以传统的港片“港味”和香港精神打底,结合当代主流电影的价值诉求,架构了本片。香港电影中的港味,其重要的两条即契约精神和职业精神。片中有句台词,大意是穿上这身衣服(白大褂),就要承担这样的使命,而类似的台词曾多次出现在经典的港片中。如杜琪峰执导的《PTU》中,也有类似的台词,“穿上这件衣服,就是自己人”。它们都强调了某一工作行当的职业共同体观念和职业精神,这是《中国医生》的叙事起点,也是《中国机长》等电影的起点,专业的职业技能、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体现了现代人的职业能力和职业操守。中国医务工作者在疫情来临时,所体现的高度敬业的职业精神,亦是战疫的千千万万的各行各业工作者的缩影和代表,而影片中的快递员金仔则构成了这种职业精神的复调。

除了职业精神,《中国医生》还融合了信仰。片中,金银潭医院院长张竞予胸前一直挂着的党徽是信仰的典型标志,即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战疫中的精神感召力,如现实生活中张文宏医生的名言“共产党员先上”,这信仰就是疫情和困难来临时,对共产党员的集结令。因此,职业精神和信仰构成了以《中国医生》《中国机长》为代表的中国新主流职业电影的基本价值观。

疫情肆虐期间的武汉,发生了太多感人肺腑的故事,诞生了太多的平凡英雄。同时,亲人的逝去也成为患者家庭难以磨灭的痛苦。武汉的牺牲,为全国抗疫的总体战和阻击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全国人民感谢武汉,世界人民感谢武汉。毋庸置疑,是片中所点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得武汉人民做出了牺牲奉献的伟大举动。

《中国医生》则选取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光辉个体,试图拼凑出武汉人民乃至中国人民的精神图谱,如得了渐冻症仍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张竞予、冒着生命危险为所需之人送快递的金仔、父亲感染了新冠肺炎却不能回家的护士、内心柔软却办事雷厉风行的文医生、在疫情中成长的年轻医生杨小羊、父母双双离世的小女孩,以及援鄂医务工作者代表陶峻和留下遗书的吴晨光……可以说,《中国医生》基本反映出疫情期间,武汉乃至全国人民的伟大、坚毅、勇敢与伤痛。

同时,《中国医生》作为一部反映大时代、大事件的主流电影,其创作的得失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即生活、现实远比戏剧内容丰富的时候,是否还需要通过人为的戏剧性来结构电影?比如技术高超、脾气火爆的陶峻一开始对金银潭这个“小医院”的轻视,以及与张竞予发生的冲突等等,这些或许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但比起那些更为重要的全民记忆来说,显得不值一哂。当大喜大悲远超过个体的承受能力,构成全民的集体记忆时,这种小戏剧冲突俨然有些跑题。

此外,父亲感染新冠肺炎的护士被训斥的场景,或许可以通过更为巧妙的方式来表现,而不需要通过他人居高临下地来训斥她觉悟不够,毕竟,无论少数的医护工作者,在工作中是否有过负面情绪,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们仍然坚守在岗位上,战斗到了最后,他(她)们就是最可爱的白衣天使。

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影片《生活多美好》是一部典型的讲述美国梦的影片,耐人寻味的是,这部影片里除了一个地产大鳄是坏人外,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是好人。同理可见,对于《中国医生》这样一部描绘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电影来说,新冠肺炎才是唯一的“坏人”,所有与之战斗的平凡人都是好的。而在描绘普通人的好时,笔触似乎可以,也应该更讲究些,平凡人的丰功伟绩足够伟大,不需要任何反衬的手法,不需要刻意添加平凡人的弱点来作衬托和点缀。

在人物塑造上,片中对张竞予的人物塑造相较而言要比文婷弱一些,比如医院停电、防护服短缺这些剧情阻力,张竞予是通过发怒和下死命令来解决的,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却不是有效的管理措施。大家共同的感觉是,疫情期间,武汉的困难是巨大而又实在的,不是某个个体造成的,而是短期内难以到位的大量床位、医务用品、生活用品与激增的海量需求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情绪化表达所能解决,而是在党中央的有力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帮助武汉人民挺过来的。

相比之下,文婷面临的剧情阻力就残酷又真实得多,面对孕妇丈夫的发怒,文婷的回复“无情”、无奈、却又高效,面对快递大爷的去世,文婷的无力、伤心,再次面对孕妇时的医者仁心都让人如其所是地感同身受。

《中国医生》只是一次书写的开端,中国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再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它值得我们一次次叩问、回顾、发掘并连缀成篇。

时隔一年多,《中国医生》带领观众回顾了新冠肺炎疫情暴风眼下的武汉日日夜夜,展现了冲在战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战斗、生活细节,以及各行各业每一位普通人发出的点点星光,讲述了一个勠力同心战疫的感人故事。

《中国医生》的导演刘伟强,以传统的港片“港味”和香港精神打底,结合当代主流电影的价值诉求,架构了本片。香港电影中的港味,其重要的两条即契约精神和职业精神。片中有句台词,大意是穿上这身衣服(白大褂),就要承担这样的使命,而类似的台词曾多次出现在经典的港片中。如杜琪峰执导的《PTU》中,也有类似的台词,“穿上这件衣服,就是自己人”。它们都强调了某一工作行当的职业共同体观念和职业精神,这是《中国医生》的叙事起点,也是《中国机长》等电影的起点,专业的职业技能、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体现了现代人的职业能力和职业操守。中国医务工作者在疫情来临时,所体现的高度敬业的职业精神,亦是战疫的千千万万的各行各业工作者的缩影和代表,而影片中的快递员金仔则构成了这种职业精神的复调。

除了职业精神,《中国医生》还融合了信仰。片中,金银潭医院院长张竞予胸前一直挂着的党徽是信仰的典型标志,即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战疫中的精神感召力,如现实生活中张文宏医生的名言“共产党员先上”,这信仰就是疫情和困难来临时,对共产党员的集结令。因此,职业精神和信仰构成了以《中国医生》《中国机长》为代表的中国新主流职业电影的基本价值观。

疫情肆虐期间的武汉,发生了太多感人肺腑的故事,诞生了太多的平凡英雄。同时,亲人的逝去也成为患者家庭难以磨灭的痛苦。武汉的牺牲,为全国抗疫的总体战和阻击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全国人民感谢武汉,世界人民感谢武汉。毋庸置疑,是片中所点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得武汉人民做出了牺牲奉献的伟大举动。

《中国医生》则选取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光辉个体,试图拼凑出武汉人民乃至中国人民的精神图谱,如得了渐冻症仍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张竞予、冒着生命危险为所需之人送快递的金仔、父亲感染了新冠肺炎却不能回家的护士、内心柔软却办事雷厉风行的文医生、在疫情中成长的年轻医生杨小羊、父母双双离世的小女孩,以及援鄂医务工作者代表陶峻和留下遗书的吴晨光……可以说,《中国医生》基本反映出疫情期间,武汉乃至全国人民的伟大、坚毅、勇敢与伤痛。

同时,《中国医生》作为一部反映大时代、大事件的主流电影,其创作的得失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即生活、现实远比戏剧内容丰富的时候,是否还需要通过人为的戏剧性来结构电影?比如技术高超、脾气火爆的陶峻一开始对金银潭这个“小医院”的轻视,以及与张竞予发生的冲突等等,这些或许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但比起那些更为重要的全民记忆来说,显得不值一哂。当大喜大悲远超过个体的承受能力,构成全民的集体记忆时,这种小戏剧冲突俨然有些跑题。

此外,父亲感染新冠肺炎的护士被训斥的场景,或许可以通过更为巧妙的方式来表现,而不需要通过他人居高临下地来训斥她觉悟不够,毕竟,无论少数的医护工作者,在工作中是否有过负面情绪,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们仍然坚守在岗位上,战斗到了最后,他(她)们就是最可爱的白衣天使。

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影片《生活多美好》是一部典型的讲述美国梦的影片,耐人寻味的是,这部影片里除了一个地产大鳄是坏人外,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是好人。同理可见,对于《中国医生》这样一部描绘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电影来说,新冠肺炎才是唯一的“坏人”,所有与之战斗的平凡人都是好的。而在描绘普通人的好时,笔触似乎可以,也应该更讲究些,平凡人的丰功伟绩足够伟大,不需要任何反衬的手法,不需要刻意添加平凡人的弱点来作衬托和点缀。

在人物塑造上,片中对张竞予的人物塑造相较而言要比文婷弱一些,比如医院停电、防护服短缺这些剧情阻力,张竞予是通过发怒和下死命令来解决的,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却不是有效的管理措施。大家共同的感觉是,疫情期间,武汉的困难是巨大而又实在的,不是某个个体造成的,而是短期内难以到位的大量床位、医务用品、生活用品与激增的海量需求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情绪化表达所能解决,而是在党中央的有力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帮助武汉人民挺过来的。

相比之下,文婷面临的剧情阻力就残酷又真实得多,面对孕妇丈夫的发怒,文婷的回复“无情”、无奈、却又高效,面对快递大爷的去世,文婷的无力、伤心,再次面对孕妇时的医者仁心都让人如其所是地感同身受。

《中国医生》只是一次书写的开端,中国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再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它值得我们一次次叩问、回顾、发掘并连缀成篇。

(张成)

【责任编辑:徐子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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