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瓷话”唐五代:南青北白双雄并立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重新开放,无疑是陶瓷爱好者的盛事。生产于今河北邢台一带的邢窑白瓷,屡屡出土于唐代的政治核心区长安、洛阳一带。生产于今河北邢台一带的邢窑白瓷,屡屡出土于唐代的政治核心区长安、洛阳一带。

“人间瓷话”唐五代:南青北白双雄并立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21-07-16 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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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人间瓷话”唐五代:南青北白双雄并立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重新开放,无疑是陶瓷爱好者的盛事。故宫博物院的陶瓷收藏承自清宫,流传有序,品类既丰且精,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国陶瓷收藏之一。而此次陶瓷馆从文华殿迁至武英殿之后,展品从原来的400件扩展至1000件,数倍于常规展览所用的展品数量,规模堪称盛大,足以串起中国陶瓷史的起承转合。北青艺评已经介绍了展厅中隋以前的展品,本篇将着重介绍唐五代陶瓷精品。

邢不如越

陆羽在《茶经》里的话,可能是品评唐代陶瓷中最著名也最详细的一段:“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喝茶哪有如此讲究,但偏是讲究,才由物质引发了意趣,由意趣孵化了文化,又由文化产生了认同。寥寥数语,无心插柳,茶圣为我们带出了唐人心目中的陶瓷产业格局:南青北白,双雄并立。从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大抵如此,但个中细节,又自有曲折。

越窑、邢窑,分别是“南青”和“北白”的代表。窑以州名,可能与州府地区是重要的集散地有关。窑场的实际位置要靠近原料、燃料,通常较为偏僻。据现有研究成果,唐代越窑最重要的产地在今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沿湖窑址密布,至晚唐五代至于极盛,生产规模很大。也是在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研制生产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深为时人所珍,唐、吴越、辽、宋等朝帝王对秘色瓷的使用,均有迹可循。有诗盛赞“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可见越瓷“如冰似玉”之说乃有共识,而秘色为此中极品。

据清华大学尚刚教授考证,“秘”为“宫廷”之意,“色”为“类别”,秘色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皇帝的瓷器。从文献来看,秘色瓷的使用可能确实受到了皇家的管控。从考古发现来看,生产秘色瓷所用的匣钵都比一般瓷器的胎质好,且皆为一次性适用,比生产一般瓷器要浪费得多,可能也体现出了追求精品以服务宫廷的不惜工本。如今来看,秘色瓷出现的一个重要意义,或许是确定了青瓷的审美标准:原来青瓷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邢不输越

越瓷虽冠绝一时,但却并非“南青”唯一的代表。按照陆羽的说法,南方至少还有婺州、岳州、洪州、寿州等地生产的青瓷名噪一时。“第一名”流量太大,后几名只好被迫低调,平素展览中难得一见。实际上,诸窑场皆积淀深厚,各有所长。如核心窑场湖南湘阴的岳州窑,很有可能就是前文(《北京青年报》6月25日B8版)提到的南北朝时期青瓷莲花尊的生产地点。

在唐代,岳州窑(湘阴窑)与长沙窑(铜官窑或石渚窑)的生产地点连成一片,人大李梅田教授经比较两地产品,认为二者可纳入统一的“岳州窑”系统。而长沙窑的彩绘青瓷别出机杼,比越窑瓷器更早称霸世界陶瓷市场。洪州窑是最早使用匣钵进行生产的窑场,而匣钵的使用对于瓷器釉面品质和成品率的提升意义重大。寿州窑以釉色泛黄著称,虽不入陆羽的眼,但彼时已形成了自身特色,只不过消费品位的培养尚待时日。

陆羽为解释邢越排名大费笔墨,或许正是因为北方白瓷风头正健。陆羽将“类银似雪”的邢瓷排于“冰清玉洁”的越瓷之后,可能既有吐槽,也蕴含着价值观的表达。《礼记》载,孔子曾说过,“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玉在人们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君子品德的象征。越瓷既然能显露出玉的品质,那当然比庸俗的“银”高明一筹。不过,恐怕只有像陆羽这样较真的读书人,才非要从“德性”的角度给不同釉色的瓷器分出个高下来。

生产于今河北邢台一带的邢窑白瓷,屡屡出土于唐代的政治核心区长安、洛阳一带。远距离的运输和特殊的消费地点,本身就证明邢瓷受到的追捧并不输于越瓷。邢瓷底款频频出现的“盈”字款,据考证,是指皇帝的私库“百宝大盈库”,这更坐实了邢瓷的地位。

北白与三彩

说起“北白”,邢瓷总给人以“独尊”之感。至陆羽故去之后,晚唐时期,邢窑衰落,定窑崛起,二者接棒时段,“邢定”难分。定窑在最早的生产阶段泯于众人,至晚唐五代时期突然兴盛,或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势相关。陶瓷专家孟繁峰先生据碑刻资料和定窑生产情况分析认为,晚唐时期,定窑很可能是藩镇义武军官窑。义武军节度使又称易定节度使,一些定瓷底款有“易定”二字,可能与此有关。定窑于晚唐不过初露峥嵘,其真正的绽放还是要留待于五代宋金时期。

晚唐定窑或可视为邢窑的衣钵传承者,“北白”另有一处代表,是巩义窑。巩义白瓷品质颇高,当时便畅销海外,著名沉船“黑石号”中便有精品出土,但是于今却名声不显,大概是因为它还有更著名的产品——唐三彩。中国瓷器产生之后,陶器传统并未中断,新出现的低温铅釉陶器持续生产,自成一路,至唐三彩产生,光彩耀世。

三彩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产品,通常是面目狰狞的镇墓神兽、武士,而且由于釉中含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被视为无法实用的墓葬专用品。其实,铅所导致的慢性中毒之说,来自于近代医学。古语“洗尽铅华”,“铅华”便是古代妇女化妆所用的铅粉,铅粉中的一类也含铅。倘若铅的毒性广为人知,女生即便爱美,也不至于不惜性命。从巩义窑的发掘情况来看,三彩日常用品也大量出土,表明它亦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陶瓷的春天

“南青北白”,是《茶经》留给我们的固有印象。但至晚唐五代,南北瓷业互鉴,“南白北青”亦各有成就。谈及“北青”,《茶经》本身便留下了破局的线索——“鼎州窑”。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根据古地名判断,鼎州窑即是指唐宋时期大名鼎鼎的黄堡-耀州窑。黄堡-耀州窑地处陕西铜川,距离长安较近,其产品深受越瓷影响,几可乱真。至五代,耀州窑青出于蓝,更生产出天青釉瓷,开风气之先,以至于不少研究者认为五代耀州窑就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柴窑”。当然,“柴窑”如今仍是悬案,但黄堡-耀州窑对后来汝窑的重大影响,却有公论。

北方白瓷的流行,让南方诸多陶瓷原料丰富的地区蠢蠢欲动。传统青瓷产区囿于生产传统,不便改弦更张,安徽繁昌、江西景德镇趁此机遇,顺势先后崛起。南方白瓷,以白中泛青著称,故而更常见的名称是“青白瓷”。晚唐五代时期的青白瓷尚难与北方白瓷比肩,不过此时的初绽为两宋时的扬名天下奠基。

政治史和文学史的分期,通常把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中晚唐时期,大唐颇郁郁不得志,内有宦官,外有藩镇,朝臣党争,百病缠身。李商隐诗歌中婉转沉郁,或早已主导了人们心中的中晚唐印象。然若从陶瓷史观察,此时真乃陶瓷生产的明媚春天,南北陶瓷生产皆盛,且彼此交流频繁,相互效仿。如此鲜明对比,耐人寻味。

某种可能的解释是:地方割据势力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而采取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进而客观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越窑的兴盛最为典型。吴越钱氏安居一隅,远离中原纷争,利用临海地利,扬帆海外,偷偷发财。吴越统治期间,越瓷盛行于海上丝路沿线,产品远达西亚、东非,所向披靡。爪哇海域出水的“井里汶沉船”,出水越瓷近三十万件。越瓷的出口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彼之砒霜,此之蜜糖。换一个视角审视历史,有时竟如此不同。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重新开放,无疑是陶瓷爱好者的盛事。故宫博物院的陶瓷收藏承自清宫,流传有序,品类既丰且精,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国陶瓷收藏之一。而此次陶瓷馆从文华殿迁至武英殿之后,展品从原来的400件扩展至1000件,数倍于常规展览所用的展品数量,规模堪称盛大,足以串起中国陶瓷史的起承转合。北青艺评已经介绍了展厅中隋以前的展品,本篇将着重介绍唐五代陶瓷精品。

邢不如越

陆羽在《茶经》里的话,可能是品评唐代陶瓷中最著名也最详细的一段:“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喝茶哪有如此讲究,但偏是讲究,才由物质引发了意趣,由意趣孵化了文化,又由文化产生了认同。寥寥数语,无心插柳,茶圣为我们带出了唐人心目中的陶瓷产业格局:南青北白,双雄并立。从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大抵如此,但个中细节,又自有曲折。

越窑、邢窑,分别是“南青”和“北白”的代表。窑以州名,可能与州府地区是重要的集散地有关。窑场的实际位置要靠近原料、燃料,通常较为偏僻。据现有研究成果,唐代越窑最重要的产地在今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沿湖窑址密布,至晚唐五代至于极盛,生产规模很大。也是在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研制生产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深为时人所珍,唐、吴越、辽、宋等朝帝王对秘色瓷的使用,均有迹可循。有诗盛赞“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可见越瓷“如冰似玉”之说乃有共识,而秘色为此中极品。

据清华大学尚刚教授考证,“秘”为“宫廷”之意,“色”为“类别”,秘色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皇帝的瓷器。从文献来看,秘色瓷的使用可能确实受到了皇家的管控。从考古发现来看,生产秘色瓷所用的匣钵都比一般瓷器的胎质好,且皆为一次性适用,比生产一般瓷器要浪费得多,可能也体现出了追求精品以服务宫廷的不惜工本。如今来看,秘色瓷出现的一个重要意义,或许是确定了青瓷的审美标准:原来青瓷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邢不输越

越瓷虽冠绝一时,但却并非“南青”唯一的代表。按照陆羽的说法,南方至少还有婺州、岳州、洪州、寿州等地生产的青瓷名噪一时。“第一名”流量太大,后几名只好被迫低调,平素展览中难得一见。实际上,诸窑场皆积淀深厚,各有所长。如核心窑场湖南湘阴的岳州窑,很有可能就是前文(《北京青年报》6月25日B8版)提到的南北朝时期青瓷莲花尊的生产地点。

在唐代,岳州窑(湘阴窑)与长沙窑(铜官窑或石渚窑)的生产地点连成一片,人大李梅田教授经比较两地产品,认为二者可纳入统一的“岳州窑”系统。而长沙窑的彩绘青瓷别出机杼,比越窑瓷器更早称霸世界陶瓷市场。洪州窑是最早使用匣钵进行生产的窑场,而匣钵的使用对于瓷器釉面品质和成品率的提升意义重大。寿州窑以釉色泛黄著称,虽不入陆羽的眼,但彼时已形成了自身特色,只不过消费品位的培养尚待时日。

陆羽为解释邢越排名大费笔墨,或许正是因为北方白瓷风头正健。陆羽将“类银似雪”的邢瓷排于“冰清玉洁”的越瓷之后,可能既有吐槽,也蕴含着价值观的表达。《礼记》载,孔子曾说过,“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玉在人们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君子品德的象征。越瓷既然能显露出玉的品质,那当然比庸俗的“银”高明一筹。不过,恐怕只有像陆羽这样较真的读书人,才非要从“德性”的角度给不同釉色的瓷器分出个高下来。

生产于今河北邢台一带的邢窑白瓷,屡屡出土于唐代的政治核心区长安、洛阳一带。远距离的运输和特殊的消费地点,本身就证明邢瓷受到的追捧并不输于越瓷。邢瓷底款频频出现的“盈”字款,据考证,是指皇帝的私库“百宝大盈库”,这更坐实了邢瓷的地位。

北白与三彩

说起“北白”,邢瓷总给人以“独尊”之感。至陆羽故去之后,晚唐时期,邢窑衰落,定窑崛起,二者接棒时段,“邢定”难分。定窑在最早的生产阶段泯于众人,至晚唐五代时期突然兴盛,或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势相关。陶瓷专家孟繁峰先生据碑刻资料和定窑生产情况分析认为,晚唐时期,定窑很可能是藩镇义武军官窑。义武军节度使又称易定节度使,一些定瓷底款有“易定”二字,可能与此有关。定窑于晚唐不过初露峥嵘,其真正的绽放还是要留待于五代宋金时期。

晚唐定窑或可视为邢窑的衣钵传承者,“北白”另有一处代表,是巩义窑。巩义白瓷品质颇高,当时便畅销海外,著名沉船“黑石号”中便有精品出土,但是于今却名声不显,大概是因为它还有更著名的产品——唐三彩。中国瓷器产生之后,陶器传统并未中断,新出现的低温铅釉陶器持续生产,自成一路,至唐三彩产生,光彩耀世。

三彩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产品,通常是面目狰狞的镇墓神兽、武士,而且由于釉中含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被视为无法实用的墓葬专用品。其实,铅所导致的慢性中毒之说,来自于近代医学。古语“洗尽铅华”,“铅华”便是古代妇女化妆所用的铅粉,铅粉中的一类也含铅。倘若铅的毒性广为人知,女生即便爱美,也不至于不惜性命。从巩义窑的发掘情况来看,三彩日常用品也大量出土,表明它亦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陶瓷的春天

“南青北白”,是《茶经》留给我们的固有印象。但至晚唐五代,南北瓷业互鉴,“南白北青”亦各有成就。谈及“北青”,《茶经》本身便留下了破局的线索——“鼎州窑”。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根据古地名判断,鼎州窑即是指唐宋时期大名鼎鼎的黄堡-耀州窑。黄堡-耀州窑地处陕西铜川,距离长安较近,其产品深受越瓷影响,几可乱真。至五代,耀州窑青出于蓝,更生产出天青釉瓷,开风气之先,以至于不少研究者认为五代耀州窑就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柴窑”。当然,“柴窑”如今仍是悬案,但黄堡-耀州窑对后来汝窑的重大影响,却有公论。

北方白瓷的流行,让南方诸多陶瓷原料丰富的地区蠢蠢欲动。传统青瓷产区囿于生产传统,不便改弦更张,安徽繁昌、江西景德镇趁此机遇,顺势先后崛起。南方白瓷,以白中泛青著称,故而更常见的名称是“青白瓷”。晚唐五代时期的青白瓷尚难与北方白瓷比肩,不过此时的初绽为两宋时的扬名天下奠基。

政治史和文学史的分期,通常把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中晚唐时期,大唐颇郁郁不得志,内有宦官,外有藩镇,朝臣党争,百病缠身。李商隐诗歌中婉转沉郁,或早已主导了人们心中的中晚唐印象。然若从陶瓷史观察,此时真乃陶瓷生产的明媚春天,南北陶瓷生产皆盛,且彼此交流频繁,相互效仿。如此鲜明对比,耐人寻味。

某种可能的解释是:地方割据势力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而采取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进而客观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越窑的兴盛最为典型。吴越钱氏安居一隅,远离中原纷争,利用临海地利,扬帆海外,偷偷发财。吴越统治期间,越瓷盛行于海上丝路沿线,产品远达西亚、东非,所向披靡。爪哇海域出水的“井里汶沉船”,出水越瓷近三十万件。越瓷的出口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彼之砒霜,此之蜜糖。换一个视角审视历史,有时竟如此不同。

(丁雨)

【责任编辑:徐子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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