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三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上，童书独领风骚。前来参观的成年人，身旁的小朋友是“标配”。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家长甚至拎着行李箱来购置童书，不少出版社的儿童文学展位前大排长龙。
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争相与家长孩子们“把”书言欢，推介自己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粗略统计，会上有作者参加的发布活动中，与童书有关的占据了近一半。
“情怀说”遭遇“夺命”三问
近年来，作家纷纷踏入儿童文学的领地，堪称“现象级”：诗人赵丽宏推出了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童年河》，次年儿童小说《渔童》面世；凭借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张炜，近年来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先后推出了《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和《寻找鱼王》；毕飞宇推出《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虹影有《奥当女孩》，马原有《湾格花原》，阿来有《三只虫草》……不胜枚举。
对于作家来说，转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并不鲜见，如张天翼，曾是国内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后来转型为儿童文学作家，成绩斐然。世界级作家与童书结缘者不乏其人，如马克·吐温，虽为成人文学作家，但代表作《汤姆·索亚历险记》本身就是儿童文学作品。甚至博尔赫斯有言：“一切伟大的文学，最终都将变成儿童文学。”
因此，在许多作家看来，儿童文学作为自身创作的一部分，并不算是特别的转型。张炜在谈到儿童文学创作时曾说：“我没有转向，我不是一个专门为某个读者阶层去写作的人，而是写一切能够感动我、让我心中产生写作冲动的人和故事。”
作家因为个人经历而有意识地进行转变也颇有代表性。马原写《湾格花原》，是因为幼子马格已经到了听童话的年纪；虹影写童书，也是缘于个人身份的转变——成为母亲。她自言：在读过很多中国童书后，略感失望，“第一点，先入为主，道德说教比较多。其次，缺乏想象力。”……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上述作家可以概括为因情怀而写作。
但从实际情况看，作家大规模、普遍性地出现在童书领域，与正常的写作规律必然是矛盾的，起码有“夺命”三问无法回避：从题材讲，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儿童毕竟并不占据中心地位，那儿童题材占比如此之重，算不算喧宾夺主？从作家的自我实现讲，儿童文学创作在整个创作领域中属于一个次要门类，相较于成人文学作品，毕竟处于“鄙视链”下游，作家为何舍高求低？最后退一步说，作家确实有相关方面不能舍弃的好题材，但从目前的创作实绩来看，引起轰动的好作品又有哪些？并没有出现应有的量质齐升。
显然，如果从写作规律来看，眼下的童书热，以情怀解释无法自圆其说。
“风景这边独好”的童书市场
如果深入了解，更多的作家转身写童书，不仅是因为“我喜欢”“我感兴趣”等类似自我情怀的满足。童书“风景这边独好”的火爆市场，使之成为整个出版行业中趋之若鹜的价值洼地，这才是作家参与童书创作最根本的动力所在。
记者在书博会上采访了多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当抛出“当下出版市场哪个方向最火”的问题时，所有人毫不犹豫地回答：“童书”。天地出版社编辑王婕细说了满满的收获：书博会期间，天地出版社共展销了400余种儿童图书。其中，“名家讲四大名著”系列、“汪汪队立大功”系列、“流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必读”系列等，备受小读者的青睐，现场展销零售码洋就达6万元。中信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儿童展位图书早早售罄，卡通绘本、科普读物、儿童故事、红色主题类故事等类别儿童图书销量都一骑绝尘。
有数据为证：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了5.08%，而少儿图书依然保持着小幅增长，同比增长率为1.96%。与此同时，少儿图书的码洋规模也在持续扩大：2020年，少儿图书在图书零售市场中的码洋比重为28.31%，稳居第一。《从开卷数据透析中国童书市场20年崛起历程》一文也透露，少儿板块早已是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第一大板块。
童书市场如此火爆，明天出版社编辑任明潇对记者细说缘由：“最大的驱动因素是读书的少年人比成年人多得多。”成年人的注意力被工作、家庭、社会事务以及手机等各种娱乐项目分散，读书相对较少，而对孩子读书却报以极大热情和高度认可。此消彼长，童书的爆发式增长也就在情理之中。某出版社统计，一般成人文学作品的首印量是1万-3万册，加印的次数并不多；而儿童文学作品的首印量最高可达100万册，并能频繁加印。一本童书在薇娅的直播间，2分钟就能售出12万册，销售额高达500万元！
正因如此，儿童文学领域涌现了一批超级畅销书作家，曹文轩的《草房子》再版500多次，每年销售超过120万册；杨红樱的“笑猫日记”系列，在2018年发行量就已经突破6000万册。这是文学界地位更高的作家无法企及的。
“有销量就有收入，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涉水儿童文学，是无利不起早。”一位出版社工作人员总结。
警惕扭曲供求关系上的变形套利
作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本来无可厚非：“写作经验丰富的作家与儿童文学碰撞后，可能迸发出儿童文学新的可能。”任明潇说，“作家扎堆儿写童书，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甚至，只有当作家甚至名家开始写儿童文学作品时，儿童文学才有可能迎来真正属于它的写作者。”
稍加推敲就可以发现，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童书写作，建立在一种扭曲的供求关系上。
老出版人、山东省散文协会会长丁建元对此作了解释：当今家长普遍对孩子不惜投入，特别是对于“上进”的“书”，只要孩子“我要”，家长就乐于买单。但书究竟好坏、孩子能否真读，就不那么重要了——这其实是当前童书市场繁荣的基础。
“孩子读书的兴趣是从小培养的，两三岁的孩子就该开始读书了。”书博会上一位家长证明了丁建元的结论。前段时间网络流传的“一个海淀牛娃的人生前10年应该是这么度过”清单中就对读书提出了要求：“牛娃”在3岁时便自己独立看英文绘本，背100首古诗。5岁时就自读《大英儿童漫画百科》等书。
正是在这种氛围的驱动下，童书的销售渠道远较其他门类图书更为有效。一位出版界人士介绍：如果采用传统促销手段，名家作品在书店一天难得卖出几本，甚至名家出席售书活动也应者寥寥。但如果是童书，可以采用入校推广等各种有针对性的促销活动，进一次校园也许就可以实现学生的人手一册。
一位知名作家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近年来她的两部文学作品都由某出版社出版。有一部作品因滞销而使出版社赔了钱。作家正感不安时，出版社请其专门创作一本童书。童书完成后，她按照出版社的安排，在全国各学校推介一番，销量可观，不仅还了出版社的人情债，自己也大赚一笔。目前，她新的童书写作已经开工。
有了这种套路，对已成名的作家而言，影响力当然比若干寂寂无闻的作家要占尽先天优势，所以出版商在选择作者时，就会只看作者名气不看作品品质。就如不愁销路的加工任务一样，更多名作家进入儿童文学创作中，社会盲目需求——出版社火上浇油——名作家踊跃跟进，一个完整的闭环就形成了。
而作家抱着“分一杯羹”的心态进入童书市场，带来的只是烈火烹油式的虚假繁荣：作家“跨界”写作，极容易忽略儿童叙事视角，作品沦为“伪儿童文学”，反而拉低了儿童文学门槛，这是对千千万万儿童的不负责任。而且，其功利化运作已经沦落为一种变形的套利，这是童真的世界不应承受的。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三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上，童书独领风骚。前来参观的成年人，身旁的小朋友是“标配”。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家长甚至拎着行李箱来购置童书，不少出版社的儿童文学展位前大排长龙。
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争相与家长孩子们“把”书言欢，推介自己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粗略统计，会上有作者参加的发布活动中，与童书有关的占据了近一半。
“情怀说”遭遇“夺命”三问
近年来，作家纷纷踏入儿童文学的领地，堪称“现象级”：诗人赵丽宏推出了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童年河》，次年儿童小说《渔童》面世；凭借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张炜，近年来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先后推出了《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和《寻找鱼王》；毕飞宇推出《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虹影有《奥当女孩》，马原有《湾格花原》，阿来有《三只虫草》……不胜枚举。
对于作家来说，转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并不鲜见，如张天翼，曾是国内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后来转型为儿童文学作家，成绩斐然。世界级作家与童书结缘者不乏其人，如马克·吐温，虽为成人文学作家，但代表作《汤姆·索亚历险记》本身就是儿童文学作品。甚至博尔赫斯有言：“一切伟大的文学，最终都将变成儿童文学。”
因此，在许多作家看来，儿童文学作为自身创作的一部分，并不算是特别的转型。张炜在谈到儿童文学创作时曾说：“我没有转向，我不是一个专门为某个读者阶层去写作的人，而是写一切能够感动我、让我心中产生写作冲动的人和故事。”
作家因为个人经历而有意识地进行转变也颇有代表性。马原写《湾格花原》，是因为幼子马格已经到了听童话的年纪；虹影写童书，也是缘于个人身份的转变——成为母亲。她自言：在读过很多中国童书后，略感失望，“第一点，先入为主，道德说教比较多。其次，缺乏想象力。”……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上述作家可以概括为因情怀而写作。
但从实际情况看，作家大规模、普遍性地出现在童书领域，与正常的写作规律必然是矛盾的，起码有“夺命”三问无法回避：从题材讲，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儿童毕竟并不占据中心地位，那儿童题材占比如此之重，算不算喧宾夺主？从作家的自我实现讲，儿童文学创作在整个创作领域中属于一个次要门类，相较于成人文学作品，毕竟处于“鄙视链”下游，作家为何舍高求低？最后退一步说，作家确实有相关方面不能舍弃的好题材，但从目前的创作实绩来看，引起轰动的好作品又有哪些？并没有出现应有的量质齐升。
显然，如果从写作规律来看，眼下的童书热，以情怀解释无法自圆其说。
“风景这边独好”的童书市场
如果深入了解，更多的作家转身写童书，不仅是因为“我喜欢”“我感兴趣”等类似自我情怀的满足。童书“风景这边独好”的火爆市场，使之成为整个出版行业中趋之若鹜的价值洼地，这才是作家参与童书创作最根本的动力所在。
记者在书博会上采访了多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当抛出“当下出版市场哪个方向最火”的问题时，所有人毫不犹豫地回答：“童书”。天地出版社编辑王婕细说了满满的收获：书博会期间，天地出版社共展销了400余种儿童图书。其中，“名家讲四大名著”系列、“汪汪队立大功”系列、“流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必读”系列等，备受小读者的青睐，现场展销零售码洋就达6万元。中信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儿童展位图书早早售罄，卡通绘本、科普读物、儿童故事、红色主题类故事等类别儿童图书销量都一骑绝尘。
有数据为证：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了5.08%，而少儿图书依然保持着小幅增长，同比增长率为1.96%。与此同时，少儿图书的码洋规模也在持续扩大：2020年，少儿图书在图书零售市场中的码洋比重为28.31%，稳居第一。《从开卷数据透析中国童书市场20年崛起历程》一文也透露，少儿板块早已是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第一大板块。
童书市场如此火爆，明天出版社编辑任明潇对记者细说缘由：“最大的驱动因素是读书的少年人比成年人多得多。”成年人的注意力被工作、家庭、社会事务以及手机等各种娱乐项目分散，读书相对较少，而对孩子读书却报以极大热情和高度认可。此消彼长，童书的爆发式增长也就在情理之中。某出版社统计，一般成人文学作品的首印量是1万-3万册，加印的次数并不多；而儿童文学作品的首印量最高可达100万册，并能频繁加印。一本童书在薇娅的直播间，2分钟就能售出12万册，销售额高达500万元！
正因如此，儿童文学领域涌现了一批超级畅销书作家，曹文轩的《草房子》再版500多次，每年销售超过120万册；杨红樱的“笑猫日记”系列，在2018年发行量就已经突破6000万册。这是文学界地位更高的作家无法企及的。
“有销量就有收入，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涉水儿童文学，是无利不起早。”一位出版社工作人员总结。
警惕扭曲供求关系上的变形套利
作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本来无可厚非：“写作经验丰富的作家与儿童文学碰撞后，可能迸发出儿童文学新的可能。”任明潇说，“作家扎堆儿写童书，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甚至，只有当作家甚至名家开始写儿童文学作品时，儿童文学才有可能迎来真正属于它的写作者。”
稍加推敲就可以发现，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童书写作，建立在一种扭曲的供求关系上。
老出版人、山东省散文协会会长丁建元对此作了解释：当今家长普遍对孩子不惜投入，特别是对于“上进”的“书”，只要孩子“我要”，家长就乐于买单。但书究竟好坏、孩子能否真读，就不那么重要了——这其实是当前童书市场繁荣的基础。
“孩子读书的兴趣是从小培养的，两三岁的孩子就该开始读书了。”书博会上一位家长证明了丁建元的结论。前段时间网络流传的“一个海淀牛娃的人生前10年应该是这么度过”清单中就对读书提出了要求：“牛娃”在3岁时便自己独立看英文绘本，背100首古诗。5岁时就自读《大英儿童漫画百科》等书。
正是在这种氛围的驱动下，童书的销售渠道远较其他门类图书更为有效。一位出版界人士介绍：如果采用传统促销手段，名家作品在书店一天难得卖出几本，甚至名家出席售书活动也应者寥寥。但如果是童书，可以采用入校推广等各种有针对性的促销活动，进一次校园也许就可以实现学生的人手一册。
一位知名作家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近年来她的两部文学作品都由某出版社出版。有一部作品因滞销而使出版社赔了钱。作家正感不安时，出版社请其专门创作一本童书。童书完成后，她按照出版社的安排，在全国各学校推介一番，销量可观，不仅还了出版社的人情债，自己也大赚一笔。目前，她新的童书写作已经开工。
有了这种套路，对已成名的作家而言，影响力当然比若干寂寂无闻的作家要占尽先天优势，所以出版商在选择作者时，就会只看作者名气不看作品品质。就如不愁销路的加工任务一样，更多名作家进入儿童文学创作中，社会盲目需求——出版社火上浇油——名作家踊跃跟进，一个完整的闭环就形成了。
而作家抱着“分一杯羹”的心态进入童书市场，带来的只是烈火烹油式的虚假繁荣：作家“跨界”写作，极容易忽略儿童叙事视角，作品沦为“伪儿童文学”，反而拉低了儿童文学门槛，这是对千千万万儿童的不负责任。而且，其功利化运作已经沦落为一种变形的套利，这是童真的世界不应承受的。
（朱子钰 李梦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