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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后》的故事为什么能吸引今天的年轻人?

作者: 胡春萌 来源: 天津日报
2021-07-28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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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在战争中沦陷,大学被占领、被炸毁。一群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他们匆匆出发,徒步南迁,穿越湘黔滇三省,最终在昆明组建临时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大。近年来,电影《无问西东》、纪录片《西南联大》等关于西南联大的影视作品一次次进入大众的视线。

今年,纪录片《九零后》在院线上映近两个月,豆瓣评分8.2,猫眼评分9.5。片中,杨振宁、许渊冲、杨苡、潘际銮、王希季、马识途……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联袂“出演”,带你去往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年代。这群“九零后”老人鲜活如初的青春记忆,构成了那段岁月的生动叙事。

跨越80余载岁月,西南联大的历史、一群“九零后”的故事,为什么能够触动今天的青年呢?

那群“九零后”眼睛里有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国内诸多大学相继被日寇占领或轰炸。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这三所学校,为了寻得一张安静的书桌,纷纷南迁。学子们先是在长沙停留,奈何日军的铁蹄很快到来,他们只能再次往中国的西南转移,前往昆明,并在这里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从1937年8月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8年零11个月,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其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九零后》导演徐蓓此前就曾经执导过5集的高口碑纪录片《西南联大》,这一次《九零后》的叙事手法与之有所差异。《西南联大》更偏向于上帝视角的客观叙述,整体而全面地复盘相关重要史料;《九零后》偏向于主观叙述,以十几个“九零后”的“口述历史”连缀起西南联大的发展脉络,并凸显出这群联大学子的学生视角和生命体验;就连文案部分,也主要选自联大学子的日记、散文、诗歌、书信等。

虽然西南联大暂时地让师生有了一块读书的净土,但来到这里与享福没有一丁点关系,相反,大家都吃了不少苦头。教室是铁板房,墙是土夯起来的;一间茅草房宿舍要住四十个学生,宿舍里满是臭虫……学子们一开始被臭虫咬得夜不能寐,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教授们也非常清贫,他们不得不早出晚归干点兼职的体力活来贴补家用。但大家未曾有丝毫退缩。哪怕是跑警报时,也不耽误读书、学习与业务探讨。

就像汪曾祺说的:“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每个人对学术、对报国,都怀揣着一种非常纯粹而坚定的信念,这让他们在炮火纷飞中有一种超然的淡定。以邓稼先的评价,就是“pure”(纯粹、纯洁)。

杨振宁回忆道,“稼先赞赏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的用语是pure。谁的思想纯洁,境界高尚,他就说这个人真pure。他的这个标准,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pure。”一个“pure”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刚毅坚卓的人。这种“pure”与性别无关,与年龄无关,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可以贯穿一个人的生命始终。

所以我们看到,这群“九零后”年过九旬依然在发光发热。翻译家杨苡至今仍然坚持着“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潘际銮笑着说,他每天干的活可不比年轻人少;郑哲敏每天还上半天班,帮后辈们攻克技术难题;许渊冲先生笔耕不辍坚持着他的翻译事业,“坚持将近一百年也是不容易的”……他们的“pure”,是“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最有力的说明。

徐蓓在阐释《九零后》的主题时这样表示:“爱国、民主、科学”是后人提炼的西南联大精神,也是本片的主题。

西南联大师生的爱国精神,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期,是这个民族不可磨灭的精神遗产。对于个体生命来讲,“爱国”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信念,无论命运如何跌宕,始终未改初心,这是尤其动人之处。他们在各行各业建功卓著,许多人年过90仍然在为国家社会效劳,他们是当今中国青年的楷模,续写着西南联大爱国传统的未央之歌。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青年信奉的真理,也是西南联大的学风。受此熏陶,他们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有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样的集体品格让我们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我们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生命的志趣?当我们进入耄耋之年的那一天,我们是否眼里仍然有光?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

以导演徐蓓的说法,《九零后》想要回答“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或者说,如此残酷的战乱背景下,这样的教育奇迹,是怎么发生在西南联大的?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我们可以从当时西南联大校歌里的这一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找到答案。成为“人杰”,是联大学子的共同志向。

国破家亡的背景下,联大学子经历太多的离乱与迁徙,就像杨苡说的:“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他们看到太多残酷与死亡,就像王希季回忆跑警报时看到的场景:“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亡国的危机笼罩着每个人,落后就要挨打是昔日中国正经历的血淋淋的教训。联大学子深知他们必须成为“人杰”,他们必须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设祖国,都要我们担当!”这份拳拳爱国之心,这份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强烈动力,让西南联大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西南联大不仅会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也会聚了当时一批最优秀的教授,比如梅贻琦、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罗庸、吴大猷等。从诸多细节,观众可以窥见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的自由宽松。

譬如在回忆起文科教育的轮流教授学制时,许渊冲与杨振宁的观点就截然相反。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文学课。杨振宁就认为,这种上课方式不太好,不太系统。这反映的不仅是文理生思维的差异,更折射出当时治学氛围的开放包容,学子们也均有独立的思想与判断。有最好的教授,有最好的学习氛围,所以西南联大能。

今天,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不仅有众多的影视作品,专家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著述也屡见不鲜。例如,国内学者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利用了口述史材料,为当下人们了解西南联大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西南联大史料为基础开展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此外,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国文课》与中译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英文课》都通过整理当年的教学内容,呈现了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精髓。

种种视角下,人们似乎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西南联大为什么能”。

与当下青年人的文化精神共鸣

在谈到自己从事纪录片创作的过程时,导演徐蓓谈到一些心路历程:我曾经有机会去剑桥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剑桥大学的导师叫艾伦·麦克法兰,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坦率来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里面,由于当下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各种各样的诱惑很大、压力很大,大家很焦虑,大家要快、要更快、更高、更强,大家停不下来,然后有很多焦虑和迷茫的地方。在剑桥一个学年的时间,我比较震撼的一点是什么?在那个地方你看到了走过高速发展以后的国家的状态,人们在物质生活有了保障或者居者有其屋这样的一个阶段以后,他们呈现出来的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我觉得我好像突然看到了未来我们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可能想要又回归到心灵的层面、回归到精神的层面。我在剑桥看到他们每个人对学术的付出、全身心的付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这给我的刺激是非常大的。我也有一个很好的导师,我们在探讨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和我说唯创造者有人生。我在那些“九零后”先生的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状态,看到了他们的纯真和志趣。

从点映到公映,《九零后》厚重的主题、鲜活的表达,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甚至是有父母带着很小的孩子走进影院。导演在与观众直播连线的时候,有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问:“导演,你为什么要拍‘西南联大’?”导演回答:“你刚刚看完影片,你觉得这里面的老爷爷、老婆婆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回答的是“可爱”,导演说“那这也是我的原因,我也觉得他们非常可爱”。

在片子开头有一段杨苡先生的独白,她说到她认识巴金,她17岁时和巴金通信,说她最崇拜的人就是她的哥哥,叫杨宪益。谈到杨宪益的时候,杨苡满眼泛光。一个100岁的老人了,她还是为她的哥哥,有天纵之才的这样一个翻译家、诗人的哥哥而自豪。但她同时又给我们提了一个人,她最崇拜的除了杨宪益以外,还有大李先生,就是巴金的二哥。她其实是多少年来就在喜欢着巴金的二哥,一直都喜欢,或者是在深深地怀念。

杨苡先生当时送给导演两本书,一本是一个出版社在她一百岁生日的时候,出了一套她翻译的《呼啸山庄》,《呼啸山庄》以前都翻译为《咆哮山庄》,是在杨苡先生手里改成了《呼啸山庄》,她第一个采用了这样一个名字。另外一本叫《棠棣之华》,她在里面非常详细地写了她对巴金二哥的感情,还有她给他写的诗,14行诗。

一个100岁的人,她永远都忘不了她年轻时喜欢的那个人。这样的情感,通过老人们的叙述与故事背景,点点滴滴渗透在影片中,即便跨越近一个世纪,也与今天年轻人心灵相通。

在纪录片的评论中,很多观众留言说“看了这个片子要热爱学习了”“看了这个片子想不负此生”……

故土在战争中沦陷,大学被占领、被炸毁。一群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他们匆匆出发,徒步南迁,穿越湘黔滇三省,最终在昆明组建临时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大。近年来,电影《无问西东》、纪录片《西南联大》等关于西南联大的影视作品一次次进入大众的视线。

今年,纪录片《九零后》在院线上映近两个月,豆瓣评分8.2,猫眼评分9.5。片中,杨振宁、许渊冲、杨苡、潘际銮、王希季、马识途……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联袂“出演”,带你去往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年代。这群“九零后”老人鲜活如初的青春记忆,构成了那段岁月的生动叙事。

跨越80余载岁月,西南联大的历史、一群“九零后”的故事,为什么能够触动今天的青年呢?

那群“九零后”眼睛里有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国内诸多大学相继被日寇占领或轰炸。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这三所学校,为了寻得一张安静的书桌,纷纷南迁。学子们先是在长沙停留,奈何日军的铁蹄很快到来,他们只能再次往中国的西南转移,前往昆明,并在这里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从1937年8月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8年零11个月,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其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九零后》导演徐蓓此前就曾经执导过5集的高口碑纪录片《西南联大》,这一次《九零后》的叙事手法与之有所差异。《西南联大》更偏向于上帝视角的客观叙述,整体而全面地复盘相关重要史料;《九零后》偏向于主观叙述,以十几个“九零后”的“口述历史”连缀起西南联大的发展脉络,并凸显出这群联大学子的学生视角和生命体验;就连文案部分,也主要选自联大学子的日记、散文、诗歌、书信等。

虽然西南联大暂时地让师生有了一块读书的净土,但来到这里与享福没有一丁点关系,相反,大家都吃了不少苦头。教室是铁板房,墙是土夯起来的;一间茅草房宿舍要住四十个学生,宿舍里满是臭虫……学子们一开始被臭虫咬得夜不能寐,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教授们也非常清贫,他们不得不早出晚归干点兼职的体力活来贴补家用。但大家未曾有丝毫退缩。哪怕是跑警报时,也不耽误读书、学习与业务探讨。

就像汪曾祺说的:“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每个人对学术、对报国,都怀揣着一种非常纯粹而坚定的信念,这让他们在炮火纷飞中有一种超然的淡定。以邓稼先的评价,就是“pure”(纯粹、纯洁)。

杨振宁回忆道,“稼先赞赏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的用语是pure。谁的思想纯洁,境界高尚,他就说这个人真pure。他的这个标准,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pure。”一个“pure”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刚毅坚卓的人。这种“pure”与性别无关,与年龄无关,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可以贯穿一个人的生命始终。

所以我们看到,这群“九零后”年过九旬依然在发光发热。翻译家杨苡至今仍然坚持着“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潘际銮笑着说,他每天干的活可不比年轻人少;郑哲敏每天还上半天班,帮后辈们攻克技术难题;许渊冲先生笔耕不辍坚持着他的翻译事业,“坚持将近一百年也是不容易的”……他们的“pure”,是“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最有力的说明。

徐蓓在阐释《九零后》的主题时这样表示:“爱国、民主、科学”是后人提炼的西南联大精神,也是本片的主题。

西南联大师生的爱国精神,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期,是这个民族不可磨灭的精神遗产。对于个体生命来讲,“爱国”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信念,无论命运如何跌宕,始终未改初心,这是尤其动人之处。他们在各行各业建功卓著,许多人年过90仍然在为国家社会效劳,他们是当今中国青年的楷模,续写着西南联大爱国传统的未央之歌。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青年信奉的真理,也是西南联大的学风。受此熏陶,他们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有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样的集体品格让我们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我们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生命的志趣?当我们进入耄耋之年的那一天,我们是否眼里仍然有光?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

以导演徐蓓的说法,《九零后》想要回答“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或者说,如此残酷的战乱背景下,这样的教育奇迹,是怎么发生在西南联大的?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我们可以从当时西南联大校歌里的这一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找到答案。成为“人杰”,是联大学子的共同志向。

国破家亡的背景下,联大学子经历太多的离乱与迁徙,就像杨苡说的:“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他们看到太多残酷与死亡,就像王希季回忆跑警报时看到的场景:“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亡国的危机笼罩着每个人,落后就要挨打是昔日中国正经历的血淋淋的教训。联大学子深知他们必须成为“人杰”,他们必须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设祖国,都要我们担当!”这份拳拳爱国之心,这份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强烈动力,让西南联大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西南联大不仅会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也会聚了当时一批最优秀的教授,比如梅贻琦、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罗庸、吴大猷等。从诸多细节,观众可以窥见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的自由宽松。

譬如在回忆起文科教育的轮流教授学制时,许渊冲与杨振宁的观点就截然相反。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文学课。杨振宁就认为,这种上课方式不太好,不太系统。这反映的不仅是文理生思维的差异,更折射出当时治学氛围的开放包容,学子们也均有独立的思想与判断。有最好的教授,有最好的学习氛围,所以西南联大能。

今天,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不仅有众多的影视作品,专家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著述也屡见不鲜。例如,国内学者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利用了口述史材料,为当下人们了解西南联大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西南联大史料为基础开展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此外,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国文课》与中译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英文课》都通过整理当年的教学内容,呈现了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精髓。

种种视角下,人们似乎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西南联大为什么能”。

与当下青年人的文化精神共鸣

在谈到自己从事纪录片创作的过程时,导演徐蓓谈到一些心路历程:我曾经有机会去剑桥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剑桥大学的导师叫艾伦·麦克法兰,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坦率来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里面,由于当下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各种各样的诱惑很大、压力很大,大家很焦虑,大家要快、要更快、更高、更强,大家停不下来,然后有很多焦虑和迷茫的地方。在剑桥一个学年的时间,我比较震撼的一点是什么?在那个地方你看到了走过高速发展以后的国家的状态,人们在物质生活有了保障或者居者有其屋这样的一个阶段以后,他们呈现出来的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我觉得我好像突然看到了未来我们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可能想要又回归到心灵的层面、回归到精神的层面。我在剑桥看到他们每个人对学术的付出、全身心的付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这给我的刺激是非常大的。我也有一个很好的导师,我们在探讨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和我说唯创造者有人生。我在那些“九零后”先生的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状态,看到了他们的纯真和志趣。

从点映到公映,《九零后》厚重的主题、鲜活的表达,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甚至是有父母带着很小的孩子走进影院。导演在与观众直播连线的时候,有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问:“导演,你为什么要拍‘西南联大’?”导演回答:“你刚刚看完影片,你觉得这里面的老爷爷、老婆婆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回答的是“可爱”,导演说“那这也是我的原因,我也觉得他们非常可爱”。

在片子开头有一段杨苡先生的独白,她说到她认识巴金,她17岁时和巴金通信,说她最崇拜的人就是她的哥哥,叫杨宪益。谈到杨宪益的时候,杨苡满眼泛光。一个100岁的老人了,她还是为她的哥哥,有天纵之才的这样一个翻译家、诗人的哥哥而自豪。但她同时又给我们提了一个人,她最崇拜的除了杨宪益以外,还有大李先生,就是巴金的二哥。她其实是多少年来就在喜欢着巴金的二哥,一直都喜欢,或者是在深深地怀念。

杨苡先生当时送给导演两本书,一本是一个出版社在她一百岁生日的时候,出了一套她翻译的《呼啸山庄》,《呼啸山庄》以前都翻译为《咆哮山庄》,是在杨苡先生手里改成了《呼啸山庄》,她第一个采用了这样一个名字。另外一本叫《棠棣之华》,她在里面非常详细地写了她对巴金二哥的感情,还有她给他写的诗,14行诗。

一个100岁的人,她永远都忘不了她年轻时喜欢的那个人。这样的情感,通过老人们的叙述与故事背景,点点滴滴渗透在影片中,即便跨越近一个世纪,也与今天年轻人心灵相通。

在纪录片的评论中,很多观众留言说“看了这个片子要热爱学习了”“看了这个片子想不负此生”……

【责任编辑:徐子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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