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刘慈欣开始在《科幻世界》连载《三体》，已经过去了15年；距离《三体》获得雨果奖，也已过去了6年；但最近科幻的大新闻，还是《三体》，它的影视化终于有了新动静。
作为《三体》的“骨灰级粉丝”，90后姑娘王诺诺发现，《三体》已成为“三体学”，可以将生活中的一切现象用《三体》来解释：职场有“黑暗森林法则”，商战有“降维打击”……王诺诺毕业于剑桥大学，曾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正在创业中，职业变了，“兼职”一直没变——她是一名科幻作家。
读《三体》的孩子长大了，在《三体》之外，中国科幻文学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了吗？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让科幻“一夜爆红”
如果说圈外人眼中的中国科幻目前约等于“刘慈欣+《三体》”，那么科幻文学期刊就约等于《科幻世界》。在《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的记忆中，期刊曾在2000年创下月发行量40万册的纪录。
有必然也有偶然。毕竟在20年前，期刊市场整体比较红火，“40万也不是一个多了不起的数字”。1999年，发生了一个偶发事件，那一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在高考前夕的《科幻世界》第六期上恰好刊发了相关小说，这让不少家长看到了这本杂志的“押题”功能，导致翌年订阅量蹿升。
《科幻世界》目前的发行量在十万余册，距离巅峰的40万册有差距。但姚海军介绍，现在已经不只有这一本期刊，而是成为一个系列，还有《科幻世界·译文版》《科幻世界·少年版》《小牛顿》等，从受众范围来看，覆盖了更广泛的人群。
姚海军说，事实上，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是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但在中国，情况稍微复杂一些，科幻还承担着科普、传播科学的功能——或者说使命，不仅要让读者读得愉悦，它还要倡导想象力，鼓励孩子将目光投向未来。
王诺诺小的时候，外公给她买了不少科幻的书，“也许都不能称之为科幻，更像是科学童话，带一点科普”。长大一些后，有了自己的零花钱，她就去书报亭里买《科幻世界》。看着看着，她有了写的冲动。
“科幻对我的吸引力，小时候是觉得有趣好玩，年龄越大，越觉得这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它与生活无关，甚至朋友聚会的时候都不能说出来炫耀，但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带给我很大的放松。”王诺诺打了个比方，读科幻和写科幻对她来说，就像中年男人下班回家、不立刻上楼、坐在车里抽的那根烟，是对于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短暂抽离。
《三体》像一个导火索，而“火药”积攒了许久
姚海军主编的“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启动于2003年，收录了《三体》等作品。当时，姚海军在丛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而中国的图书出版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
十几年过去了，《三体》像一个导火索，而“火药”积攒了许久。姚海军认为，从创作的角度，“《三体》热”带来一个效应，“就像一群歌手在唱歌，有一个人把调门起高了，那大家的起点也都变得高了起来”；从出版的角度，近些年，科幻文学的出版量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创作和出版，推动了中国科幻的产业化步伐。
在《三体》之前，国内几乎没有科幻产业的概念。科幻产业不仅是图书杂志，还是影视、游戏、动漫、展览等周边产品。也许现在科幻还没有那么火，但姚海军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科幻的产业化刚刚起步，“当越来越多的作品被影视化，小说与其他产品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互动，我们就能看到那一天”。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说，“可以说刘慈欣凭一己之力，把整个中国的科幻带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不仅是创作，还有传播，成为现象级；不仅是刘慈欣和《三体》成为现象级，还有整个科幻文学，从写作到阅读，成为一股风潮，这其中也包括《流浪地球》的热映。中国观众以前很少热衷去看一部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市场上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少。
在杨庆祥看来，纵观西方科幻文学的发展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幻写作的产业化。一个科幻作家写作的目的，并不只是一个小说，而是追求IP化的产业链。
欧美科幻的早期繁荣，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的“纸浆时代”。那时候，科幻小说被认为是一种通俗小说，印在废纸化浆做的发行量很大的廉价杂志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幻从一开始就有商品化和产业化的属性，走的是量和市场。
“中国的电影工业还在趋于成熟的路上，对于《三体》影视化的振奋，不仅是文学圈的人振奋，这条产业链上每一部分的人都振奋，它的市场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杨庆祥说。
王诺诺发现，现在中国的科幻粉丝更多是学生、年轻人，偏低龄；而在西方的科幻展上，会看到不少40多岁的资深粉。“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再过20年，年轻人进入中年，也许依然热爱科幻。”
一个行业是否有潜力，就看有没有年轻人涌入
在姚海军的观察中，科幻文学在今天，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元”，各种类型、各种主题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受众。“以前，《三体》这样的硬科幻小说是主流；现在，郝景芳、陈楸帆、韩松、宝树、江波……这些作家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有自己的拥趸。”姚海军说，科幻的繁荣就应该是这样的，不仅数量大，还要多元化。
杨庆祥曾主编作家出版社“青·科幻”丛书，丛书收录了一批青年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年轻作者们在《三体》树立的“硬核”标准之外，探索新的方向。“判断一个行业是否有潜力，就看有没有年轻人的涌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科幻写作的群体，我对科幻的未来是乐观的。”
杨庆祥认为，将科幻文学划分为类型文学，是比较机械的划分方式，比如，1818年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被认为是科幻文学的鼻祖，但同时也是严肃文学。科幻文学不缺乏文学性，更不是没有受众，“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商学院的、环境学院的、劳动人事学院的学生，他们都会看科幻”。
不同于前辈们，王诺诺的第一个科幻作品，是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之后出版过《地球无应答》等作品。在年轻人云集的互联网问答社区知乎，“科幻”是一个热门分类，有362万人关注，3.3万个问题引发过近50万次讨论。王诺诺的认证信息是“科幻作家”，拥有近48万粉丝。用户点击和付费阅读，都可以为她带来收入，纸质出版不再是科幻作家的唯一出路。
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王诺诺，认为科幻文学要首先满足核心读者的阅读快乐，打动了核心读者和版权需求方，会让科幻破圈更容易；等到了整体繁荣的阶段，不考虑商业的科幻文学也会有安身之处。
“十几年前，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专职写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今天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在尝试，科幻产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更多机会。”姚海军高兴地看到，现在每年都有各种科幻征文比赛，出版社在找好的科幻作品，影视公司在寻求科幻类型的剧本……科幻作家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距离刘慈欣开始在《科幻世界》连载《三体》，已经过去了15年；距离《三体》获得雨果奖，也已过去了6年；但最近科幻的大新闻，还是《三体》，它的影视化终于有了新动静。
作为《三体》的“骨灰级粉丝”，90后姑娘王诺诺发现，《三体》已成为“三体学”，可以将生活中的一切现象用《三体》来解释：职场有“黑暗森林法则”，商战有“降维打击”……王诺诺毕业于剑桥大学，曾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正在创业中，职业变了，“兼职”一直没变——她是一名科幻作家。
读《三体》的孩子长大了，在《三体》之外，中国科幻文学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了吗？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让科幻“一夜爆红”
如果说圈外人眼中的中国科幻目前约等于“刘慈欣+《三体》”，那么科幻文学期刊就约等于《科幻世界》。在《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的记忆中，期刊曾在2000年创下月发行量40万册的纪录。
有必然也有偶然。毕竟在20年前，期刊市场整体比较红火，“40万也不是一个多了不起的数字”。1999年，发生了一个偶发事件，那一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在高考前夕的《科幻世界》第六期上恰好刊发了相关小说，这让不少家长看到了这本杂志的“押题”功能，导致翌年订阅量蹿升。
《科幻世界》目前的发行量在十万余册，距离巅峰的40万册有差距。但姚海军介绍，现在已经不只有这一本期刊，而是成为一个系列，还有《科幻世界·译文版》《科幻世界·少年版》《小牛顿》等，从受众范围来看，覆盖了更广泛的人群。
姚海军说，事实上，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是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但在中国，情况稍微复杂一些，科幻还承担着科普、传播科学的功能——或者说使命，不仅要让读者读得愉悦，它还要倡导想象力，鼓励孩子将目光投向未来。
王诺诺小的时候，外公给她买了不少科幻的书，“也许都不能称之为科幻，更像是科学童话，带一点科普”。长大一些后，有了自己的零花钱，她就去书报亭里买《科幻世界》。看着看着，她有了写的冲动。
“科幻对我的吸引力，小时候是觉得有趣好玩，年龄越大，越觉得这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它与生活无关，甚至朋友聚会的时候都不能说出来炫耀，但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带给我很大的放松。”王诺诺打了个比方，读科幻和写科幻对她来说，就像中年男人下班回家、不立刻上楼、坐在车里抽的那根烟，是对于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短暂抽离。
《三体》像一个导火索，而“火药”积攒了许久
姚海军主编的“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启动于2003年，收录了《三体》等作品。当时，姚海军在丛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而中国的图书出版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
十几年过去了，《三体》像一个导火索，而“火药”积攒了许久。姚海军认为，从创作的角度，“《三体》热”带来一个效应，“就像一群歌手在唱歌，有一个人把调门起高了，那大家的起点也都变得高了起来”；从出版的角度，近些年，科幻文学的出版量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创作和出版，推动了中国科幻的产业化步伐。
在《三体》之前，国内几乎没有科幻产业的概念。科幻产业不仅是图书杂志，还是影视、游戏、动漫、展览等周边产品。也许现在科幻还没有那么火，但姚海军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科幻的产业化刚刚起步，“当越来越多的作品被影视化，小说与其他产品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互动，我们就能看到那一天”。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说，“可以说刘慈欣凭一己之力，把整个中国的科幻带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不仅是创作，还有传播，成为现象级；不仅是刘慈欣和《三体》成为现象级，还有整个科幻文学，从写作到阅读，成为一股风潮，这其中也包括《流浪地球》的热映。中国观众以前很少热衷去看一部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市场上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少。
在杨庆祥看来，纵观西方科幻文学的发展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幻写作的产业化。一个科幻作家写作的目的，并不只是一个小说，而是追求IP化的产业链。
欧美科幻的早期繁荣，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的“纸浆时代”。那时候，科幻小说被认为是一种通俗小说，印在废纸化浆做的发行量很大的廉价杂志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幻从一开始就有商品化和产业化的属性，走的是量和市场。
“中国的电影工业还在趋于成熟的路上，对于《三体》影视化的振奋，不仅是文学圈的人振奋，这条产业链上每一部分的人都振奋，它的市场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杨庆祥说。
王诺诺发现，现在中国的科幻粉丝更多是学生、年轻人，偏低龄；而在西方的科幻展上，会看到不少40多岁的资深粉。“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再过20年，年轻人进入中年，也许依然热爱科幻。”
一个行业是否有潜力，就看有没有年轻人涌入
在姚海军的观察中，科幻文学在今天，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元”，各种类型、各种主题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受众。“以前，《三体》这样的硬科幻小说是主流；现在，郝景芳、陈楸帆、韩松、宝树、江波……这些作家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有自己的拥趸。”姚海军说，科幻的繁荣就应该是这样的，不仅数量大，还要多元化。
杨庆祥曾主编作家出版社“青·科幻”丛书，丛书收录了一批青年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年轻作者们在《三体》树立的“硬核”标准之外，探索新的方向。“判断一个行业是否有潜力，就看有没有年轻人的涌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科幻写作的群体，我对科幻的未来是乐观的。”
杨庆祥认为，将科幻文学划分为类型文学，是比较机械的划分方式，比如，1818年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被认为是科幻文学的鼻祖，但同时也是严肃文学。科幻文学不缺乏文学性，更不是没有受众，“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商学院的、环境学院的、劳动人事学院的学生，他们都会看科幻”。
不同于前辈们，王诺诺的第一个科幻作品，是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之后出版过《地球无应答》等作品。在年轻人云集的互联网问答社区知乎，“科幻”是一个热门分类，有362万人关注，3.3万个问题引发过近50万次讨论。王诺诺的认证信息是“科幻作家”，拥有近48万粉丝。用户点击和付费阅读，都可以为她带来收入，纸质出版不再是科幻作家的唯一出路。
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王诺诺，认为科幻文学要首先满足核心读者的阅读快乐，打动了核心读者和版权需求方，会让科幻破圈更容易；等到了整体繁荣的阶段，不考虑商业的科幻文学也会有安身之处。
“十几年前，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专职写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今天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在尝试，科幻产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更多机会。”姚海军高兴地看到，现在每年都有各种科幻征文比赛，出版社在找好的科幻作品，影视公司在寻求科幻类型的剧本……科幻作家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