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华文明像一条河，一条曲折发展的历史长河。如果要选择集中映现中华文明的一面镜子、一个缩影、一个典型的话，那么北京无疑是最好的映像。从燕国的烈烈旌旗到大辽的烽火硝烟；从金元明清的封建社会到民智初开的民国理想，自古“分久必合”的历史陈述一直呈现在北京这块热土上。金中都、元大都，再到明清岁月的历史见证，这个城市孕育了太多的悲伤与欢愉，更记述了太多的团结和统一。

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五朝古都，它的存在早已超越了城市的地理符号，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璀璨的结晶。绵延不断的历史，包含着兴盛与衰弱、辉煌与惨淡、朝阳暖月与血雨腥风，无数的沧桑来去轮换，注定了它在中华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很少有一座城市，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北京的历史，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100年来的考古发现，极大地延伸了北京在中华文明时间河谷中的轨迹，提升了北京在中华文明发展坐标中的地位，诠释了北京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作用。

风餐露宿，青灯黄卷。考古给人的第一印象多半是这样。所出成果术语高冷，令读者思绪云山雾罩。《考古北京——破译地下的历史密码》一书，将“考古”和“北京”两个关键词紧紧联系在一起，用生动的语言、文物背后的考古故事向读者回答了历史何以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选择”北京作为首都这一重大问题，是一本外行都能看懂的考古书。

在100年前的1921年，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等人第二次来到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经过发掘找到肿骨大角鹿、犀牛、鬣狗等古生物的化石。其间的几块白色石英碎片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因为石英本不该存在于石灰岩中，安特生想到了早期人类，并推测它们是被早期人类用来切割兽肉的。他对同行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文明的祖先之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把这个洞穴挖空。”不久后，师丹斯基便在这里挖到了一颗猿人牙齿。在古人类化石极为罕见的当时，这一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巨震。

同年，仰韶村被发现，点燃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田野考古在中国开始了，以此为标志，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人们对过去的好奇，从来不曾减弱。时间到了1929年，从春天到秋天，发掘持续进行着。12月2日，这天太阳已经落山，工人们的锤镐碰触到一个圆形物体，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赶紧下洞，惊喜地喊出两个字“人头”，这就是北京猿人头骨化石。

如果你穿越到一万年前的东胡林村，那是一万年前的“三里屯”，会发现一位很“潮”的少女，她的身后还跟着两位男性随从。为什么说她“潮”？是因为这位少女已经开始精致地装扮自己，她的颈部挂着项链，手上戴着手镯。项链由50枚蜒螺组成，螺壳大小匀称，每个螺壳的顶部都被磨成小孔，以绳索贯穿。手镯由7枚牛肋骨阶段磨成的骨管组成，4枚长、3枚短，长短相间。这是多么可爱的少女，在解决温饱之后，就开始美化生活了。这是1966年被发现的一座古墓所呈现的内容——东胡林人。

有了稳定的粮食来源，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变化，不再迁徙他乡，而是在固定的区域生活，学会制造石器、使用火、制作陶器、种植粮食、建造房屋、创造文字……

而且，这一切，都被以文物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本书作者郭京宁说：“考古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发掘出土的文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破解，其中的未知和难料也是无法避免的。正如老山汉墓没有挖到大量的‘宝物’一样。因此，不要以出土文物的数量来衡量考古发掘的价值，而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历史时期文化信息和对学术研究的尊重上，回归到考古学复原人类的终途。”

那么，我们为什么考古呢？就是因为考古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今天。

考古学拉近了今人与古人的距离。当人们看到了平谷6000年前的圈足钵与现在平谷的搪瓷钵如出一辙，昌平4000年前的石铲与现在的铁铲一模一样，房山3500年前的梳子和现在的梳子难分雌雄时……也许会哑然失笑，抑或心头一震，然后由衷地感叹：我们通过考古认识的古人也爱臭美、爱撸串、爱抡瓶、爱节约、爱创新……

人的心理和行为，几千年来都是不变的。

我们，还是我们；北京，还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