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标题：银幕中的怪物形象，为何令人畏惧又着迷？
“我们生活在一个怪物的时代”。
——杰弗里·杰罗姆·科恩（Jeffery Jerome Cohen）
在当今流行文化、尤其是以电影和电视剧为代表的视觉文化中，“怪物”们牢牢抓住了我们的眼球：今年年初，韩国丧尸漫改剧《僵尸校园》一度被称为“春节期间最火韩剧”；而在即将到来的3月，曾经大热的《王国》系列也将推出第三季……
从步履蹒跚的僵尸到“形貌昳丽”的吸血鬼；从来自蛮荒的巨兽“金刚”到与现代文明密切相关的哥斯拉；从充满神话色彩的邪神克苏鲁到科技感十足的铁血战士……我们在感到排斥与惊惧的同时又深深着迷于它们的疯狂与怪异。
从事怪物学研究的学者常援引弗洛伊德对“怪怖”（uncanny）的阐释来刻画人们面对怪物时的感受：“怪怖”源自被压抑者的回返，是一种由此产生的畏惧和惊悚。但同时，杰罗姆·科恩也指出：对怪物的恐惧实际是一种欲望，在对怪物的厌恶中人们也被它们吸引，并体会到一种禁忌般的自由和崇高。因此，面对怪物时，人们同时感到“贱斥”和“接近”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绪，这使得怪物形象成为了一个独特的“谜题”。
在本期读刊中，我们将走近围绕“怪物”产生的种种“谜题”：面对怪物的银幕形象，我们何以既感到“怪怖”又受到吸引，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绪何以交织在一起；而同时，这些情绪又如何影响了人们面对“怪物”的态度，乃至如何与针对怪物的哲学思考互动。
“怪怖”中的吸引力：作为对“常态”的威胁
电影评论家罗宾·伍德（Robin Wood）曾在《美国恐怖电影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Horror Film）中提出一个怪物电影的基本叙事：即“常态”受到“怪物”的威胁。事实上，“怪物”与“常态”的关系也在当代的怪物学研究中得到了强调：在1974-75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中，福柯认为“人形怪物”既违背了社会法则、又违背了自然法则——换言之，它们打破了作为法律的社会常态和作为规律的自然常态。
因此，当我们声称怪物电影中的怪物构成了对“常态”的威胁时，这一主张也蕴含着“自然”和“社会-文化”的双重意涵：“怪物”既是那种无法在“正常”的认识论之下得到准确认知和归类的怪异生物，又隐喻着在社会常态下遭到压抑或操纵的人类群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罗宾·伍德分析了美国恐怖电影中“怪物形象”与“被压抑或操纵之群体”间的对应关系：
如《亡魂岛》（Island of Lost Souls）中的“豹女”隐喻着被压抑的女性性欲，而其中人兽杂交的畸形人则是少数族裔的象征；《德州电锯杀人狂》中出现了退休在家但仍在从事屠宰工作的无产阶级工人；50年代大量科幻电影中外星生物入侵的桥段则反映了苏东阵营的威胁……
人们面对怪物同时感到“贱斥”和“接近”的机理便在于此：一方面，怪物的银幕形象既“击穿”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常态”，又揭示了“常态”之中的操纵和压抑机制，而这些都会令人感到“怪怖”和“惊惧”；而另一方面，随着“常态”被“击碎”，其中操纵性的力量与禁忌也遭到了冲击，进而使人获得了一种“释放”与“解脱”。正如罗宾·伍德所说：它“实现了我们噩梦般的愿望，打破了压迫我们的规范。”
这种机理在僵尸电影的流行上得到了最为突出的体现。有学者指出，丧尸在美国的流行源于1915-1934年间美国对海地的占领。在海地伏都教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即巫师可以对人施以法术，将其变成没有意识的“还魂尸”，这些“还魂尸”会成为主人的奴隶，为他从事无休无止的劳动。
不难发现，成为“丧尸”意味着个人意识的泯灭和尊严的丧失，是一种典型的物化过程，而此种物化过程和美国普罗大众在大萧条期间的体验产生了共鸣：大萧条使得成千上万的劳工意识到了自身被物化、操纵的处境和失去尊严与意义的生活。因此，当人们恐惧于“丧尸”和成为“丧尸”的命运时——这实际是对现实中物化过程之恐惧的移置。丧尸揭示出了在“常态”之下被“压抑”和“正常化”的物化过程，进而唤起了人们的恐惧。
在《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中，罗梅罗（George A. Romero）试图以丧尸来回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常态——甚嚣尘上的消费文化。在影片中，丧尸被购物中心所吸引，因为他们依稀记得“这是生活中的重要场所”。他们依其本能地逛街、试衣……丧尸对食用人肉具有无可抑制的渴望，这本就使其适合于表征资本主义社会无休止的消费和不断扩大的积累。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摆脱了过去的“萧条”，取而代之的是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消费主义文化。人们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很难看出这是一种操纵性的力量。借助僵尸的形象，罗梅罗以“间离化”的方式重新使之变得怪诞、可怖且令人震惊。同时，在罗梅罗的电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丧尸的冲击令父权制、种族歧视等常态之中的压抑性力量丑态毕露并行将崩溃，这恰恰呼应了罗宾·伍德关于怪物之吸引力的解释，即它打破了压迫我们的规范。
在21世纪，还有许多丧尸电影的内容及其流行与全球化时代的移民问题相关。例如，罗梅罗在其第四部僵尸电影——2005年上映的《死亡之地》（Land of the Dead）中刻画了僵尸围困下的匹兹堡。有学者指出，影片中匹兹堡的防御措施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墨边境对非法移民的防控：
为确保现状，匹兹堡的领导者建造了世界上最极端的边境安全体系——炸毁桥梁、设置路障、用电网和武装警卫保护该地区免受入侵；在仇外心理的支配下，士兵会射杀任何入侵者。这些安全措施让人想到最近在美墨边境建立的围栏，以及发生于乔治·W·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的，关于部署国民警卫队守卫美国南部边境的讨论。
在2006年的加拿大电影《僵尸管家》（Fido）中更是出现了这样的设定：人们竖起围墙和电网：在围墙之内，丧尸被“驯养”并戴上项圈，为人类从事各种劳动（如家政服务），而在围墙之外则是徘徊无定的“野生”丧尸，他们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而予以消灭和防控。
这同样极易令人想起移民的处境。在边境之外，他们视为威胁，当媒体用“移民潮”来形容他们时，这种修辞与丧尸电影中常见的“尸潮围城”何其相似。而即便进入边境之内，他们同样被视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因而被加以严格的管控（项圈）。他们的生命遭到档案化和编码化，其从事的主要也是家政等“低端劳动”。
简言之，丧尸是已经死去却还保留着部分生理机能的“活死人”，而移民却是虽保有生命但其生命得不到保障的“赤裸生命”。二者的同构性使得为文明社会所压抑的，对移民的恐惧在丧尸形象上找到了移置的载体。由此，愈演愈烈的移民危机在丧尸那里找到了令其得以“回返”的突破口。
“怪物”、“怪异性”与“常态”：哲学家们的反思
在上文中，我们全部的论述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怪物”是一种对“常态”的偏离。只有当我们秉持这一前提时，它的出现才会在颠覆“常态”的同时揭示出“常态”的荒诞，进而令我们产生“贱斥”和“接近”的情感，并启动对“常态”的间离与反思。而这一前提可以追溯到一系列由来已久的哲学信念。在“论动物的生殖”中，亚里士多德曾论述“怪胎”的产生。他表示：
当某些事物若循乎常例应行的方式出现而今却以另一方式遭逢时，就称为反乎自然。实际上怪胎诸例固然有违于动物界的现行规范，若试详究其蕴，也不全出偶然，而还是循从于某些可捉摸的方式的；当合乎自然的式因（本因）未能操持自然的物因（原料）时，便发生怪样。
简言之，基于“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各个物种的“形式因”规定了它们的“正常形态”。而“怪物”和“怪异性”则被定义为“质料因对形式因的偏离”——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怪物偏离了其所属物种的“正常形态”。
在中世纪到现代早期，人们倾向于认为“怪物”一词源于“显示”（monstrare）或“警告”（monere）。一方面，他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怪物是对”形式因”的偏离；而另一方面，怪物的出现被赋予了更多的解释学意涵：怪物之所以出现，往往是为了“显示”某种讯息、预兆或警告。例如，1495年台伯河发生泛滥，据说有人在河床上发现了一具长着驴头的怪物尸体，当时的人们普遍将其视为不祥之兆。而这一怪物的图像后续流传到了德意志境内，马丁·路德和梅兰希顿在与天主教互相攻讦的过程中对此加以应用，将其解释为天主教会腐败和上帝不悦的标志。蒙田在《随笔集》中也记载过一名畸形儿：他只有一个脑袋，但这个脑袋却和两个躯干连接在一起。蒙田显然对时人以“预兆”来解读“怪异性”的做法十分熟悉，他说：
“这双重的身体和这些不同的器官，连结在同一个脑袋上，这真可以给国王提供一个好预兆：我们国家的各部分将会继续置于他和谐的统治下。不过，还是不去管它吧，免得将来事实与此不符，最好等事情发生后再来作预言，以便事实与预兆相符合。”
然而，以特定的“预兆”来对“怪异性”加以解读，这一举措本身显然就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蒙田对这种解释方式也多有嘲弄。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常态”和“标准”是否真的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一般边界分明？关于这一问题，现代早期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随笔集》中，蒙田认为：
“我们把违背惯例称作违背自然，其实世界万物均为大自然的产物……我们所谓的畸胎，在上帝的眼里并不是畸胎。上帝的创造无边无沿，他所看到的形式也是无穷无尽。看来，使我们不胜惊异的那个形态，不过是同一类的另一种形态，只是人类尚未认识罢了。”
而约翰·洛克也在《人类理解论》中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僧侣圣马丁出生时形貌丑陋，几乎“被逐于人类之外”，甚至有人想将他处死。但圣马丁最终侥幸得活，并成为了一名德高望重的僧正。洛克由此认为，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物种间确定不移的界限。人们用以进行区别和分类的“标准”及“本质”无非是“人为制定”的“名义性本质”。因此，“正常”与“反常”的界限只是人类的赋名和建构，并不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且此类界限也需要根据人类的实际生活经验来予以灵活调整。
不难发现，蒙田和洛克的观点与“怪物电影”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借由“怪物”的存在来揭示出“常态”中的不尽合理之处，并主张对常态加以反思和调整。而相较之下，当代的后人类思潮则显得更加激进。在相当一部分后人类学者看来，仅对“常态”与“反常”的差别进行反思和调整并不足够，此种差异需要彻底被“取消”。在哈拉维的作品中，她所倡导的是一种多物种（包括所谓的“怪物”）之间不分彼此、无计差异与优劣的共存。如她所说：
“在最好的意义上，克苏鲁们是怪物：它们展示和履行了地球诸物种的进程和生物在物质层面的多种意义......在怪物纪中，彼此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是对人和资本的命令最激烈的回应。”
在亚里士多德和蒙田、洛克那里，怪物仍然以他者的面貌出现，是令人们感到“震惊”乃至“悚然”的存在：二者的不同仅在于，在亚里士多德眼中，怪异性与常态截然对立；而在蒙田、洛克那里，怪异性则不断冲击常态，迫使常态做出调整和变更。但在哈拉维眼中，怪物彻底失去了“他者性”，也不再令人觉得可怖。正如学者姜宇辉所评论的：在这幅“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浪漫图景之中，曾令亚里士多德殚精竭虑的那种怪物的可怖的强力和暴力早已荡然无存。甚至在洛夫克拉夫特那里如此骇人听闻的“克苏鲁（Cthulhu）”这个终极怪物，也在哈拉维的生花妙笔之下无形间化作创世神话中那孕育万物的温柔母体（Chthulu）。
当怪物不再“可怕”
与“怪物”不分彼此地共存，这样的结果是否真的是可欲求的呢？对此，另一部丧尸电影，上映于2004年的《僵尸肖恩》或许可以给出一个回答这一问题的视角。
和不少丧尸电影一样，僵尸肖恩试图用“丧尸”来隐喻人们物化而麻木的生活状态：主人公肖恩并没有变成丧尸，但其生活却与丧尸无异：四体不勤，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人际关系，以机械重复的方式度过每一个日子，唯一的乐趣是和肥宅好友一起打游戏……但和以往的丧尸电影不同，带来此种物化生活的“常态”并没有随着丧尸的爆发而被颠覆。相反，在影片结尾，军队力挽狂澜，生活恢复常态，而“非人”的丧尸竟也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发现丧尸还保留着“生前”的习惯，因此：“喜欢当超市营业员的僵尸继续在超市门外整理推车；一个女人每天与自己的僵尸丈夫同床共枕，肖恩甚至可以继续和他变成僵尸的肥宅好友一起打游戏……”轰轰烈烈的丧尸爆发不过是向“庸常生活”这潭死水中投下的小小石块，涟漪散后，人们继续麻木而物化的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僵尸肖恩》的结尾正是哈拉维“共存”理想的实现。人们真正和“丧尸”这个“非人”不分彼此地生活在了一起。但与这种“共存”相伴的，却是人们失去了对自身生活之“常态”加以批判的可能。“丧尸”的存在本应带来“怪怖”和“惊惧”，让人惊觉“原来我过着和丧尸无异的生活”，进而“揭穿”生活背后的物化机制；但在《僵尸肖恩》中，反而是物化机制把“丧尸”拉入了这种一潭死水的状态，人们毫无惊惧地接受了丧尸成为生活的一员。
由此不难发现，我们诚然不能过分地执着于常态与反常的区分，这样的区分很容易导致对他者的贱斥。然而，人们在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思考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以他者作为自己的参照。以此观之，彻底取消自我和他者的区别将令人们失去反观自身生活的可能。而且，此种行为往往不是真正地包容他者的他性，而是将他者拉入自身的“常态”之中——就如同《僵尸肖恩》中人们平定了僵尸暴乱后，让僵尸继续参与人类生活。这看似是与他者共舞，实际是令僵尸转变为人类社会这一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将其拉入人类生活的同一性暴政。
在《市场的怪物：僵尸、吸血鬼和全球资本主义》（Monsters of the Market: Zombies, Vampires and Global Capitalism）一书中，作者引用阿多诺的话：在精神分析中，只有夸张的才是真实的。在一个如此“平乏”而“庸常”，仿佛一切都可以被“正常化”和“自然化”的生活世界中，“怪物”所带来的惊惧或许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造成间离、令主体获得一段对生活加以反思的距离的方式。正因如此，保留对“怪物”之为“异常”的认知，进而保持怪物的“恐怖”能量，或许也是在保卫我们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