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否成功做完它的美国梦？这可不好琢磨，左翼和右翼的领导人均如是说。然而在《拒绝平庸》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本振奋人心的新书作者——经济学家泰勒•考恩为我们做出了预测。考恩先生可是舆论的常客。在他2011年的《大萧条》一书中，他表达了美国将完全消耗其广袤土地上触手可得低垂之果——无数的劳动力和新兴科技。在他的新书中，他表达了“美国将在自动化和越来越廉价的电脑技术的沃土上慢慢腐蚀，而这才刚刚为人们所察觉”的观点。
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未来，缺失“平庸”工作，大部分人的生活低沉平淡。10-15%的美国精英们有脑力和自制力去掌握未来科技并从中获得回报。他预测，他们的生活将富丽堂皇，蒸蒸日上。而其他民众将过着毫无起色，甚至工资逐步减少的生活。因为他们的雇佣者们将以一种“令人消沉的精准度”来测量他们的产量。普通民众的少部分会崛起，从服务提供者到富裕阶层。极少的一些会一路匍匐前行，直至成为社会精英（廉价的网络教育将为其提供通道），而这些事例则会使“英才制度”的观点越发的流行：成功忽视落在发展后头的社会阶层。
考恩先生的观点既不过分积极也不过分失真。在他的描述中，错误和平凡将无以遁行：例如，不断壮大的评分等级制将暴露平庸的医生和不积极服药的病人，否则便是拼写错误。在劳动力市场挣扎的年轻人，将更重自觉性而非强健体魄。当收入缩水，人们将涌入设施简陋、热烘烘的乡下。这使农贸市场和自行车道“心焦不已”。人们将接受低水准的社会服务，以求交更少的税。这些让人听得难过，但却是真实的社会趋势：60%的雇佣者们早关注起了年轻应聘者的信用状况；年轻男性的失业率很高，大量的移民数年来一直搬向低税率低服务的德克萨斯州。左翼党人坚信社会的不平等是暴动的药引。而考恩先生对此表示怀疑。正如在电动游戏中把未发生因素归为汽油弹的点火线未免有些笼统。在美国的老龄化人口中，人们将倾向于传统，他认为。在那些经济落后的人群中藏着许多茶党人士。给穷人的帮助将被谴责，而帮助老弱将继续进行。他不认为保护主义将是个问题，毕竟大部分能在海外进行的工作早已转移过去了。他继续阐述到，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生活在收入平等的黄金年代，然而社会却谈不上安定。与其相反，在中世纪，社会反而平稳。
即便考恩先生预测的一小部分成为了现实，他对政治单极化的认识还是过于乐观。跨代的纠纷使1960年代如火药般，一触即发。而在这个时代，它将卷土重来，并以一种新的形式—为争夺稀少资源的经济竞赛。中世纪，社会相对稳定是因为农民不能投票选举。而今天闷闷不乐的选民们将成为野心家的口中困兽，被煽动、挑唆，相信他们兜售的“社会问题将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解决”。从排挤外国人，到为富人服务的税收系统，再到严酷的，自我否定的犯罪政策。然而，考恩先生的主要观点依然合情理：社会将迎来极具庞大的改变，它无法阻挡。
关于这点，政治家的回答极为轻佻。巴拉克•奥巴马称美国贫富差“我们未尽的事业”，数十年正在进行的不平等问题。请想想科技，他告诉观众，它是如何缩小旅行代理商、银行职员，及其它中产阶级基本工作规模的。同一时间，全球竞争也使得工人讨价还价的本钱削弱了。至此，人们不再相信政府有帮助他们的能力，他伤心地说。然而，奥巴马同时说到政治黑暗是人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他指责那些数年工作却只为扭曲的利益而服务，散播“巨大谎言”的人们：政府干预要么是有害的，要么是一个从中产阶级口袋里抢走税费的阴谋，并让贫穷如雨般降临到他们身上，尽管这本与他们无关。政治有着“变成一个零和博弈，少部分人玩得很好，而大部分来自不同种族的家庭奋力拼搏争抢一块还在缩水的饼干”这样的风险。
共和党人的意见与其不同，较为狂热。佛罗里达州的议员马卡•若比欧（Marco Rubio）。一位古巴移民的儿子，说如果他不是在动荡不堪的战后美国出生的，那他很有可能是一个自以为是的酒吧服务生。在8月30号“保卫美国梦峰会”（Defending the American Dream 0Summit）上他控诉奥巴马用噩梦般大面积的政府债款，“阶级共荣（class warfare）”税使美国经济复苏计划就此窒息。这些规则扼杀创新，这些福利过分慷慨。然而，绝大部分的美国民众比过去更辛苦地工作，更难维持普通生活水平，若比欧先生吼道，“有些人”还避免工作，因为有政府的补贴，而这些和他们上班时赚的钱差不了多少。简单地说，两边都从不厌倦地讲诉对方是如何摧毁美国梦的。然，没有一方能解释，说服我们，如何才能复兴美国梦。
什么？泰勒（Tyler），没有反对？
当被问及其权利局限性的时候，奥巴马抱怨无法“和潮流作斗争”，这种潮流压榨中美洲移民，而不是为他们解决问题。共和党人却“想要加速此类潮流”。
共和党党首在这方面提出众人合掌的减少政府开支计划，又称拯救“美国梦”计划。他们说减税和放松管制会使私企投资开始新的繁荣。事实上，私人投资和政府政策之间的联系从未如此整洁过，而这类繁盛并不会阻碍中产阶级的工资提升。
许多选民们都记得这样一段时光：工作努力，经济就有保障。但这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或女性来说，算不上事实。而问题仍等待回答：如果考恩（Mr Cowen）是对的，该怎么办？如果今天85%的底层人民一直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在一个建立在希望上的国家里，这样问题的回答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政治家们不能一辈子都回避考恩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