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局限性的同时，方言也有着自己的文化地位。社会流动已然不利于方言，以无用的名义把方言推向悬崖更显得简单粗暴。
电视监管部门最近的一项声明提出，电视节目主持人只能使用普通话，不可使用方言。
这让我有点惊讶。我现在住在北京，没听见哪个节目里有方言。小时候在浙江，我能调到讲上海话的广播节目，后来在广州读研究生，也看到过不少电视节目讲粤语。据我所知，方言出现在节目里是少数现象。
我对方言的看法曾经很消极。在中国，有关于方言数量的学术研究，但对于方言的界定还莫衷一是。从我长大的地方走半个小时，周围人的口音就会发生改变。仅仅通过你说“我”、“你”、“他”的口音，人们就可以判断你是哪里人。这并不有趣。这意味着各个村子都有互不相同的方言。自然而然，走得越远，口音差异就越大，一直走下去，你会到达一个全然听不懂别人都在说什么的地方，这样一个地方对你来说简直深不可测。
我能想象初到上海的北方人在问路的时候遭受的打击。第一次听到粤语“下午”的时候，我还以为人家说的是“下周”。总的来说，越是接近普通话的方言，越是容易听懂。普通话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所以最难懂的方言都在南部。这还不算少数民族语言，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一屋子人各说各的方言，互相猜测对方在说什么，这场面混乱可笑。在革命老片里，所有的领导都说方言，但人物之间相处融洽，即便是低声略过的字眼也不会被听的人漏掉。我觉得那时方言是互相理解的一种巨大阻力。方言把一个国家分成上千个部分——如果这能数得清的话——每一个小部分都是独特的，也都是与世隔绝的。
那时，每个中国孩子都要学习两种语言，确切地说是一种语言的两个版本——家乡话和普通话。有些孩子要在学校说普通话，在学校外面说本地方言。因此人们要学会在这两种语言之间切换。一个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带有多少方言口音，这在不经意中透露了他的受教育水平。只会说方言的人往往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
当然，在一个没有多少流动性的年代，人人都说方言也没什么。事实上，不经意地和家人、邻居、甚至校外碰到的老师说起普通话，还挺奇怪的。
在全国四处旅游，阅读了更多乡土文学作品，我已经开始学会欣赏方言的美妙。方言会给远游者带来沟通障碍，但如果使用得当，也会为文学艺术增加本土气息。每一种方言都有很多在普通话里找不到的表达方式。这是我们的语言财富，我们却消受得理所当然，因为方言不是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就是让我们全然听不懂。
张爱玲的小说里弥漫着上海话的经典表述。她曾经谈到过上海人的感叹词“nao”，这个词的用法在情景上很像“well”，用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就如英语里的“well”，这个词在普通话里没有全然对应的说法。像这样的小细节使文学丰富而有个性。你能把老舍戏剧作品《茶馆》里的北京话都翻译成标准普通话吗？你当然可以保留每句话的意思，但你无法保留成就这部作品的生动口语。
近几十年，笑星赵本山推广了北方方言，成绩突出。“忽悠”这个词（意为蒙骗）在中国南部原本很难听到，随着赵本山小品的流行，这个词也出现在了汉语字典里。
方言从沟通障碍变成了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我不知道这种转变的拐点在哪里。然而，偶然在家乡发现街边玩耍的孩子说着普通话，我猛然发觉很多方言都前途暗淡，时日无多。很多方言再经过一两代人就会消失。也许就在我的有生之年，这些方言会成为书上的墨迹，境况惨淡堪比算盘——有学者研究，有政府保护，却没有民间的日常使用。
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压制方言的工作看上去是出于好意，实际上缺乏考虑。在一个到处需要大量沟通并有着高度流动性的时代，普通话重要性的依据是它的必要性。即便是在家精通双语的少数民族同胞，也要依靠普通话在家乡之外找到工作。
我们要教给每个中国孩子说普通话的能力，但不需要以牺牲方言为代价。孩子们可以同时熟练掌握家乡话和普通话。孩子们失去了说方言的乐趣，因为大家觉得说方言的人“逊”，觉得方言不好玩。不是每个人都有以方言为基础表演小品的天赋，不是所有方言小品都和赵本山的作品一样拥有全国各地的观众，赵本山的成功很难复制。但现在是我们将方言看做财富而不是负担的时候了，方言能够丰富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无论政府是否干预，多数方言都将消失。促成方言的消失没有意义。方言需要出现在地方电台和电视台节目里，应该限制的只是比例，方言太多会让外来者难以适应。我注意到有些娱乐节目将方言和普通话混杂在一起，细想之下，这真实反映了目前语言融合的情况。
任何情况下，方言都不该隔绝外来者。中国的所有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们是我们的地域身份，让我们对家乡心怀自豪。只要跨方言交流能够保持流畅，没有人因为听不懂方言而被疏远，传播标准方言会话就没有错。有的时候讲方言不合适，会把别人排斥在群体之外。不过，谁知道呢，有些方言里的说法也许能找到通往普通话的途径，最终为大江南北的人们共享。
（作者：周黎明；译者：张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