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Intelligent Life杂志报道，1993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卡延（James Cutting）参观了巴黎奥赛博物馆( the Musée d’Orsay )。他见到展出的雷诺阿描绘巴黎人的杰作——被称为印象派史上最伟大成就之一的“煎饼磨坊的舞会”(Bal du Moulin de la Galette)。相反，他被旁边房间的一幅画作吸引到了。画作呈现了从巴黎屋顶角度看到的迷人而又神秘的雪景。卡延之前从未见过此画，也没听过其创作者居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
这就引起了他的思考。
你是否曾沉迷于一部小说，并吃惊于它未列入经典书籍？或者围绕一座被大众称为经典的雕塑，努力想着人们为之着迷的原因？如果你曾这样，或许你也会思考卡延那时思考过的问题：什么样的艺术该称为伟大？
最直觉的答案就是这些作品因其伟大而伟大：固有的品质。有些作品占据着美术馆的极佳位置，或曾被老师当作范例教授给学生，或多次出现在书中。它们历经时代变迁，向世人证明其自身艺术价值。如果你没有看出它们的过人之处，那就是你的自身问题。这恐怕是最简洁的解释。但是，某些社会学家仍询问着这些棘手的问题，这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那些艺术真作仅仅就是历史事件的缩影。
身为康奈尔大学教授，卡延想知道是否有一种心理机制，即广为所知的“简单暴露效应”（mere-exposure effect）在决定哪些画作称为艺术殿堂顶级作品的过程中扮演者角色。1968年目睹了一创新性实验，人们眼前一系列的抽象图形快速演替。某些图形会重复出现，但是因在人眼前停留短暂而未被注意到。当被问到，在这些随机出现的图片中哪张最合意时，他们选择那些自己不熟悉但出现次数多的图片。即使无意识下的相似性也能产生此类情感。
回到学校，卡延设计一项实验去检验他设想的真实性。在演讲的过程中，卡延将两秒设置为单元组，有规律的地给大学生出示印象派的作品。某些作品在业界已为权威，也出现在艺术史书中。其它作品名气不大，但质量也有可比性。这些画分四次展示。在此之后，学生们对这些作品的喜爱度超过被奉为权威的作品，尽管对照组学生最爱的仍是经典之作。卡延的学生喜欢这些作品的原因只是因为看到它们的次数相较而言更多。
卡延认为，他的实验结果反映了权威之所以权威的过程。他指出，当今印象派中多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作品貌似被19世纪晚期的五六位富有且影响力大的收藏家收藏。这些人根据自身的喜好，帮助某些作品赢得声誉，使它们更有可能被悬挂在美术馆内或者印在画集中。随着时间而积赞下来的赞誉，就能从其简单暴露效应中获得优势。人们看到“煎饼磨坊的舞会”的次数越多，对它的喜爱程度越深。人们越喜欢它，出现在课本、海报或者大型展览会中的可能性越大。与此同时，学者和评论家精心对其卓越之处做出解释。毕竟，并不是所有人有能力去鉴定眼前频繁出现的所见所闻。正如当代画家（比如霍沃尔（Warhole）和达米恩（Damien Hirst））这般理解，作品是否能得到好评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宣传力度。“学者，”卡延说道，“在简单暴露的影响下与常人无异。”
卡延设计的实验孕育了一套原理，社会学家邓肯·沃茨（Duncan Watts）称之为“累积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一旦某事物变得出名，它可能会一直很出名。多年前，微软雇佣沃茨去研究社交网络的动态性。那时的他在巴黎另外一家博物馆与卡延类似的经历。“蒙娜丽莎的微笑”画像被放置在防弹且温度受控的盒内。当邓肯排队买到票去观看“蒙娜丽莎的微笑”画像时，他边走心里边迷惑：为什么人们认为“蒙娜丽莎的微笑”的价值超越同屋内的其他三部达芬奇作品，而不去“施舍”给它们一点关注？
当沃茨研究“历史上最伟大的画作”时，他发现“蒙娜丽莎的微笑”自创作以来因其晦涩难懂而未被大众接受。19世纪50年代时，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不被认为可比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提香（Titian）和拉斐尔(Raphael)，他们的画作的价值大约是“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十倍。也就是在20世纪，达芬奇的画像迅速地登上首位，而其原型是达芬奇主顾的夫人。这件事的推动力不是源于学者的再评定，而是一起盗窃事件。
1911年时，卢浮宫的一位维修工将“蒙娜丽莎的微笑”藏在工作服内带出博物馆。巴黎人对此盗窃事件很是气愤，而在那之前人们未关注到此幅画。当博物馆再次开放时，人们排队去看“蒙娜丽莎的微笑”曾悬挂过的缺处，在此之前，人们从未为之这般疯狂。警察被难住了，他们在某个时间传唤名叫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参与者，而巴勃罗那是很害怕。“蒙娜丽莎的微笑”在两年后才回到卢浮宫，而偷画贼是一个名叫佩鲁贾·波拉各(Vincenzo Peruggia)的意大利工匠，当他准备将之卖给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Uffizi Gallery)时被抓到了。
法国民众对此很是惊讶。而意大利民众欢迎爱国者波拉各带着画卷回家。全世界的媒体竞相报道，这就使得“蒙娜丽莎的微笑”成为风靡全球的首福画作。从那时起，“蒙娜丽莎的微笑”开始代表着西方文化。1919年时，当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试图通过一场标志性演出诋毁此高雅的典作，他使得“蒙娜丽莎”长出了山羊胡，结果却巩固了其在流行大众中的地位，同时也是伟大艺术的缩影（或者就像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完美”）。纵观20世纪，音乐家、广告商和电影制作者为了自身利益而用到该画的名声。然而该画作——用沃茨的话说——“回归本位”。尽管波拉各未将“蒙娜丽莎的微笑”带回祖国，但是他成功地使得该画作受到万民瞩目。
“蒙娜丽莎的微笑”在绘画界获得无可比拟的地位完全归功于其高超的绘画技巧，这种说法看似不太可信，尽管众多业界人士做过尝试，要让人们相信这点。据说，画中人物的眼睛会跟随屋内人的角度而“转动”。但是正如此画的传记记者唐纳德·萨松（DonaldSassoon）暗讽道，“事实上，这种效果可在任何人物画像中体现。” 邓肯·沃茨表示“蒙娜丽莎的微笑”只是普遍理论的一极端例子。随机事件或大众偏好可形成极大影响，使得画作，诗作及流行歌曲的地位起起伏伏，流传万代。
“说文物有价值，” 布莱恩·伊诺（Brian Eno）曾写道，“就像说电话能去交流似的。”几乎我们为之着迷的文物都被强加给惯有的看法；去观看“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民众都清楚他们将会看到艺术史上最优秀的作品，并且距离画作很近，怀揣着敬畏——或者失望。一位观看话剧《哈姆雷特》的观众了解这是天才的作品，而这也是他看到的全部。沃茨甚至莎士比亚的出名为“历史的偶然”。
在哥伦比亚大学中，一位名叫沙姆斯·可汗（Shamus Khan）的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定义“伟大”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与艺术价值决定的地位相似。他指出，在19世纪的美国，“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的标准清晰可见。一位钢铁巨头在晚上的娱乐方式可能包括听歌手唱歌或者观看魔术。但是在20世纪初时，富人们努力使其社会价值高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他们改变自身爱好，投向定义更狭窄的“高雅艺术”。为了能在俱乐部中长期存留，他们在歌剧院买一盒子或者手机印象派画作。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时人们不再纠结于严格的高低艺术之分，但仍在使用文化定义自身认同，虽然方式较之前相对轻缓。可汗说，当今较为流行的“折中主义”——“我爱巴赫，阿巴乐队和肖恩卡特”——对于波西米亚中产阶级而言，这是种新方式，凭此他们将其自身区分于在社会等级中认为爱好较窄，且低于此阶级的民众。
在外界看来，一份艺术作品内在品质最不为重要。但这或比社会家们定义地那般有意义。首先，一部作品要保证其质量才能列为顶尖作品行列。“蒙娜丽莎的微笑”或许并未世上价值最高，但其首先身在卢浮宫，且非偶然。
其次，一些作品只是简单地比其他作品好。在读完与莎士比亚同时期最优秀的作家作品后去读“哈姆雷特”，它们的区别会让你豁然开朗，关于这点是无可争辩的。试比较“存在或陨落”与任何一句来自马洛或韦伯斯特的独白，你会发现莎士比亚是站在自身立场。虽然莎士比亚发出不可思议的意识思维，连同彷徨，脱离和洞察力。沃茨可能会说我在逃避自我，这同样也是无计其数的读者和学者所得到的结论。但是对于莎士比亚的文学统治地位，那种解释最为吝啬那？
一份来自《英国美学杂志》的研究调查显示“暴露效应”并不适用于所有事情上，并且列举出真作形成的不同结论。以卡延的实验为基础，调查员们重复此行为，即向两组学生展示两位画家（英国前拉斐尔画家约翰·埃弗雷特·米莱和美国平民主义画家托马斯·金凯德）的画作。金凯德描写乡村绚丽的景象是低俗作品的缩影——评价劣质艺术的黄金标准。研究员们发现正如你想象到的，鉴于简单暴露效应，学生们更倾向于米莱的作品。但是他们对金凯德的喜爱程度没有那么深。时间使得暴露效应孕育了优秀艺术家。
社会学家正确地讲出我们对待“伟大”应持少许怀疑态度，并且应该经常去下间屋内看看。即使是专家也会被伟大艺术和平庸之才弄混。所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多看多读的原因。我们越多地观看好坏作品，我们就会更好地了解区别。这就是折中主义者所持的观点。
“蒙娜丽莎的微笑”及所有光环于一身，且身处卢浮宫，受到爱慕者的折服。或者他们如同小羊需要呵护？
关于作者：莱斯利工作在广告部，且是《天生谎言者》（Born Liars）的创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