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约翰逊研究了双语的优势。其中包括工作中更优秀的“执行能力”（涉及大脑计划和排序的能力），更好地抵御老年痴呆症，显然还有拥有使用第二外语的能力。但是还有一个优势没有被提到。许多可以使用多种语言的人在使用不同语言时，都拥有不同的性格，甚至是不同的世界观。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概念，自己本身可以通过掌握两门甚至更多语言而开阔。显然用这种方式（接触新朋友，文学作品等等）本身是可以得到开阔的。然而它并不同于大多数人所声称的运用不同的语言时拥有不同的性格。像之前的经济学家同事所说的在使用希伯来文时要比使用英文时粗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于1941年逝世，他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世界观的编码，对说话者都有很大的影响。这被称为“沃尔夫主义”（Whorfianism）。很多人对这个想法持怀疑态度，其中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曾于2010年对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辩论。但是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语言可以塑造思想。
这个影响与第二语言的词汇或者语法没有必然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都不能对两门语言掌握到一个程度。许多人在家跟父母学习一种语言，通常是一段时间以后再在学校学习另一种语言。因此，双语使用者在不同的语言中都有不同的强项和弱项。而且他们不一定是第一语言掌握得最好。举个例子来说，在接受外语测试时，人们不太可能像母语测试时陷入认知陷阱（回答问题的答案很表象化但是却是错误答案）。这是因为人们使用第二语言时思考会变慢。难怪人们觉得说外语时不一样。也难怪他们在说从小就接触的母语时感觉更宽松，更自发，或许是更自信的或者是更有趣儿，亦或是更加迟钝。
对于“摇篮中”的双语使用者又是怎样的呢？他们在使用两门语言时也不能一样的优秀。但是即使是说话者拥有几乎对称的双语使用能力，在使用语言时也有其他原因让他们的感觉不一样。这是因为双重语言和双重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
许多双语使用者并不能掌握两个文化，但是一些人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不必感到惊讶，那些掌握两个文化的双语使用者在使用两门语言时不会感觉有所不同。心理学实验已经展示出“事先提供的信息”（不被注意到的小的因素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的力量。例如，人们讲述幸福的故事可以让他们有好的心情。在两种语言之间的选择会提供很多信息。对于掌握双重语言双重文化的波多黎各人来说，在纽约讲西班牙语而不是英语，会更有家的感觉。而换成英语会使同一个人想到学校或是工作。
因此，有两个很好的理由（非对称能力以及事先提供的信息）让人觉得说不同语言时有不一样的感觉。然而，我们仍留有第三种说法。最近我们在普罗旺斯采访到经济学家Athanasia Chalari，他给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希腊人说话声音很大，而且经常打断对方。这是由于希腊语的语法和句法的原因。希腊人说话时，句子以动词开始。动词的构成包括大量的信息，因此在第一个词说出来后你就已经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样就很容易打断。
希腊语中有什么内在原因鼓励希腊人打断吗？约翰逊将信将疑。人们似乎喜欢讲他们的语言中固有的特性以及这些是如何影响说话者的。法国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团队曾经提议，甚至是有些自我奉承地说道，法语是欧盟的唯一官方语言，因为其所谓的严谨和精密。一些德国人认为，吧动词放在句尾能使语言更具有逻辑性。但是语言的神话并不总是自我奉承：许多语言学家认为他们的语言不合逻辑而且很难。就像我们看到太多的书中都写着“只有英语是在车行道上停车，在停车场中行车。英语一定是世界上最疯狂的语言！”沃尔夫式的故事都有将语言特殊化的（自然）趋势。我们也看到了国家与个人的形象开始重叠：法语的严谨，德语的逻辑，英语的俏皮。正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Chalari女士至少提出了从语法到性格的具体的，看似有道理的一系列因果关系：希腊语中，动词最先出现，并提供很多信息，因此容易打断。问题是世界上许多毫无关联的语言都把动词放在句子开头。世界上许多语言的词形都曲折变化，而且在动词中涵盖很多信息。如果这些毫无联系的语言的使用者们都更容易打断对方，这将是惹人注目的发现。例如，威尔士语也是动词先行，词形的变化也像希腊语那么多，但是威尔人谈话时就不那么爱抢话。
新一代的沃尔夫学派还在继续提供证据并做出分析，为了证明不同的语言会导致人们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其中一项研究即将面市：四月即将出版的阿内塔·帕夫连科（Aneta Pavlenko） 的“双语思维”。 帕夫连科女士对弗朗西斯·格罗斯津（François Grosjeanhere）说道。与此同时，约翰·迈克伍德（John McWhorter）则在即将于二月出版的“语言骗局”中提出相反的立场。我们将回到这场辩论中来。但是强大的沃尔夫学派不需要大量的人对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