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非之间的跨国婚姻数目正不断攀升。对一个以单一文化出名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并不见易。
最近一个周六的晚上，乔伊（音译）和乌戈·奥孔科沃（音译）经营的餐馆顾客满盈。晚餐时间，这位尼日利亚籍餐厅赞助人和他的中国女伴言笑晏晏，谈话中夹杂着英语，粤语和尼日利亚方言——在这个繁华的南方港口城市，此景屡见不鲜。
同样的，如乔伊和乌戈那般的结合也是司空见惯了。在毗邻香港的广州，日益密增的非洲商人和华籍非民娶到了中国妻子，像乔伊和乌戈这样的混籍家庭亦在努力克服诸如种族、国籍之类的难题——毕竟在这个国家，人们惯性地对自己的单一文化引以为傲，更偶尔会萌发激进的仇外心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了。
乔伊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说着一口带了西非口音的英语——这都是跟乌戈学来的。乌戈则来自尼日利亚东南部的阿南布拉州。乔伊的中文名字叫做李洁依，她说，大家总是稀奇地看着她两岁的小女儿阿曼达，试图获悉她的父母是哪国人。
“外国人说她(阿曼达)长得像我，中国人却说她长得像她爸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乔伊一边说着，一边忙碌地在餐馆打转。
中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却有90%的人口属于汉族；仅有0.04%是外国人，比如说非洲人。因此即使是在广州这样一个曾经以坎顿之称闻名于世的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里，外国人依旧很抢眼。在广州，有2万左右的非洲人（大部分是尼日利亚人）居住在此，成为这座城市最大的外国人团体之一。当地媒体曾报道过，若算上游客及不具有效签证的非洲人在内，真实数据可能接近10万。据这些团体估计，现如今在广州大约有400个中非混籍家庭。
对于非洲人来说，定居中国从未令人省心。欧美国家的人由于本国经济实力强大而受到一定的尊重，非洲移民却往往因为国人的错误成见颇受歧视，就如在《中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一书中，作者M·杜容·约翰逊（音译）所写，中国人认为“他们在非洲仍不能掌握国家主权，”“所以中国人自认‘我们肯定过得比他们好’”。
约翰逊还说，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当混籍婚姻切实诞生，非洲人就可能获得比一般中国人更良好的教育或者更多的财富。“社会歧视可能依然会存在，但他们依旧能积极向上。”
混籍家庭在中国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复杂的户籍制度和日益苛刻的移民法给许多非法滞留的非洲移民树立了屏障，更加剧了假结婚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只有居住期满5年，外籍配偶才能符合户籍制度的要求。每四个月，广州为数不少的非洲人就要更新签证，同时面临与家人分离的无休止威胁。
乌戈十年前来到中国，因为发现在尼日利亚，他根本做不起生意。一开始，他从中国进口衣服到尼日利亚转卖，并最终靠手中掌握的尼日利亚一些公司的服装订单挣了一笔钱。他用其中的部分收益和乔伊——约四年前与之结婚的妻子一起开了这家餐馆。乌戈曾打算回家乡开始做点别的生意，但他不确定他的家人能否适应那里的生活。
乌戈说，对他岳父母来说，种族从来就不成问题。粤语和普通话他都会说，也尊重他的妻子对岳父母的赡养义务。然而，一些于他不甚了解的本地人却认为他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偶尔甚至会辱骂他。乌戈直言：“你去租房子，他们就说‘你是黑鬼，给你房子也没用。’”
他总是直面这些人，有些人会道歉，然而有些人则一味厚颜无耻。“现在这种情况好多了”他说，“因为他们逐渐对我们习以为常了。”
在广州，很少有针对非洲移民的种族暴力行为的报道。去年，一位尼日利亚乘客因和摩托车司机当街斗殴，被警察拘捕，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拘留所里。这事虽曾引发抗议，但也没什么相关报道。
许多非洲人也担心他们会被迫妥协于中国政府的规定，放弃做父母的基本权利。在中国，一些混血儿童除非以中国母亲的姓氏注册登记，否则就不具备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身份证证明文件的资格。孩子需要身份认证来注册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如果没有就不得不支付学费。
很多非洲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接受这种规定。比如说奥朱库·爱玛（音译），非洲社区团体的领导，他也娶了个中国妻子，如同很多非洲人那样，他坚持子女跟随自己的姓氏，最终只得每年花费2000-5000元人民币的学杂费（大约300-500美元）。
“教育的费用很高，这让大部分孩子都上不了学，”爱玛先生说。他还说，社区一直试图建立一所中非学校，教学楼都有了，但还需要外交介入才能使其合法化。
公众普遍持一种认识，跨种族家庭依然是个禁忌，支持混籍家庭组织的领导俄勒克乌·芝肯迪（音译）说道。他也是广州第一批和中国女性喜结连理的尼日利亚人之一。他说，当初他的中国亲戚（党员）甚至还怕因为亲人跟一个非洲人结婚而导致自己被开除党籍。但什么也阻止不了人们相爱。
“爱没有任何界限，为了你的挚爱，你可以做任何事。”芝肯迪说道。
